网易电子杂志—黑板报文艺周刊
2000.9.1 星期五总第3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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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何力访谈录 |
| 安缘：（以下简称安）何力,我听了你们的《工业化时代的诗与歌》， 每一首歌曲都从不同的角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你们 是怎么走到一起的？ 何力：（以下简称何）我们不是偶然凑到一起的。之前，每个人在 安：我的一位朋友为这张CD定位，说这是一张“苦孩子”的歌。 何：它至少表明一个信息：在中国唱片市场疲软不堪的今天，这些 安：你怎么理解工业化时代民间歌手？ 何：它绝不是一个空洞的符号，也不等同于以前的概念。在《工业 安：谈谈你的那首《我就生在你要我出生的房子里》。 何：记得终于完成这首歌时，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好象终于 安：我想，每个用心听过这首歌的人，都能感受到它真诚的思考， 何：是的，承受！没有亿万劳动者的承受，无私的奉献，很难想象 安：从这首歌里我还听到你的经历和对未来的展望。 何：我也是在写完这首歌后才意识到这一点。多年以来，为了音乐， 安：什么样的标准？ 何：我觉得再伟大的艺术创造，个人体验，放在无数劳动者中间只 安：你在大学里学的是中文，后来又写过诗，谈谈它和你音乐创作 何：我热爱诗歌。受父亲的影响，似乎与生俱来。可是自从有了音 安：你对现在有一部分青少年疯狂追逐美日韩酷男靓女组合的现象 何：我看到一份报道：韩国NRG 组合来国内演出，那天的首体成了 安：我们是不是也应该保护民族音乐？ |
| 1........音乐大字报之二：“流行音乐”，剥下你的伪装！ |
| 作者：张广天
一、剥下你的第一件外衣！ “流行音乐”的概念最早还是来自西方。英文有Pop music一说。但POP之流行，其义为通过报纸、电台等媒介手段流传出去。可见，这是一种手段与手段之结果。手段是以工业文明（如今又使用了信息文明的手段，如电视）的媒体来传播，其结果是在广大群众之中流传开来。因此，“流行音乐”不是一种音乐形式，而是一种音乐行为及其被社会认可的程度。 既是一种音乐行为，就有操纵行为的主体，行为作用的客体，以及行为运载的内容实质。运载何种内容实质，作用于何种客体对象，都是由主体操纵控制的。不同的社会形态决定了不同的主体操纵。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操纵主体当然是代表资本家集团利益的广播公司、唱片公司和电视传播中心，而传媒装载的内容实质当然也就是体现资本家利益或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起到维护、安定和支持作用的音乐文化产品。 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统治已不仅是针对其国内劳动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它的整个集团统治已全面针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人类财富的80％聚集在西方不到世界人口14％的少数人手中，而拥有人类财富绝大多数的有产阶层完全有效地控制了差不多所有的传播媒介，并通过这些媒介向世界各地的人民倾泻以西方人文主义为核心的音乐文化，以凶神恶煞的面貌要求广大的人民保持缄默。这一现象恰恰体现了资本主义审美主体意识通过现代传媒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暴政、戕害和愚弄。这就是所谓“流行音乐”的实质。 美国民歌学者，人种音乐学家艾伦·洛马克斯在他的专著《歌唱测定体系》的序言中讲到：“今天，由于不知疲倦的电子能沿着长距离的、对立的文化传播渠道推进，所有这些互相隔离的沸腾声音已经被一股音乐与语言的激流所渗透。它向没有广播工具的种族传播的主要信息是：‘保持沉默，听我们的。’” 而这股激流正是表面纷纭繁华、其本质虚弱无力的没落的资产阶级的呻吟和矫揉造作。多少年来，多少形形色色的大公们、老爷们梦想着让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淹没窒息在弄虚作假的恶腐之中。而每一种充满活力的个性声音就像既没有航海图又没有指南针的孤独船只飘摇在急风恶浪、吉凶难卜的大洋之中。
所谓“流行音乐”，经历过60年代的全球范围的大革命，到了70年代以后，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气象。我们今天听到的形式丰富的摇滚乐、电子音乐、演唱组合、爵士乐、布鲁斯等等，原先都不是资产阶级愿意听到的声音。在马丁·路德·金发表《我有一个梦》的演说之后，鲍勃·狄伦唱了举世闻名的《答案就在风中飘》，而在这场几十万人聚会的群众运动之后，毛主席发表了五·二0 声明，以支持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解放斗争。这些如同平地春雷，鼓舞了全球革命者的斗志。随之而来的人民音乐的解放运动像潮水一样冲击着美国反动集团的统治。这场人民音乐的解放运动是以摇滚乐作为先驱登上舞台的。摇滚乐的艺术家们以极其简练的乐队组织形式，按照自由快乐的生命节奏，唱出了人们以爱去战斗的心声。摇滚乐的主要音乐来源是欧美传统民谣和美洲黑人的吟唱。因此，它是一种民间音乐形式。这种形式经受了全球革命的洗礼，经过了青年艺术家的加工，发展成为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的现代民间艺术。摇滚乐在成长的过程中，还带动了民谣的现代化。因此，最后带来的是各种民众喜闻乐见的音乐形式的全面解放。发达国家的这场音乐革命在本世纪末也涉及到许多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那里的人民也用自己的方式积极有效地配合了这桩震天动地的伟业。 然而，资产阶级是一个具备“宽大胸襟”的无赖阶级，像马克思说的，它一千次地站起来宣布扑灭了人民的起义，又第一千零一次地重复它的无稽之谈。同样地，面对人民音乐的汹涌攻势，它作为一个成功的统治集团，可以利用掌握中的足够手段（其中也包括觉醒者的幼稚）来消解、异化革命的胜利成果。80年代以后，资本集团把国内的矛盾转嫁到贫困的南方国家；摇滚乐、爵士乐、布鲁斯音乐、灵歌、民谣等现代西方的民间音乐形式正在被新一代的殖民主义者们利用，被掺和进交响乐、室内乐、无调性音乐等业已成熟的西方音乐作品的糖衣包装之中，包裹起恶臭发霉的资本主义精神内核，以糖衣炮弹的形式，成箱成箱地送到世界各个边缘地区，卸在那里的码头、机场、火车站，被那里年幼无知的青年勇士们吞服。而每一天的每一分钟，那群幸灾乐祸的殖民主义老爷们却在掐算着这些炮弹在我们肚子里爆炸的光荣时刻。 因此，所谓“流行音乐”，是资本主义的殖民手段，不能等同于本世纪以来现代民间音乐的革命成果；而且资产阶级正在阴谋掠夺这一成果最卓越的方面，以占
民间音乐和学院音乐相互依存、相互斗争的历史是整个音乐发展的历史。学院音乐把民间音乐的成果总结提炼就形成了专业的音乐体系，但其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枯竭封闭了，又将继续求助于民间音乐。所以，真正的音乐史并不是几个精彩点的连结，也不是贝多芬、勃拉姆斯、柴可夫斯基的缀合，而是所有民间艺人创造的总和。有关这一点，我在其他文章中已论述过，在此恕不赘言。因此，本世纪中叶以来的全球民间音乐解放运动，必将预示着新的专业音乐创造高峰的到来。但专业音乐是否最终被人民真正掌握，还是最后又重复学院音乐巧取豪夺的历史，是与整个社会的革命方向有关的。 音乐真正由人民掌握，不仅依靠人民的创造，也依靠人民对传媒的完全控制。如果传媒控制在资产阶级手中，那么“流行音乐”就是一种灾难，一种无形的暴力，一种让工农群众的、抑或小资产阶级的、流氓无产者的、原教旨主义的形形色色的良萎不齐的音乐文化当众蒙羞的快餐销售。 上个世纪的学院音乐在今天不能通过哪怕最有效的传媒手段起死回生的事实是资本主义精神灭亡的一个标志，但不能就此掉以轻心。资产阶级在今天借助现代传媒，利用民间音乐形式广泛地传播它的伪人道主义，是一种拐弯抹角朝三暮四的伎俩，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霸占人民的业绩，堆垒起比学院音乐更为顽固的堡垒。 去除引号的流行音乐，将是真正的人民的新音乐行为。那是在人民全面掌握媒介的时代，各种声音通过最先进的技术手段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流传开来。而专业音乐和民间音乐的交替在这里要圈上句号。专业音乐再也不是被少数统治者侵占的学院音乐，而是普及化的、人人都有机会学习掌握的最现代化的音乐创作和演绎技能，是人民音乐的最高形式。所谓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区别将最终消亡。 （本文转载自“音乐大字报”http://dazibao.yeah.net） |
| 1........全球化如大舞台 |
| 作者：[加拿大]基蒙·瓦拉斯卡基斯 莎士比亚曾把世界比作舞台，这舞台曾经是国家，如今是地球。
新舞台
现代版的全球化始于15世纪的航海大发现。到17世纪末和18世纪，重商主义者把治国平天下变成实施经济政策的精巧艺术。后来他们遭到自由贸易者的反对。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重商主义同亚当斯密及其门徒的经济自由主义之间的思想斗争整个1 9世纪未曾停止，胜负难判。19世纪末，我们今天称作“全球化”的状态确已实现了，只不过版本低些罢了。尽管诸殖民帝国以国家为单位奉行新重商主义，将世界分成彼此竞争的贸易区，全球的商品市场还是融为了一体。 两次世界大战及其间短暂的间隙，为失控的全球化猛踩了一脚刹车。大萧条之后，民族国家政府的经济权力达到最大化，控制水平为前所未有。一种法律化的、明确肯定国家作用的混合经济，即凯恩斯主义，慢慢成了正统的经济学教义。民族国家政府扮演了关键脚色。 冷战结束，柏林墙倒塌，似乎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经济合作发展组织集团、亦即那些不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民主国家的最后胜利。其结果，9 0年代初所有人都要模仿西方的制度哲学，减少政府干预削减政府开支。从1988年到1998年的十年间，世界上所有的政府，也不论奉行的是什么意识形态，一律少说少动，让私人部门放开手脚，在世界经济舞台上逐渐取代政府去唱主角。 1998年的今天，世界真正成了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笔下的“地球村”，或美国建筑师巴克敏斯特·福勒（Buckminster Fuller）所描绘的地球号太空船。 新演员 当代全球化的一个近义词居然是“私有化”。而全球舞台上的新演员则有两个已经过景，五个正在走红。 一、过景演员 1 民族国家政府 公司、资本以及技术的跨国流动使私人部门如鱼得水。互连网带来的技术全球化也大大限制了政府干预的余地和效果。民族国家政府正在快速黯淡。 2 次国家政府 包括联邦制国家的州、省级政府以及联邦或一元化国家的市级政府。它们通过中央政府权力的下放而获得了一些权力，却又把全部权利丧失给私家演员，因为它们跟中央政府一样被迫互相竞争，以十分慷慨的条件吸引行踪不定的生产商。 二、走红明星 1 跨国公司 无论是大跨国公司，还是脚踏数国的小企业，无疑都在走红。兼并、收购、战略联合使公司越发壮大，为名角们平添了势力和权力。 2 特殊势力集团（SIG）它们既不是政府也不是公司又不是传统的非政府组织。它们因国而异，可以包括国防军、警察、恐怖组织、黑手党、秘密会社、原教旨宗教团体、宗教机构、纯粹的院外说客等等，可谓形形色色。 3 政府间组织（IGO）二次大战结束以来，政府间组织的数目愈见增长。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政府对全球化做出的回应，是民族国家政府在私人难有作为的领域联合行动的一种努力。单个政府的政策能力正在缩小，而政府间组织的共同行动，其政策能力依然不低。 4 非政府组织（NGO） 这类组织数目庞大而性质迥异。它们唯一的共同之处便是都在政府之外运作。其长处在于从旁配合演员，而不是担纲唱主角。原因有二： 首先，它们也很有可能代表特殊利益集团而不是一般利益集团。 其次，即便有了充分的代表性，非政府组织还是行动乏力。它们可以在公众的思想上下工夫，却没有道义和实际上的权威叫哪个人服从它们的决定。 非政府组织很有可能在新的世界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因为它阐述起立场来要比一本正经的政府自由灵活得多，所拥有的热心听众也要比公司所顾及的股东数目要大。 5 市民社会 市民社会大约由世界上不属于任何具体利益集团的所有公民组成。它主要表现在民意测验、一般人对待各种问题的态度，表现在使用诸如非政府组织等给自己充当喉舌和译员这类事情上。由于市民社会的真相本体仍在五里雾中，好些组织都自称是它的体现，只是体现的方式有时未免此矛彼盾。 新脚本 全球化将带来严重的“失衡冲击”。这失衡至少表现为以下两个‘两重性’。 一、就业鸿沟 1997年底，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有3 600万“显”失业人口，占劳动力的7.1%。所以用“显”字，是因为这个3600万不包括那些放弃寻找工作的人，不包括那些被迫提前退休的人，也不包括那些因没活儿干而继续念书的学生。“实际”工作人口与“总”人口之比更说明问题。整个人口中实际只有3 0%在工作。有这30%，我们所需要的全部鞋子、全部轮船、全部腊封都可以生产出来，原因很简单：技术非常成功地减少了一定产出所需要的人类努力。我们能够以少产多。 “就业”问题的长远解决之道，说到头是几笔交易：（1）极力增加总产出以消化所有潜在的劳动者；（2）通过立法或通过变全时工为零工来减少工时，平均分配就业；（3 ）降低工资、恶化工作条件，让劳动者跟更有效更省钱的机器竞争。这些种解决办法，不论单枪匹马还是协同作战，都是有利有弊。全球化将就业政策与竞争联系在一起，其结果是限制了国家政府进行选择的自由。基本上讲，政府除了都来实行最大化的“竞争”，齐诵适者生存论的这个新版本，就是通过国际协商在自由贸易条约中敲定“社会条款”，把竞技场整理得一马平川，不让济困扶穷的社会保险网络束缚了健儿的手脚。国家政府再不能自由自在地选择就业政策了，因为它得顾及这样做将会对自己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定位产生什么不利影响。 二、收入差距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一些成员国如日本美国享有实际上的完全就业，但代价也很沉重。工资无法随生产力水涨船高--美国尤其这样，收入差距未见缩小反倒扩大。无论是图表还是数字都说明美国的中产阶级人数正大大减少。这现象其实是世界性的。不但国内，国与国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拉大。世界最穷的五分之一人口在世界总收入中所占份额，已由2 .3%降至1.4%，而最富的五分之一人口则由70%上升到85%。1997年全世界350位亿万富翁的财产加在一块，竟占了整个人类当年收入的45%！贫富鸿沟的加大倒不是由于什么国际性阴谋密计，而是由于技术原因。随着竞争的全球化，本地竞争不复存在，一交手便是世界杯，赢家越来越少，奖金越来越重。这种形势非但不利于收入的平等，反而要加重不平等。这情形与我们平日讲授微观经济学时言之凿凿的完全竞争，是很不相符的。事实上，竞争在很多时候不过是完全垄断或至少卖方垄断的序曲。 于是我们又得问两个问题：这样好不好？可行不可行？愈演愈烈的收入分配不平等除了提出道德问题，它还是个自身利益问题。大奖得主如果得花费相当的资源来提防熙熙攘攘的不满分子，那他的生活也就无质量可言了。 至于“全球化是否给全人类带来了好处？”这个问题，目前的答案只能是“没有”或至少“还没有”。30%到40%的人也许受了益，但人类的大多数仍然贫穷。有十二亿人每天的生活费不到一美元。国际化以及技术进步的确把全世界的蛋糕扩充了不少：从统计上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如今平均富裕的程度是6 0年代的三倍。可财富增长却偏偏不能普及繁荣。此中的第二个原因就是“赢家通吃”这种预设。 总之，全球化加上技术变革一举而解决了人类的匮乏问题。但看不出、或尚看不出它能有效而公平地分配财富。 舞台监督该由谁来担任？ 市场能够保证世界舞台上的各种因素和睦往来么？能够无须借助外力促进公共利益么？公司应担当起治理的任务么？历史上的某些时候，公司确实具有这种功能。但同样的事情如今已经不可能发生了，原因有三。 首先，市场只在受到某种运行法则支配时才能发挥适当的作用。没有法律规则来保障财产和利益，市场体系会很快堕落为黑帮体系。 其次，一名出色的当代企业首席执行官，并不一定就能管理世界。成功的企业家或私营部门经理，与治国平天下者所需要的不一定是同样的素质。 最后，市场效率以完全有益的竞争为前提，而这竞争又是以反托拉斯、反卡特尔法为保障。前面说过，这样的前提是会受到挑战的。目前关于“视窗9 8”的辩论就是一个最生动的例子。 说过效益，我们还要想想道德。由市场来实施的管理所冒犯的是西方世界的基本政治 哲学：民主。市场机制所做出的抉择，无论是属于竞争的、寡头的、还是垄断的性质，所根据的都是供、求、价三者间的相互作用，而最后拍板表决的是钞票：一块钱= 一票，十块钱=十票，一百万块钱=一百万票。这与民主制度下一人一票的基本原则可不大一样。事事都要美元说了算，显然是一种“民主赤字”，与当今世界公认的价值体系不相称。美国公民可以投票把总统赶下台，却不能投票把比尔盖茨拉下马。只要有竞争有挑选，消费者就可以对他们不喜欢的公司施加压力。但如果没有挑选只有垄断，那就当真是给什么就只能接什么了。 基于以上三方面的原因，我们认为仅仅凭借市场力量产生而不受市场之外的力量制约的全球化是不能长久的。最起码，“钞票”而外得有个裁判。这便是政府间组织可以出任的角色。 政府间组织大致说来有四类。第一类直接产生于布雷顿森林会议，包括负有全球经济责任的政府间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第二类是地区性的，有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合组织、南美共同市场等等。第三类是全球性的，但也并非收尽所有国家，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 9个成员国）、世贸组织（130多个成员国）、联合国（160多个成员国）。这一类政府间组织设想总揽全球，但至今还没有一个能把全世界2 00多个国家召到一块；而真正的全球治理却需要这样的非政府组织。第四类是地区性的，有具体的安全目的。 结论：全球治理议程表 全球化正在对人类产生深远的影响，有些影响十分积极，有些却导致险象环生。世界体系一定要贯彻法治。因此，需要规定一套全球治理的办法，来补足由市场引发的全球化。我以为讨论应当首先围绕着这样两个关键问题展开： 一、21世纪的政府该干什么？ 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一向隐含在各种模模糊糊的老话头中，其义若曰：“事出非常，政府以身任之”。它暗含的意思是指“[政府]缺席制度”( default system) ，也就是说先尽市场施为，如果不成功，政府才来干预。但即使就这个政府唯有在非常情况下方才采取行动的模式而言，政府行动应当以什么为标准还是不清楚。而就算偶尔有明确的标准，想必也没有太考虑全球化因素。 关于将来政府的核心任务，我想在维护规则、仲裁市场的最低目标上可以取得广泛的共识。政府之扮演规则制订者和推行者的角色，应当是无论哪种意识形态都可以接受的。至于规则如何制订，如何决定，如何实施- -是齐之以法呢还是齐之以德--却是不好回答的问题。 除了制订规则，将来的政府还要决定是否插手收入分配。自打有了全球化，社会系统的公分母便降到最低：竞争场上得胜的是成本最低的社会系统。而社会保障体系的萎缩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国际贸易协定中还需不需要“社会条款”了？没有这类条款，社会保障体系优厚的国家便会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由此可见，随着全球化的推进，社会政策也必须全球化（起码大陆化）才能生效。特别重要的是，社会空间和经济空间必须彼此相配，否则将导致可怕的结果。前苏联集团特别是俄罗斯的惨痛经历值得记取。 国家除了仲裁公断、重新分配收入，还应当考虑其他角色。政府通过激励手段彼此竞争以吸引资金，在这方面应走多远呢？政府应提供多少基本服务呢？它们应保护文化以及所谓的战略产业么？它们应该限制垄断么？所有这些问题近来都被遮遮掩掩，而全球化的铺天盖地形势又逼着我们做出明确的价值判断。再也不能回避了。 二、从全球到地方，该做什么？由谁来做？ 第一个问题澄清了，那么再来回答第二个问题：应在哪个层次（上自全球的政府间组织，下到一国的某市政府）上施行“治理”干预（亦即非市场的操作）呢？全球化造成越来越甚的相互依存，越来越多的问题只好送交越来越高的层面。 全世界有将近二百个全国政府。在联邦制国家还有次于全国一级的政府，为数上千。此外又有数十万县市级政府。全球化以前这种情况并不成为什么问题。但既然有五十多万个政府和准政府竞相制订优惠政策来吸引流动中的生产要素，我们对第二个问题如何作答就十分重要了。政府联合起来，其集体政策的能力依然强大，而单枪匹马的政策能力却正在迅速消失。由此推论，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需要对全球政府间组织体系作更加理性的再思考。因此，全球治理议事日程中一项根本内容就是政府干预的有效性。这首先要触及政府的不同层面，而随着讨论的深入便要分析政府采取行动的各种方式，研究政府的组织构成。接下来就是选择手段和工具（法律、规章、激励、抑制、道德规劝等等）了。 三、谁来过问这些事？ 正在出现的全球治理问题至大至要，非某个集团所得而私。任何垄断都是非常危险的。从理论上讲，许多组织，也许新世界舞台上的所有主要演员，都应当过问此事。名单上排在最头里的有政府间组织，特别是那些负有各种重大使命的组织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教科文、世界贸易组织等。而既然全球治理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事情，其他的演员也应当参与，诸如非政府组织、大学、思想库、民族国家政府以及公司本身。的确，公司治理越出色，公共治理便越多余。问题在于，当今全球私人部门还不能完全自律、主动遵守公正的竞争规则。因此需要外来的仲裁人。而仲裁人这一角应当如何，还需要有一些合适的组织来做研究分析。 这是个很紧迫的问题。这项研究不但要诊断病情，更重要的是要开处方，因为押上去的赌注实在太大了。本文即将结束之际，请允许我再拿戏剧打回比方：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阻止2 1世纪“荒诞剧”的上演。在那出戏里，虽然并不是每一个体都存心不良，整个系统却存在弊端，结果是演员互相拼杀，世界自我毁灭。没有规矩的全球化也许让今天的赢家倾倒，但从长远说它对谁都不利。正如一位企业老板所说，“如果你不能回回都赢，那就一定要保证输家也有所得。”这是个聪明的提议。世界经济有能力激励赢家，收容输家。 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在经济上领先于其他制度，如若它这回竟然由于缺乏远见和自律而走向自我毁灭，真是有点可惜了。危险实实在在，但完完全全可以避免，只要及时纠正，措施得当。 （黄纪苏译） ＊注释 本文发表的是作者本人的意见，未必与加拿大政府的意见一致。头两个部分中的若干内容是作者在1998年3月加拿大渥太华大学卡尔森系列讲座提出的，收入了该讲座的记录，文章标题为：“全球化能否经营管理？” ——译者 作者简介： |
| 1........我也是义和团 |
| 作者：（美）马克·吐温
我想，要我到这里来讲话，并不是因为把我看作一位教育专家。 （本文是1901年11月23日作者在纽约勃克莱博物馆公共教育协会上 |
| 1........据说这是今年唯一的一张国产唱片 |
| 作者：tiger 中国唱片完蛋了。 |
| 1........最后一首歌 |
| 作者：张广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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