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电子杂志--黑板报文艺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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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9.8　　星期五总第3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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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势利的实用主义往往以理性的口吻劝世。警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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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新闻视点

1........穷人的名义真的不能用吗？

　　　　　　　　　　　　　　　　　　　　　　作者：质胜文

　　有一位郝建先生，看完了《切·格瓦拉》，曾经追着自己的朋友问：“话剧在哪里？”憨态可掬。
　　是啊，我也帮郝建先生问问：话剧在哪里？
　　话剧如果是风雅，那当然会在附庸风雅者的口袋里，话剧如果是股票，那当然会在股票囤积者的手心里，如果两者都不是，如果话剧还是哑巴嘴里要说的话，铁树枝上要开的花，那它就从来不曾挪动过位置，东张西望视而不见就是郝建先生自己的把戏，话剧，象《切·格瓦拉》这样的话剧，从来没打算和你捉什么迷藏。
　　郝建先生倒是承认《切·格瓦拉》是活报剧，可是马上补充一句“可不是戏剧”。好，说到点子上了！郭田夏老曹，是戏剧，因为人家有前言有后记有文学史定评有回忆文章研究文章定期召开座谈会，所以是戏剧。那么，《放下你的鞭子》肯定不是戏剧，只是活报剧——尽管它代表了戏剧对生活的精忠回报，代表了一代戏剧人对时代的铮铮回答，代表了戏剧回到街头与人民会师。其实，有人对《切·格瓦拉》回味无穷，说它是抒情文学的高峰，我倒不太高兴，可是如果有人说《切·格瓦拉》是说教剧，是活报剧，是伪戏剧，我倒觉得，这个戏没白拍！如果与《切格瓦拉》同时另地演出的《风月无边》（刘锦云编剧）才算是戏剧，那种帮忙心态帮闲嘴脸的堂会作品才算是戏剧，那种开口赏花闭口寻欢的“男子无德便是才”的作品才算是戏剧，那么，谁说《切·格瓦拉》是戏剧，谁就是在诽谤！其实，在我心目中，活报剧是戏剧领域内的最高境界，因为它不乞讨千年万年的认可，只是期待于千里万里的传播。活报剧永远记得自己身处什么时代，不会一个人在家里唱卡拉OK。
　　郝建先生还质疑《切。格瓦拉》的宣传词，认为格瓦拉如果只对穷人之间“用鲜血和诅咒凝成的情谊”感动，未免偏颇，提醒我们富人之间说不定也有情谊存在，大家是不是也该合掌称善。如果这是一个不知世事艰辛只图妙语惊人的少女，参加什么沙龙派对，发表如上言论，我倒还好付之一笑……郝建先生还抱怨编导们“把人简单地分为穷人和富人”，这一点我倒也赞同，的确是太欠考虑了——这让郝建先生哪方存身呢？到穷人那边？自己不甘心。到富人那边？人家不认可。后来细数《切·格瓦拉》台词，有一句倒是概括得准确无误：“您要是醒着是富人犬马，梦里是富人兄弟……”
　　郝建先生说到“革命秀”，认为这是表面的激情下面的机巧设计。这是事实可不是罪状。郝建先生可能认为既然宣传革命，就该如摇滚如蹦迪如跳大神如请狐仙如萨满教表演，那么我想剧作者恰恰没有那么神经。他们字斟句酌，他们推敲检讨，为的是每一句台词羞红一种嘴脸，每一声呼唤传递一份坚持。创作和革命一样。是定点爆破，是追求成功和完美的，勿庸置疑是“设计”过的，这一点何劳先生提醒或者“点破”！
　　郝建先生说自己在《切·格瓦拉》中看到的只是文人的牢骚，想出国的人的诅咒和青春少年对不平等的愤怒。我看文人的牢骚也分三六九等，不提屈原，单单是《风月无边》中被作者讥为糊涂虫的金圣叹先生，就是替苏州百姓抗粮抗税最后铸成哭庙案被清廷处死的，煌煌青史，文人的牢骚可也有此等风采！至于想出国的人的诅咒，本来是作者在信笔揶揄，居然被看成夫子自道，我只好假定郝建先生不是有意曲解而是无心误读。最后，郝建先生觉得没有理由让观众相信那些“青春少年对不平等的愤怒”，我从此话臆测出先生已不再青春并且颇为自矜。其实，中国有句老话叫“寿则多辱”，人到中年也不过多了几次妥协和屈从的机会，未见得是什么荣耀或本钱。郝建先生身为人民教师，传道授业解惑之余，也帮我做一道选择题：

　　不该相信别人对不平等的愤怒，是因为：
　　1)根本没有不平等
　　2)有不平等你也不要愤怒
　　3)愤怒了也不该说
　　4)你说了我也不想听。

　　郝建先生最焦虑的是什么呢？他觉得《切·格瓦拉》一剧会诱使人们“简单地发泄不满，诅咒不平等”。“发泄不满，诅咒不平等”只是做人的起点而非终极，起点自然会显得简单，但如嫌其简单而就此放弃，那岂不是干脆丧失了做人的起点？吾为郝建先生忧之。
　　郝建先生还谆谆告诫那些为《切格瓦拉》鼓掌的观众，革命来了没你的好处，要么被人消灭要么被人专制。这让我想起小时候学的课文《王贵与李香香》，那里面说“打着了狐狸兔子搬家，听说闹革命崔二爷害怕”。那么，不提革命大家就太平了吗？战舰波将金不开炮，敖德萨阶梯上就不会发生帝俄大屠杀吗？面对尚未形成的反抗，敏感如豌豆公主；面对已经得逞的压迫，迟钝如睡美人，如此精巧的生理构造，活在今天可真是生逢其时。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没人有权给对方洗脑。可是，别人在力托千斤闸，你可以攘臂相助，也可以疾趋而过，但是为什么要一旁雀跃骂战，趁别人无从抽身，偏要别人陪你斗三百回合呢？鲁迅写女娲补天之《不周山》，也曾刻划过女娲两腿间巍然出现的峨冠小丈夫，但那厮还有豆粒大的眼泪可掉，不似全无心肝。其实知识分子有两种，一种是不读诗书，这还有救。一种是枉读诗书，这没救了。
　　文革，近来也常拉出来与《切·格瓦拉》对比，似乎一证实二者有染，便可以捉奸捉双。其实，文革遗风有两种，一种是党同伐异，一种是冷漠加伪善！
　　一听人谈理想就以为遇上敲锣敛钱，一听人谈道义就猜测人家设坛作法，一听人说革命就断定会有满街的明火执杖，为什么会这样？的确不怪郝建先生，要怪文革，怪文革带来阴雨连绵的时代大气候，使太多的灵魂沤出冷漠与伪善的霉斑！这样的灵魂多疑而好辩，为了在媒体的 T形台上能够自由游走左右逢源，他们可以质疑人类内心最基本的正义感和反抗精神——如法国理想主义作家圣爱克苏贝里所言——“要警惕那些点燃整座森林只为给自己照亮道路的旅客！”
　　我对郝建先生虽有众多质疑，可也注意到他在文中提到下岗职工和手攥白条的农民，愤懑于编导不为这些真正的穷人说话，似乎他也是《南方周末》的忠实读者。可是郝建先生自己的文章中也承认，《切·格瓦拉》中间提到了“别人住进别墅而自己在住安居房”的人。其实只要先生用心回忆一下，这样的笔触还有很多，只是不能面面俱到。但是，郝建先生就是要你写得面面俱到，这就是郝建先生最引为独家秘技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是啊，真正的穷人在下岗在应聘在等米下锅在看富人脸色，他们当然是没时间写话剧演话剧甚至来看话剧，可是郝建先生偏偏觉得，要不就让他们来写来演来看，那才是原汁原味名正而言顺，要不就大家歇菜，回家修炼。如果是“文人”“大学生”这些不太穷的阶层来写来演来看，那就是挂羊头卖狗肉，就是“以穷人的名义”！
　　说明白点，郝建先生正是在传播一种危险的逻辑标准：如果你为工人呼吁，你就得是工人，而且你还漠视了农民疾苦，如果你为儿童奔走，你就该是孩子，而且你还抹杀了妇女权益。那么，结果是什么呢？为任何一部分受苦人的呼吁都已经堵回去，因为不够全面不够系统，因为不是切肤之痛，不过是人溺己溺人饥己饥的圣贤情怀。这是无心刁难，还是有意扼杀，反正效果是一样的，穷人再不能混进什么人民艺术剧院，而富人本来就收购了小剧场大舞台。
　　穷人是糊涂的苦主，《切·格瓦拉》的演出者是另有居心的讼棍，全靠郝先生喝破迷局，息讼止纷。我现在明白《日出》里面金八爷为什么不出场了，还用得着他老人家出面吗？我现在明白《茶馆》里面沈处长为什么最后出场叫好了，这个为他们量身定做的世界还不够好吗？
　　郝先生是读书人，读书人看上去总该有些读书人的气象。你可以吆喝《真空爱情》，你可以预备《紧急迫降》，但总要给自己留三分余地，不要把个人风格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害得任何一位明眼的读者见到先生大作，先是一句：“郝建啊郝建，真的是……‘郝建’的文章！”

附：郝建《用不满情绪打造聚光灯》（该文章曾几经易名，改头换面后分别发表在2000年5月25日《北京晚报》、2000年7月6日《南方周末》）

　　5月18日，朋友拉我去北京人艺“看小剧场先锋话剧”。看完了，我追着问“话剧在哪里？”《切·格瓦拉》是顺口溜，是活报剧，是配乐牢骚七重哼、是幼稚含混的革命口号大连叫，可不是戏剧。可能编导心里有数，仔细看看剧场内外的宣传材料，没敢说这是话剧。演的编的都很卖力，可比起文革就差远了去。挥舞红旗，标榜革命，许诺为穷人看病，原来是声嘶力竭地为乌托邦的理想和暴力革命的途径正名。
　　
　　格瓦拉的名字被用做标题，他的照片被幻灯放在10米见方的白布上。可是，当演出开始，灯光一黑，聚光灯亮堂堂地打在了怀抱吉它做游吟诗人状的导演身上，我们的视线就被强制地吸引过去。这时候，导演是声、光、色俱全的活动人形，死去的格瓦拉却只是一个在背景上的黑白照片，正好拿来衬托导演的革命秀。
　　
　　编导的献词中有“请相信这个因穷人的情谊而感动不已的人”。这是一条含糊不清、语法不通的广告语。什么叫“因穷人的情谊而感动”？是格瓦拉自己因为与穷人的情谊而感动？要是这个意思，现代汉语不这么说。要是这个意思，格瓦拉只是自恋，自己觉得自己是颗文化形象的催泪弹。也许，编导是说格瓦拉看到穷人之间独有的、最真诚可靠、牢不可破、用鲜血和诅咒凝成情谊就感动了？那不穷的人之间是没有情谊呢，还是有情谊也不会让格瓦拉和编导为之感动？把人简单地分为穷人和富人，只是编导做革命秀的一种宣传小技巧。
　　
　　编导还以“请相信这个靠穷人的祝福而跋涉不停的人”作为给这出活报剧的献词。可看完了全剧，我死活找不到世界各地的穷人有什么理由要祝福格瓦拉、祝福编导，有什么理由要相信编导让男女演员们声嘶力竭、流着眼泪喊出的话。因为，我听到的大多是文人的牢骚、想出国人的诅咒和青春少年对不平等的愤怒。可真穷人不会关心假诗人眼中的这些不平事：在香谢丽舍大街受到外国人的歧视、别人挣到了美圆自己没挣到、出国或移民办签证时受到白眼、别人住进了别墅而自己住安居房。
　　
　　我在大学教书、每月工资2000多元，可我也总觉得自己是穷人。我也常常生出些沿街乞讨的胆量和坑蒙拐骗的念头。但是，中国的穷人要都象我和编导一样，那中国也太小康了。我绝不认为此剧的编导是在“为穷人的将来而告别过去”（引自该剧的献词）。目前中国真正的穷人肯定不是文人、不是来看“先锋”戏子的大学生。千百个下岗职工是真正的穷人，乡村中的吃饱了白条和挨收费队暴打的农民是穷人，山西岚县被割短舌头的农民李绿松是真正的穷人，在东莞市因被怀疑偷东西就被砍掉了四个手指的孕妇卢善辉是穷人；可是，我没听见编导为这些真正的底层人发一句牢骚，出一声怨言。我的印象是，对当代中国土地上这些真穷人的愤怒和哭泣，编导根本没感觉，而更痛苦于在欧洲遭到的白眼，大洋彼岸受的怠慢。
　　
　　原来，这里是自恋情结的不自觉流露。此外，编导还有意无意地在中国社会逼人的现实之上抹上了一层七彩肥皂泡，把中国的不满情绪、社会矛盾、诅咒和愤怒都简单而全面地引导向那大洋彼岸的富人区和发达的西方去。编导把今日社会的各种不满混在一起，搅成一锅粥，假装精神赈灾、给穷人进行思想放粮，其实只做了一锅面糊涂在我的眼上，好让我眼前更加模糊一片。
　　
　　此剧代表着复活文革、回到乌托邦的祈祷呼唤和回到过去的努力。不用联想，它就是文革艺术的重新演出和文革意识形态的死灰复燃。令人深思的是这次文革美学的再排演把红卫兵的那点意思点破了：编导直接地、公开地引导我们走向农民起义情结的酒后大发散，呼吁我们“去往陈胜、吴广大泽乡”，去重温暴力夺取的旧梦。难道编导给穷人表演的仙人指路就意在于重上水泊梁山去拜谒李逵的灵牌，去重修“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旧日黄粱梦？社会的两极分化和思想上的超人哲学、道德纯粹信念、文化和种族优越论都是复活文革的必要条件，而以激进态度煽起不满是走向文革极权的重要催化剂。人们有不满情绪、对社会不公平有愤怒是很正常的，有许多是出于真正的理想主义信念。可如果简单地发泄不满、诅咒不平等只能走向“我花开后百花杀”。果然，我听到许多人对这出活报剧鼓掌喝彩，这令我不寒而栗。很多发泄不满的人不一定知道，要是真跟格瓦拉走，就要象编导一样首先把人划分成“街这边的”和“街那边的”；就要搞暴力革命、彻底革命。要是被划在“街这边”，你就要听从格瓦拉或者卡斯特罗一个头脑的指挥，而且一指挥就是四十年！要是被划到街那边去就更可怕，你就是一条寄生虫，根本没有活的权力！编导要玩一下符号挣点钱也就算了，可他们居然要祭起李逵的板斧和陈胜、吴广的杀人屠刀。格瓦拉的符号在发达的西方可能只是马拉多纳肩膀上的花纹身，是阿根廷人的浪漫符号、是商业社会的小点缀，是摇滚青年给后工业社会种的文化牛痘，可以发发毒增加抵抗力；可在我们这里，编导要拿它点燃农民起义情结的精神焕发和红卫兵意识的野火重生。这可就是拿着毒药当补品，是欺骗青年人饮鸩止渴。看看编导在网上发表的观众问答，更清楚他们跟红卫兵和义和团一样，都标榜奉旨造反。这叫那门子的革命、激进？拿着令箭杀人，那是东厂、锦衣卫的队伍。
　　导演让演员穿上工作服，自己怀里抱个吉他钻到聚光灯下，可我看到的还是他们的旧身影：光膀子的文化义和团员；编导跟今天的许多大知识分子、国际知名学者一样，以为胳膊上纹了格瓦拉的画像，我就把你看成现代的足球明星了？想什么呢。就算你贴了格瓦拉的刺青，我把你当足球明星了，你还以为你真就牛逼了，你们是靠裁判下场把对方的球员连土带草一块铲倒才赢的球。先别忙着挥舞文化衫欢呼雀跃，把脑门子上大师兄给你贴的苻纸揭掉。
　　
　　原来，也没什么特别的高招，编导和那些学者一样，都是一些假扮的游吟诗人，假装的民族主义，实际是文革艺术崇拜者、文革意识形态的复活者。他们今天想跟红卫兵学，再一次告诉人家我是为理想主义，我是为穷人奋起抗争和呼吁。只是人家一下就看出他那种不纯洁的机巧设计。他们把各种不满情绪含糊地混杂在一起，变成一盏强烈的聚光灯，照亮了自己的身影。自己想卖格瓦拉的文化衫；自己想要在追身灯光下兜售自己的声音、抢夺注意力、眯着眼睛享受喝彩声、把住门口收取人民币都可以，可是不要以什么穷人的名义！

　　　　　　　　　　　　　　　　　（文／郝建）

（转载自“音乐大字报”——http://dazibao.yeah.net）

每周评论

1........千万别上美国佬的当——读《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

　　　　　　　　　　　　　　　　　　　　　　作者：韩德强

　　杨斌的新著《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美国隐蔽经济战与改革陷阱》终于出版了。这是值得一切有志之士关注和高兴的大事。
　　大约在1998年秋天，在北京西郊的翠满楼饭店，我初次倾听杨斌纵论天下。可以说，我是杨斌这本新著的第一读者，因为就是在那次谈话中，他讲述了本书的主要观点。我的第一印象是，中国之大，果然藏龙卧虎。老实说，我接触的学者也不算少，但能够如此洞悉当今世界与中国的错综复杂矛盾，并直指其生死穴的，却实在不多。
　　其中第一个生死大穴是美国的隐蔽经济战阴谋。其实这个阴谋也可以说是阳谋，谋主早在20多年以前就公开宣称，要促成“世界经济有控制地解体”。但是，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心地太善良，常常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总是听不懂美国人这种公开而狂妄的叫嚣。有的怀疑：美国人真的说过这种话吗？有的追究：谁听到美国人这样说了？有的糊涂：美国能让世界经济解体吗？他能得什么好处？美联储主席是在胡说八道吧？但是，回溯近2 0多年的历史，世界经济其实正在一体化的名义下解体。你看拉丁美洲的八十年代被称为“失去的十年”，其九十年代则是“危机的十年”，各国经济萎缩，失业率大幅度上升，本国工业纷纷破产或被跨国公司兼并，普通百姓的生活困苦不堪。你再看号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日本，自八十年代末期的金融泡沫破灭以来，整整十年经济在零增长徘徊，长期执政的自民党失去政权，内阁班子走马灯似地更换，至今仍然没有走出阴影；你看那几条“四小龙”、那几只“四小虎”，被称为所谓新兴国家（地区），东南亚金融风暴袭来，立刻经济崩溃，物价飞涨，连吃饭穿衣都成了问题，成了“四小虫”、“四小猫”；你再看北极熊俄罗斯，本来摇摇摆摆地活动在欧亚大陆的北部，一个喷嚏、一个哈欠，都令全球猜忌惊恐，现在成了捧着金饭碗要饭的乞丐，靠着拍卖祖上留下的森林、石油和矿产渡日。至于非洲大陆更是被称为“第四世界”，除了战争、饥荒，已经没有什么新闻吸引世界的注意力了。
　　杨斌指出，这一切其实都是美国独霸世界的谋略的产物。在越南战争失败后，美国被迫改弦易辙，实行“缓和”战略。其实，“缓和”是冷战的另一种形式，现在看来实际上是更有效的形式。基辛格、亨廷顿等一流的国际战略大师建议美国统治精英运用美国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优势，教导社会主义国家的青年人崇尚色情、暴力、自私自利，诱导其领导层盲目开放经济边界，用西方的精美商品来瓦解社会主义的军心，打一场没有硝烟的软战争。对于其他非社会主义的第三世界国家，则胁迫其放弃进口替代型的自主发展战略，更深地卷入到西方主导的世界商品和资本流动中，进而放弃本国的经济主权，听任西方跨国公司支配一切。应该说，这场隐蔽经济和文化战十分成功。杨斌指出，“倘若说核武器能摧毁一两座城市，这种‘软战争’威力足以摧毁整个国家，令其庞大的工业金融命脉陷入瘫痪状态，廉价落入西方垄断资本的控制之中。”
　　应该说，凡是略略了解一些世界经济的人都知道，目前整个世界经济只有北美、欧洲是亮点。但是，大多数人都想当然地以为，这是其他各国自己没有能力搞好经济。特别是前苏联的解体，一般人都以为是苏联体制的问题。杨斌却独辟蹊径，引用前中央情报局雇员施瓦茨地自白一针见血地发问：“谈论前苏联崩溃而不知道美国秘密战略的作用，就像调查一件神秘突然死亡案子而不考虑谋杀。死亡的原因究竟何在？病人吃的是真正对症的药方吗？死亡事件是否存在着特殊反常和预谋？”这是侦探式的思维，却也是现实而有效的思维。因为现实世界并不象一般社会科学所描述的一样，是无数个意志和力量自发作用的场所，某个人或某些人的主观意志起不了多大作用。相反，随着全球政治经济力量的日益集中，美国统治精英对全球的重大事务产生着日益显著的作用，到处体现着他们的意志。在这种情况下，研究全球的重大突变事件就不能不考虑阴谋的存在。
　　杨斌给我印象最深的也正是这一点。他善于发现普通学者难以捕捉到的细节和漏洞，善于在看似毫不相干的事件中发现内在联系，从而揭穿那些左右时局的关键力量的险恶用心。由于有了这种新的观察角度，许多作为学者长期搞不清的问题就豁然开朗了。杨斌在这本新著中回顾道：“以前我常常暗自闷，新自由主义的‘规范经济改革药方’，从经济理论的逻辑分析上说漏洞百出，还遭到如此众多西方经济学家反对，特别是经过长期实践检验明知效果不佳，很容易造成社会经济灾难性后果，为何国际权威机构却仿佛视而不见，偏要固执地强迫俄罗斯、拉美推行呢？难道果真如此痴迷于‘自由市场神话’吗？现在拜读了彼得·施瓦茨有大作，回想起熟悉的西方国际政治理论，如追求国家自私利益的‘现实主义理论’，主张以新政策武器支配世界的‘缓和理论’，深入考察西方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动机，令人困惑不解的谜团也就昭然若揭。”
　　更值得称道的是，杨斌并没有满足于发现美国阴谋，而是以一个正直的爱国学者的良心向社会大声疾呼，提醒人们警惕那只“曾经捕杀自己的豺狼”，否则迟早必将成为“豺狼喜爱的美餐”。他责问也自问：“难道中国从事经济工作的专家学者们，却不耻于分析西方策划地缘战争阴谋，陶醉于作书斋学问，传播西方规范理论，而不顾民族命运和国家安危面临威胁吗？”
　　那么怎样破解美国隐蔽经济战阴谋呢？杨斌认为，关键在于正确总结中国2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精心把好方向盘，避开前行路上的陷阱，使改革开放的列车安全驶离危险区。这就引出他的第二个独到见解。众所周知，现在社会上对改革开放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误解。一种是反对改革开放，认为改革开放带来了破产、失业、经济萧条和社会危机；一种是神化改革开放，认为一切问题都是传统体制造成的，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出路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杨斌认为，无论上述何种观点，都是对改革开放的双重性缺乏了解。其实，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才是真正的双赢游戏，那时社会的各个利益阶层都从中受益。作为经济学家和政府领导人都是本着务实渐进的方针，自主地选择、试验、推广着改革方案。改革体制而不伤及制度，开放与保护相结合，真正具备了中国特色。但是，这些行之有效的措施却被一些崇尚美国的经济学家视为不规范、不科学。他们主张改革不要社会主义，开放不要保护民族工业，推行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政策，其实质恰恰就是美国推荐的新自由主义规范药方。吃了这副药后，九十年代的改革就屡屡出现失误，甚至出现零和游戏的征兆，暴富阶层的所得恰恰是普通百姓的所失，造成社会两极分化，危机四伏。因此，正确的方针应该是，坚持实事求是，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坚持以最广大中国人民的利益为本，不要求规范，但要求实效，改革和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开放与保护相结合，真正闯出有中国特色的路子，形成中国自己的经济学，培养中国自己的经济学家。
　　有人可能会说，远水不解近渴，原则性的话谁都会说。目前中国经济面临长期通货紧缩的现实，你杨斌是否有解决的办法？杨斌在书中果断而大胆地回答：“有，实行局部动员经济。”所谓局部动员经济，是指在目前面临通货紧缩和国际敌对势力加紧对华包围的情况下，动员大量过剩的人力、物力资源，有选择地投入国民经济的战略领域，以迅速增强工业实力和国防力量，消除国家经济安全的种种隐患，实施“富国强兵”的新谋略。局部动员在一定程度上将采取计划手段，就经济总体而言是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体制。这里，杨斌不赞成那种简单淘汰过剩生产能力的说法和做法。他认为，闲置资源是市场盲目调节造成供过于求的结果，但这是相对过剩，不是绝对过剩。我国工业生产能力的人均值还很低，在这种情况下，不是充分利用“过剩生产能力”来改善基础设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是轻言淘汰，这是上了西方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当。事实上，二战期间，罗斯福实行战备动员经济后，原来大量过剩的生产能力不仅开足马力运转，而且增长数倍后仍不能满足需要，使原来大量濒于破产的企业起死回生，从而使银行的呆坏帐重新盘活，整个经济完全恢复了活力。当前中国的生产过剩、通货紧缩等许多矛盾，与美国三十年代的大萧条有相似之处，果断地实施局部动员经济能有效摆脱困难。
　　鉴于动员经济将会在一定程度上采取计划手段，鉴于计划已经被舆论妖魔化，杨斌此论真可谓是石破天惊。但是，任何一个以国家的强盛为己任的经济学家都不会害怕离经叛道，如果这本经、这个道成为束缚国家前进的新障碍的话。七十年代的思想解放曾经推动了中国历史进程。今天，当中国再一次面临选择时，我们也许需要一次新的思想解放。这正是《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给人们的最重要的启示，它也许比该书的具体结论更有价值。

思想阵地

1........二答BBC

　　北京湫隘的小胡同里，如今开了不少私人诊所。这些诊所虽然多局促简陋，但墙上却挂满歌功颂德的锦旗。锦旗当然是业主自己置办的，只能由前来上当的患者报销。中国自由主义者总挂在嘴边的“理性”，和这锦旗有点类似。

　　所谓理性不过实事求是，对事物存一种客观的态度。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是否符合条件，可以扪心自问——寻常的清夜怕是问不出所以然，不妨在孩子出生或老人过世的当口试一试。我对他们的理性持怀疑态度，这倒不光因为从道理上讲，自由主义和它所厌恶的“穷人主义”一样，都属意识形态，有既定的利益出发点和价值终点，和唯真是问的“科学”可做露水夫妻，却不能白头偕老。还因最近观察了一下他们的实际表现，全然不像有理性的样子。

　　按照理性的精神，讨论是没有禁区的，对文革的见解完全不必异口同声。但在这个问题上自由主义者所容忍的学术民主，只达到兵营出操的水平，有时那不容分说的蛮横态度，让人想起文革时期的“联动”。不但讨论有禁区，对讨论者他们还要检查身份证，例如关于《白银资本》的评论，他们就说这人背景有问题不配插嘴，那人专业不对口没资格发言。其实，只要言之成理，摊煎饼的师傅也是可以发表读后感的。最近听到“自由恐怖主义”的说法，固然有些超前，但那些人视野的狭窄、思想的僵化、对事实的无视、对异见的不容，摆在“我不同意你但誓死捍卫——”的锦旗下，真让人犹豫再三，不知哭好呢，还是笑更合适。

　　按照理性的方法，考评人情事理要有一点具体、历史的眼光，不能脱离了特定的环境，逻辑尤其要讲。可自由主义者最爱拿欧美议会大厅里的客套，来衡量生于乡野草莽、长于悲风苦雨的第三世界人民解放斗争。他们只看到格瓦拉输出了革命，却看不到两大集团对抗的世界格局，看不到美国对各国独裁政权鼎力支持、对古巴革命直接干涉的现实情况，至于拉丁美洲各国语言文化相通、国家认同相对淡漠、彼此一向携手的历史传统，就更别指望他们顾及了。该主义的“历史学家”最近比较了大跃进后的兰考农民房和半坡时期的半地穴遗存，得出“穷人主义”为穷人死敌的结论，史德史才就不提了，只这逻辑上的从一楼直取六楼，比起5 8年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真有过之而无不及。

　　按照理性的要求，经验好比船，理论好比货，多大船载多少货是有一定限制的。哈耶克根据欧陆的经验，得出社会主义思潮（社会民主也不例外）演成了专制集权的判断，显然已经超载，再据以推断西方当时的社会经济政策将带来同样的后果，就只有翻船了。今天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不在哈耶克出事的地方认真反思，却一窝蜂步他的后尘。他们背后一段文革经历，手中两卷法国革命史，就觉得天眼顿开，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一目了然，于是胡乱撮合，定这个为纳粹再版；刻舟求剑，说那个是义和团重演。这可是连清醒都算不上了。

　　按照理性的规则，镜子对谁都是镜子。自由主义者在攻击新左派贩运西马食洋不化时，显然忘了自己的存在。这些年由他们任书记的西方各流派各思潮驻中国支部，成立的还少么？新左派就算真的染了淋病，总不该梅毒好几期的患者来批评它不检点。其实这些人未必没有自知之明，只是冲锋的机会一来，就什么都不顾了。就说这次“长江读书奖”，他们一触即发，一发而不可收拾，亏得也就是出兵纸上，要是中国军人也这么干，还不又得割地赔款！像朱君建国那样敌情未明拳已打完几套，是意大利喜剧中才有的场面。听友人说朱学勤先生近有“文人发嗲”妙谈，先以为这回必是对镜赏析，读了才知道又是在照别人。朱的文章我拜读过若干，字字无关美圆而声声无非美圆，其嗲在骨在神，较之皮嗲肉嗲如上海宝贝者流高深多矣，这当然是题外话。

　　难道钩以理性凿以理性的自由主义反倒无理性可言了么？还是有的，只是与我们所说不是一类。他们的“理性”，其实就是“势利”。在当今资本称雄的时代，势利的意思，就是对有钱人的意志要依顺，对帝国主义的怀抱要依偎。据说，中国只要采纳这样的理性思路，“回归”了英美主流，便有望成为资本主义强国。对此我们当然不敢贸然相信，但自由主义者顺着那条路走了这些年之后纷纷当上精英，实现了人生各项利益指标，却大体是真的。

（文／黄纪苏）

文化广场

1........吉凶难卜的航行

　　　　　　　　　　　　　　作者：［美国］艾伦·洛马克斯　　

　　［按语］美国现代民歌学家、人种音乐学家艾伦·洛马克斯，是工业化时代民歌史上的重要人物。从三十年代开始，他就随其父亲整理民歌，是他最早注意到黑人的布鲁斯音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战后兴起的民间音乐的解放运动（包括摇滚乐、民谣等），正是得益于洛马克斯这一辈音乐学工作者的不懈的努力。即使这样一位为美国大陆文化寻根考据的边缘学科的科学家，也难逃五十年代麦卡锡主义分子的疯狂迫害。袁越撰文《英国民歌之父》，曾提到在英伦避难的洛马克斯对伊万·麦考的影响。麦考从洛马克斯给他带来的田野录音中听到了真实的黑人音乐，由此重视起盎格鲁—撒克逊的民歌，对日后英国的工业化时代民间音乐的发展和解放运动做出了贡献。
　　《吉凶难卜的航行》是我们为洛马克斯的主要著作《歌唱测定体系》的序言加上的标题，这个标题为的是突出序言中主要的精神，即用我们的良知和纯洁的心灵，在垃圾文化的浊浪滔天的航行中，捍卫人类的声音，捍卫人类全部的岁月。
　　洛马克斯是工业化时代民间音乐的先行者，他的研究曾经对英美人民的音乐事业做出了贡献。我们今天拿来学习，是否也可从中发现对我们的工作和战斗有益的成分？
　　《歌唱测定体系》全面论述了洛马克斯的研究成果，主要是用传统的俯视民歌的研究法以外的全新触角，探视到民歌的内部，宏观地比较和分类，既重视音乐的形态，又强调社会生活的作用。用我们通俗的话讲，即研究民歌，先要学习民歌，学习民歌艺术家的生活，熟悉民歌艺术诞生的社会基础，将学者融合到人民的生活中去，而不是巧取豪夺，据民众的财富为私己所有。

　　　　　　　　　　吉凶难卜的航行
　　　　　　　——《歌唱测定体系》序言

　　Cantometrics（歌唱测定体系）是对二十世纪激增的媒介手段的反应。各种发明创造大大增强了人类录音、储存、复制和通讯传达的能力。在这时期，接受装置越来越普及，价格也不贵，但生产手段和通讯传达的费用依然很昂贵，并且大部分仍控制在大公司和富国手中。交流领域中的这种增长，同时又对广播设备的使用加以限制，这就产生了大量未曾预料到的问题。对这类问题，我们现在才开始了解。一旦人类所共有的特性——“交流”——成了专利品，只是单方面地从权利中心传到沉默的边缘地区，人类这种交流的动物就会受到挫折。
　　音响文化方面的效能已有极大的变革。不久以来，人类的各个社团体沉湎于自己形成的沸腾的声音之中，在自己所熟悉的语言和音乐的节奏中摆动。今天，由于不知疲倦的电子能沿着长距离的、对立的文化传播渠道推进，所有这些互相隔离的沸腾的声音已被一股音乐与语言的激流所渗透。它向没有广播工具的种族传播的主要信息是：“保持沉默，听我们的。”
　　当然，从积极方面来说，进入音乐世界的渠道大大地增加了。过去的音乐学家只能凭记录下来的乐谱进行研究，只能直接了解世界上很少地区的音乐；今天的学者则能够研究地球上每个角落的音乐的录音。音乐外行们也能从慢转唱片目录中选出他个人的音乐环境。可是另一方面，过分活跃的娱乐音乐业正在把真正的音乐淹没在爱新奇和弄虚作假的洪流之中，并企图把它们吞噬和抛弃掉。在商业化的喧嚣声中，真正的音乐变得很难找到了。每一个人、每一种地方文化就象既没有航海图又没有指南针似地在充满了声音的汹涌大海中漂浮。
　　已经证明，对分析欧洲音乐有效的较老的方法已不能适应这种倾注式的广播与录音。又因有文化方面的局限性，这些老方法也不能为我们提供必要的手段来区别传播工具播放的音乐洪流中的真假音乐。当千百万人民的表达传统受到忽视或被歪曲时，他们的士气显然受到了威胁。如果要想制止当前文化环境受到的侵蚀，传播手段和教育体系就必须把通向人类音乐和成就的渠道完全敞开。这种计划需要对一切音乐体系的需求作出公开而敏感的评价，这种评价不仅需要人种学家，而且需要起传播作用的人民、教育工作者和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来进行。
　　“歌唱测定体系”是针对这些问题设计的。它作为从整体上来关心各文化风格的人种学美学的第一步，是从整体上对音乐风格进行鉴定和阐释，并且是采用了外行与专家都能理解的方法。这种方法用从多种文化观察中得出的一种测定草案，仔细地去研究各社会范例的资料，从而得到一种对一切地区的文化的平衡的看法。我们希望通过比较全球各种文化范例中所有类型的歌曲风格来发现歌唱作为一种体系是如何起作用和在不同的背景下是如何变迁的。事实上，由于音乐资料是根据这一模式取得的，因此，能与其他多种文化方面的发现相联系，使我们能够证明分割成地区性的歌曲表演是与文化的主要传统相协调的。此外，歌曲的特征似乎是社会的主要制度——如男女在劳动和生活上的分工——的象征。因此，音乐和艺术为何对社会来说是那么重要就很清楚了，因为它们参与并加强了社会的核心结构。为了上述的这些原因，我把这种描述性技术称为“Cantometrics”，这是个杜撰的新词，意思是：“对歌曲风格的测定”或是“把歌曲风格作为对文化的一种测定”。
　　为训练用的录音带——本书是这些录音带的指南——能对应用“歌唱测定体系”提供最好的指导。每一盒录音带说明歌曲表演的某个侧面在形形色色的文化中被运用的情况，并告诉听的人如何系统地来判断其效果。每盒录音带均包含所需的材料与解释。因此，任何对用文字来描述音乐感到不耐烦而想直接从听录音来学习“歌唱测定体系”的读者都可立即从听录音带入手。在录音带中有几百首音乐例子，它们展示了人类歌曲和大千世界，所以，不管听者的音乐基础如何，都能感到安适，并能达到目的。
　　恐怕没有别的方法能把人类的表现如此生动、如此全面，而又如此迅速地反映出来。三或四盒录音带就能使听者熟悉歌曲的主要风格。仔细地听完全部录音带——用几个晚上或一个周末就能听完——会使听者具备分析和识别歌曲的能力。
　　作为本计划的一种补充，本书第四章为说明每种歌曲风格测定的地区提供地理、文化和社会信息的背景材料。凡是愿意更有系统地学习或教授这种风格测定法的人应该参阅第三章，在这一章里详论了录音带在课堂教学与自学中的作用。
　　下一步是用“歌唱测定体系”的标度来描绘全部歌曲与歌曲风格的轮廓，它能帮助研究者去开拓以前所不知道的音乐传统，其技术部分在第五章中进行解释。但所有这一切都是辅助性的和外加的。最核心的是要通过在歌曲海洋中的航行，去了解世界上的歌曲风格和它们所代表的文化。人类的声音！——人类的全部岁月，他在这个行星上的徘徊漂泊，他的不同的生活方式、每个时代、每种探索，为适应环境而做的每种变化都会在歌曲风格的螺旋型的外壳里反映出来。

作者简介　　

　　艾伦·洛马克斯（Alan Lomax 1915— ），美国民歌研究者，人种音乐学家。曾就学于哈佛大学和得克萨斯大学，后又以主修人类学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年轻时，他曾采集、录制并研究民歌和民歌手的任务与作用等。二十二岁时即随其父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共同建立民歌档案馆，为该馆收集民歌。如在三十年代初，他发现了黑人民间歌手利德贝利（Leadbelly1885—1949），单从此人的演唱中就挖掘了近五百首黑人布鲁斯歌曲与黑人传统歌曲。二次世界大战后，洛马克斯任德卡唱片公司民间音乐部主任，并在美国与英国的广播电台举行民间音乐讲座，颇具影响。此后，他在英国、意大利、西班牙、海地及美国等地收集、录制并研究民歌，出版了好几集民歌集与研究性著作，如《北美洲英语地区民歌集》、《美国民谣与民歌集》、《民歌体裁与文化》、《歌曲结构与社会结构》、《非洲与非—美音乐风格的共性》等。曾任数届美国民间音乐节理事，并在好几所大学讲学。自1963年起，他与维克多·格劳尔（Victor Grauer）所创建的“歌唱测定体系”被列为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项目，由他担任领导。经过二十余年的研究与工作，使此项研究项目获得成果并自成体系，对人种音乐学研究做出贡献，产生国际影响。

　　　　　　　　　　　　　　　　　　　（翻译：章珍芳）

读者来信

1........林瑟小姐（读者）的来信与张广天的答复

　　　　　　一、林瑟小姐致张广天先生的信

你好，张广天先生：

　　思之再三，还是决定写这封信。附件里的资料都是你的作品，最后一篇是我的批评。前几天我打了出来，寄给一个对你的歌很感兴趣的朋友，他从未听过你的歌，只听我唱了，就喜欢的不得了。我对他说，张广天是当今很特别奇怪的一个人，把这些资料理了出来寄给他。那篇批评是四月里写的，当时一个网友见了你关于样板戏的文章，很惊奇，贴在论坛上邀我去应对。我把你的文章批得体无完肤，至今重读旧文，仍丝毫不觉过分。当时我对你一无所知，以为不过是个思维混乱一味鼓噪的小知识分子。直到听到了你的音乐，才诧异而惊异，转而重视。其实在我向你发征稿信以前，我一直考虑是否要与你交流，又一直怀疑是否有必要。直到黑板报周刊发了你的样板戏文章，终觉得不能再沉默。你曾经说过，如果你们做错了，请大家告诉你们。那么我今天要说，我觉得你是错了，很多地方你想错了，在社会充满不公正的年代，打碎旧体制的理想主义是一面激动人心的旗帜，但决不是灵丹妙药。把理想主义看成人人必须追奉之的终极目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尤其是在现实与理想中的终极目的之间用非理性串联起来的时候。已经有数不清的史实对此作出明证。
　　我的批评里有一些对你很不恭敬的文字。我一字未删。写这信之前，我又听了十几遍诗篇。我深信做得出这种音乐的人，绝对不是心灵猥琐的人。我们都是民间无数独立思想者中的一员，我想你一定看得出我的诚意。其实写这种信，对于我的工作绝对是一种无必要的冒险。我只是觉得你在非理性的泥潭里走得太远了。这是件危险的事情，天才疯子一线之隔。我不相信切·格瓦拉是一种作秀，但我更不赞成把历史人物当成符号。优秀的作品其优秀之处都在于揭示真相。没有人有资格堂而皇之地扭曲真相。你那篇鲁迅的样板戏对于鲁迅先生实在是一种亵渎。鲁迅生前曾有遗愿，不想让政治势力利用他的死亡。不幸在他逝后的六十多年后，竟然尚有民间自发的政治流派利用先生的形象做政治样板，并由当代最优秀的音乐家首倡执行，难道连历史也会嫉妒鲁迅的伟大么？
　　最后我要说，除了音乐以外，你有很好的文字创造力。我觉得歌曲其实是诗歌的一种变体，在文字受到视听技术的严重挑战的今天，也许只有歌曲才是这个时代最成功的诗歌形式。对于你们在民间音乐和诗歌上长期做的默默无闻的探索和成功的实验，我表示诚挚的敬意。如果历史真由人民来写，那么现代诗歌史上应该写上你们的名字。让理性归理性，让煽情归艺术。愿科学真理的种子早一日撒遍中国大地！愿我能多听到一些诗篇一样的音乐。也愿我不再看到张广天的荒谬政论，那实在是一种悲哀。

　　　　　　　　　　　　　　　　　林瑟八月三十日

　　（以下是林瑟小姐引用的张广天作品，计《切·格瓦拉》插曲《飞翔》、《工业化时代的诗与歌》专集歌曲《诗篇》并论文《江山如画宏图展》。在此限于篇幅省略。读者可以到以下链接追寻原稿——http://dazibao.yeah.net）

　　　　　　二、林瑟小姐在某个论坛的帖子

姓名：林瑟
E -mail ：endlessnight@163.net
时间：Mar 12 2000 10:54PM
　　受你之邀，我来了。这片谈论样板戏与新中国文化革命的文章并不是什么奇文，不过遍地谬误，令人有无从驳起之感罢了。所持逻辑大都与文革大字报相同，概念名词堆砌之多，怕是姚文元也不如。所推思路大致是：戏曲是近百年来人民最大的文艺需求。——戏剧革命（等同于样板戏）出自人民的自发愿望（无举证），因此证明只有革
命的文艺才是文艺的正确方向。——再用戏剧理论举证样板戏在艺术上相对于传统的飞跃，又举例样板戏在外国是如何感召人的，再次强调只有革命的文艺才是正确方向——最后讴歌样板戏为代表的“戏剧革命”“培养了一代承上启下的复兴民族文化的文艺接班人……”“鲁迅和毛泽东复兴中华的宏伟计划中，有关文化这部分的最初实践，已由样板戏的革命而完成。我们今天不从这个起点批判继承，
再退回到封资修的旧文化泥沼中去踟躇徘徊，必定要吃尽苦头，碰得头破血流。” 　　
　　通篇理论上的谬误在于大量的论证没有为中心服务。此文的中心应该是：样板戏满足了革命群众的需要，因此证实样板戏为中国新文艺改革指明了方向。可是文艺形式多样，仅从形式上看，即便样板戏有创新，也指代不了所有文艺形式的变革方向。所以只能从内容因素上论证，样板戏是如何深得人心的。推理期间有两个致命的漏洞：一、并非感动了人民的就是高度有价值的艺术，比如他所痛恨的资产阶级温情主义的代表如琼瑶作品等就感动了整整几代青年学生，既然感动了人民的言情小说不是人民应需要的艺术，为什么鼓噪人民情绪的样板戏就一定是人民应有的需要？二、以样板戏的诞生（“文艺革命”）是出于人民的需要吗？文中无论证过程。而我们都知道，那是一个连思想的自由都必须剥夺的时代，民众何来文艺革新的需要能力？一切都是政治上层的策划。当一切的文艺形式全部横扫，只留下十大样板戏的时候，民众也只能热衷于样板戏的娱乐了。所以此文并非论文，乃十足对样板戏的讴歌尔。　　
　　讴歌过程中又对已形成公众印象的概念处处肆意歪曲。如革命一词，革命在中国最早据说出自周礼，普遍的认识是，革命即对于公正的追求，而此文中明显示意革命即反抗封资修的压迫，即穷人翻身指代革命。此所以流氓政治在中国横行数千年的原因。又如谈及样板戏的艺术性，有关隔离作用一点实际是所有戏曲艺术的本性，因为戏曲的夸张性。以艺术的共性谈论某种艺术形式的优劣，显然无意义。而即便艺人对唱腔作出了优良的革新又如何？杨绛说文革期间她的厕所清扫工作是作得最好的，难道要她去做厕所清洁工到永远吗？艺人即便有了革新的成就，不能证明样板戏的伟大，法西斯发明的东西难道还少？关键看用在何处。　　
　　令我愤怒的是竟然将鲁迅先生也拉了进来。哪篇鲁迅的文章能证实鲁迅有和毛泽东一样的“复兴中华的伟大计划”？这种到处拉郎，以高大概念拼贴不具备任何逻辑的反动观念的例子几乎一步一见，能否仅怪罪于文革？不能再评下去了，我以前从不会批评这种垃圾文字，真是太抬高了此人。全是因ＳＩＥＧ之故。　　
　　历史观无非两种姿态，一是先验理性，二是实验理性。历史已经证实毛泽东为首的先验理性方式如何残害了历史，而这个人因为简单的民族情绪就将先验概念提高到反动一切现实的地步，而且是个无功利企图的知识分子，实在让人吃惊。看来思想启蒙在中国的使命远未结束。我所信奉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是实验理性的座右铭，什么是真理，历史已经表态。我想至少我没让ＳＩＥＧ失望。此后因我有事，恐不能再上各论坛。你推荐的另一论坛我还没时间去看。待以后吧。有事发妹给我。

　　　　　
　　　　　　　三、张广天先生回复林瑟小姐

林瑟小姐，你好！

　　读了你的来信和文章，首先我要感谢你对我的坦诚。
　　我的那篇关于样板戏的文章的确令很多人不适，不过请你相信这是我认真学习和研究后的结果。
　　和同时代的众多年轻人一样，我们都是在对那个时代的批判话语下成长起来的，你的对文革的深恶痛绝完全也是大家都有或有过的心理。
　　我们都在希望一个民主和健康的公正社会早日到来，谁也不会喜欢暗无天日的独裁。
　　不过，在开始新的历史篇章以前，我们对一个时代的批判更应该公正恰当，不应戴着先入为主的有色眼镜。
　　在知识分子中，很多人是从厌弃政治的出发点来看待文革的。但是，我们必须弄清楚政治并不等同于权术，政治没有什么可怕，而且谁也脱不了政治的干系。
　　把样板戏与文革的政治联系起来首先是不对的，而把样板戏和“四人帮”的权术混为一谈就更没有边际了。我并不关心江青是不是利用了样板戏，我也没有能力搞清楚这些。但是，我可以从对样板戏的文艺研究中看到一些事实：那就是，京剧的革命不是谁的一相情愿，而是好几代民间艺术家的共同要求。你在文章中说，在文革的政治生活中，老百姓没有发言的权利，怎么可能体现文化生活的追求？关于文革的民主问题，一下子很难说清，不过即使是反对者也承认那是一个“大民主”的时代。所谓大民主，就是一般法制意义以外的民主。有人说，那时候的中国人除了毛主席不能反对，其他的言论自由恐怕是有史以来空前的。我们很难讨论清楚文革的大民主和法制之间的关系，我们也没有必要就此争执不下。但是，至少有一点是肯定
的，那就是当时的人民并非缄口沉默、丧失了发言的权利，只是那时的“人民”恐怕与今天知识分子心目中的“人民”很不一样。
　　我经常在和知识分子的谈话中发现，他们说人民是不包括不掌握各种资源和话语手段的普通农工的，他们说人民基本是形形色色的文化人和准文化人——我不得不承认这部分人把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涉及到了，从他们的各自意见中，的确体现了仿佛一切“人”的丰富性，用老百姓的一句话，即“话都给他们讲光了”，言下之意是
没有剩下的人说话的权利了，或那些人可以忽略不计了。
　　然而，我也经常听到另外一种声音，他们的生存需要和审美趣味都比较接近，他们对生活和文艺的要求来的不是那么精致，不是那么经常花样翻新。可是他们的意见却那么基本，那么有分量，充满了远见卓识，是直接与生我养我的大地联系在一起的。我称他们的精神是一种食粮。你想一日三餐，饭是万万少不得的，菜也许精简一些甚至
没有，也饿不死人。饭没有菜就着，的确单调乏味，而菜尽管多样化、色彩化，却不可当做饭来吃。我想，这些人的精神就好比饭，而知识分子的思想恰好似小菜。
　　在任何历史时代，饭是没有显露自己本色的机会的，人们更关注吃什么菜，所谓“看菜下饭”。可是，突然没有了饭，会是怎样？一个大民主的时代，那些从来不在文化领域中表达自己的人开始表达，他们会怎么做？他们首先会学习他们的老师——原先的话语阶层，就是只许自己唱戏，别人只有观看的份。可是，你再想一下，他们还是
大多数。
　　我承认你的说法，大民主的环境里，知识分子，或者原来的文化人的确丧失了话语权，无法表达他们的文化追求。但你总不会认为让创造文化却享受不到文化成果的基础阶层来建设文化就是无稽之谈吧。
　　也许你不很了解民间艺术。民间的艺人在手段和资源被剥夺光了以后，就不可能把玩，只能原创。原创性有些粗鄙，却活生生有朝气。我们不能不关注从这个出发点延伸开来的探索性建设。哪怕当一回资产阶级去“窃取”成果，也要懂得“礼失求诸野”的道理。
　　我讲以上这些不想为某个政治时代翻案，也不是在无条件的前提下强调文艺的根本方向。我只是说明，作为文艺工作者，我们应当非常客观地对待历史上的文化成就——当然，也包括认真对待琼瑶的或者金庸的积极成分。
　　一个新的时代的理性精神建立在什么基石上？难道是充满复仇心理的阶级憎恨。谁都知道，打你耳光不还手，不符合情理。但是，光是还手恐怕远远不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因此，耶稣·基督说，打你左脸，就让过右脸来让他打。这谈的也不仅仅是宽容。
　　当穷人还手的时候，他们总要叫痛；可富人还手的时候仿佛理所当然，穷人若是叫痛，就是不理性。当然，劝架的人会说，彼此打来打去，都很不应该。
　　然而，矛盾靠回避是躲不过去的。
　　样板戏的成就有目共睹，它凝聚了太多的希望，太多的精华。今天，我们要是看不到其中的养料，说明我们愚蠢。而如果我们因为打痛的脸还有血印，就羞于学习分析前人的经验，那么，我们就要成为罪人。
　　人民文艺是不是人类文艺的总方向，生活的全面实践会作出折服人的回答；而样板戏的成就算不算人民文艺，就需要我们认认真真，好好学习，用心思去调查研究了，才有发言权。千万不可人云亦云，任由时尚的话语摆布。
　　我相信，你研究了京剧艺术，并且虚心向京剧艺术家求教，就会有不凡的认识。
　　至于鲁迅先生，我想你不会认为他是“知识精英”吧，他可从来没有宽恕过一个他同时代的“精英”。
　　我们学习鲁迅，是要看他的一生。我们不能割裂地读他的某篇文章。从《狂人日记》到最后的遗言，鲁迅从一个旧时代的知识分子变成了劳动者的代言人。他要做什么样的文艺，已经清清楚楚地写在那里，树在那里。
　　你想没想过，现如今，为什么那么多的“自由主义斗士”巴不得快快掘了他的祖坟？他所不宽恕的每一个帮忙、帮闲的奴才在今天为什么都有如此贴切的写照？

　　从你的来信中得知，你的批评文章已经在论坛上公开。我觉得很好，这些问题本来就欢迎大家来议论。所以，我把来往的信件放到“音乐大字报”和“黑板报文艺”上，供网友们阅读，也算是对上期文艺周刊发表《江山如画宏图展》的反响。　

　　祝好！　　　　　　　　　　　　　　　　　　　　　

　　　　　　　　　　　　　　　　　张广天 2000年9月1日

征稿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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