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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电子杂志—黑板报文艺周刊
2000.9.15       星期五总第3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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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稿

编辑的话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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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一周新闻视点
  秋收时节暮云愁——毛主席逝世24周年(张广天)
m每周评论
  俄罗斯近况(宋晓绿口述,杨帆、王小东等整理)
m
杂文
  来而不往非礼也(美丽的平壤)
m文化广场
  《舞台2000》创刊暨文章选读
m读者来稿
  笑话胡适(资产重组)
m每周诗歌选
  这个城市的工人俱乐部(黄金刚)

征稿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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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新闻视点

1........秋收时节暮云愁——纪念毛主席逝世24周年
                      作者:张广天

  今天是九月九日,二十四年前的这一天凌晨,毛主席离我们而去了。七十三年以前的同一天,驻在修水的武汉政府警卫团,安源煤矿工人,平江、浏阳的农民义勇军联合暴动,这就是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从那一天开始,中国革命翻开了光辉的一页。
  在没有毛主席的二十四年里,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民解放事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到了极大的挫折,以美国反动政客为首的世界帝国主义集团加紧了对人民政权的颠覆。云愁风惨,西风萧瑟。
  1949年建国前夜,众多爱国志士聚在一起讨论修改《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的事情,毛主席认为,原歌词不必改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始终应该作为我们耳边的警号。现在看来,这一决定是多么的英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的确,我们现在并没有受到直接的疆土侵略,没有在别国的统治下做奴隶。但是,回顾历史,不论在多么情急的外侮威胁下,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没有丧失独立的精神,没有丧失反抗斗争的决心。而今天为什么我们中间,甚至是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主动放弃了思想武装,拆毁了精神长城?从思想界到文艺界,从科学领域到日常生活,资产阶级、剥削阶级的各种毒素被奉若神明——“劳动可耻,剥削光荣”,“造反无理,压迫有理”。年轻人在美国殖民主义的文化攻势下,忘记了汉语,忘记了父母。越来越多的人,面孔上丢失了作为翻身主人的尊严表情。
  从来年轻人都是时代革命的急先锋,都是飞蛾扑灯般地追求理想,而今天,为什么飞蛾扑灯般地追求堕落、追求享乐?
  旷古未有的沉沦啊!闻所未闻的堕落啊!我们祖先用血肉筑成的长城已经变成了精神风景线,腌臢的、卑劣的、势利的赃物如入无人之境。如果真有民族的危急时刻,这个时代,恐怕比八国联军、日帝掳掠的时期要危急得多。
  无数次地路过毛主席纪念堂,我是多么想亲眼看看朝思暮想的敬爱领袖,可是,无数次地我都驻足门前,羞红着脸又掉头回去。我是毛主席、周总理培养的红小兵,是未来革命的接班人。可是,在没有毛主席的日子里,我们红小兵又做了什么?我们怎么有脸面对革命先辈、面对人民英雄纪念碑底下二千万颗牺牲的头颅?
  如果见到毛主席,我说什么?我向他老人家哭诉?我向他老人家控诉?我说时代变了,自己也没有办法?
  不!
  多少次我站在夜色沉沉的天安门广场,希望遇见一位乡音浓重的老人,问他爱情,问他理想,问他英雄的本色。可是,我又是多么害怕他真的站在我面前,用我们熟悉的声音亲切地呼唤我的名字。因为,我知道他从来就没有离开天安门广场,从来就一直在自己工作的岗位上辛勤。
  93年12月26日凌晨,大雪纷飞,我再次来到天安门广场,因为,这一天是我们心爱的领袖诞辰一百周年。天还刚蒙蒙亮,忽然从四面八方聚拢过来无数的人——有拎着老式手提塑料旅行袋刚下火车的山西农民,有衣衫单薄的解放军战士,有满脸皱纹的老工人,有少男少女,青年学生,知识分子……这就是被某些人称做“典型的人群模式”的群众场面,可是他们根本不知道这是没有组织、没有号召的自发行动——这是人民,无数的人民!
  我知道,在这一天的人群中,还有一个特别的人,他就是华国锋。1976年 9月18日,在同样的地方的不同位置,他代表中共中央在毛主席追悼大会上致了悼词。
  尽管一面是灵魂的黑暗,但另一面,在毛泽东的光荣旗帜下,又有越来越多的人团结了起来。在没有毛主席的二十四年里,毛泽东思想在艰难中发展和丰富起来,毛泽东的形象在现实的教训面前变得血肉丰满。
  我们已经懂得珍视毛泽东思想的宝贵文化遗产,我们已经知道毛泽东的名字就是中国的代名词。中国,因为有了毛泽东才叫中国!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永垂不朽!
  坚不可摧、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毛泽东的中国万岁!
  人民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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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评论

1........俄罗斯近况(补充、订正稿)
           口述:宋晓绿  整理:杨帆、王小东等

  [说明]宋晓绿女士,吉林省外贸公司经理,在高校任教多年,从1991年起在俄罗斯市场做生意,1993-1995年长驻俄罗斯,此前此后往返俄罗斯不记其数。宋晓绿在俄罗斯时除了有丰富的切身经历,还关心俄罗斯的报纸,关心俄罗斯人民的生活现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市场研究》特邀记者,《现代营销》《远东经贸导报》杂志社记者,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所研究员。2 00095日,应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杨帆先生邀请,宋晓绿在北京车道沟昆玉湖饭店讲述了她所目睹的俄罗斯。由于激动和兴奋,当晚宋晓绿高血压发作导致脑溢血,现仍在治疗中。与会者十分震惊,深感悲痛和惋惜,油生敬意,一致决定尽量回忆宋女士的口述故事。以下即为回忆整理所得。

——杨帆、王小东、杨斌、马利军、卢周来、韩德强(200099日)

1、 俄罗斯人的生活水平

  我感觉国内报刊对俄罗斯的报道不真实,我曾经写了一些关于俄罗斯的文章,有些报刊觉得夸大了负面不愿意刊登。其实,俄罗斯的悲惨状况是难以形容的,也是没有长期亲身体验的国内人难以想象的。人民币和卢布的比价现在是1 3,俄罗斯的月人均收入大约在2000-3000卢布之间,而物价却比中国高得多,你可以想象俄罗斯有多穷。其实,我的感觉是他们的收入连这个数也达不到。俄罗斯西伯利亚研究所是俄罗斯国家拨款的5 0个研究所之一,所长告诉我他的月收入不到2000卢布,我问所里的其他人员,他们也都不到2000卢布。俄罗斯的主食是面包、洋葱、土豆等,除面包的价钱和中国差不多以外,其他疏菜的价格大约是中国的二到三倍。有一位教授曾对我说,苏联解体前,他一个月的工资可以买十几双质量很好的皮鞋,包括进口的,但9 1年解体后放开价格,他一个月的工资只够买一双鞋带。
  当然
70%的俄罗斯人有别墅,别墅也并不是什么好房子,其实就是几间小木屋,但旁边都有地。现在每到周末,俄罗斯人都到别墅去种地,不是种花草,而是种过冬的疏茶、粮食什么的,收割后窖藏起来,有的做成咸菜。他们也做果酱,一个秋天要做几十、几百大瓶,就靠这个生存,我还帮我的房东做过。这是俄罗斯工资外的收入来源。现在俄罗斯人去别墅已不再是一种休息,而是为了生活而从事艰苦的农业劳动。现在俄罗斯经济根本不是什么市场经济,而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听说现在国内流行自由主义思潮,许多知识分子都以此为荣,但俄罗斯老百姓经历了许多苦难,都知道自由主义者是美国的买办,是新兴爆发权贵阶层的代言人。

2、 俄罗斯的工业

  10年来,俄罗斯的投资下降了80%,工厂根本不开工。1985年时,俄罗斯经济总量是中国的2.5倍,现在只有中国的1/5。我跑了那么多企业,就没看到几家开工的。国内现在说俄罗斯经济开始恢复,其实不过是可以开工。普京曾说,俄罗斯经济要恢复到1 990年的水平,需要每年增长8%,连续增长15年。这实际上根本不可能。有人认为俄罗斯开始走出谷底,开始复苏,其实没有那么回事。俄罗斯就象一个发烧4 0度的病人,烧了10年,现在回落到39度,还是高烧,而且还可能回升。石油价格上涨带动了俄工业回升,但即使是秋明油田仍然非常困难,原因是工业金融寡头为了自身利益,出口的钱都留在国外回不来。莫斯科周围有几个核反应堆,这些反应堆1 0年没有维护,现在已经开始往外泄漏辐射。怎么办?要维护,单一个反应堆就需要25亿美元,哪里来的钱?专家说,这些反应堆迟早要出大问题,很可能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还严重。俄罗斯现在什么东西都年久失修,俄罗斯的飞机都已经超期服役,随时都可能掉下来。经常可以看到房子里的水管爆了,地铁出故障了。库尔斯克号沉没,莫斯科电视塔大火,这些戏剧性事件引人注目,但这都只是冰山的一角。我在俄罗斯久了,都习惯了,实际上每天报纸的头版都是这些消息,库尔斯克号只不过是把这些问题暴露在世界面前了。有人说,俄罗斯现在是一个巨大的工业废料场,我看差不多,各个行业的设备都在急剧老化衰败,这是十年没有投资的必然结果,俄罗斯的前景究竟如何可想而知。

3、 俄罗斯的社会治安

  在别的国家,杀人都是杀穷人,也都是穷人杀。俄罗斯却不光是杀穷人,杀得更多的往往是有头脸的人。新兴权贵富人虽然戒备森严,住宅上空有直升飞机盘旋保护,仍然不断惨遭谋杀丧命,有一年光金融家就连续死了七个,议员更多。而且这些杀人案都是在光天花日之下干的,干了也查不出来。一位美国老板,在俄罗斯很出名,克林顿还赞扬过他,是最早到俄罗斯投资的。有一次不知怎么的,就和俄罗斯合作伙伴炒翻了。第二天,这位美国老板就暴尸街头。连别列佐夫斯基都差点被干掉。现在这些大老板都是随身带很多保镖,住所里三层外三层的戒备森严。但这样也不行。有一位新贵是在接电话时被毒死的,电话上有毒药。
  在俄罗斯做生意就得靠黑社会。在普通银行汇款,汇费高,而且一笔款子还得分多次汇。但如果是一家和黑社会有关系的银行,就可以,汇费低,一次就行,还保证安全。几乎每一个环节都有黑社会,比如说报关吧,如果找不到马匪(音,指黑社会的小喽罗),这事就很难办。找到马匪了,就很顺利。反正政府是已经管不到了,黑社会就顺理成章地接管理了政府的角色。黑社会讲义气,他也要注意别吓跑了生意人,断了财路。
  俄罗斯最大的黑社会是一个退伍军人组织(似乎叫阿尔法军人协会,但没听得很清楚)。这个组织管的生意很大,恐怕分赃不均,高层内部矛盾很激烈,连续三任总头目被杀。第三任去参加第二任的葬礼,刚出车门就被遭到乱枪扫射。他还算顽强,满面是血,带着满身的玻璃茬子楞往前闯,跑了,以后再也没有他的消息。

4、 俄罗斯的军队

  俄罗斯的军队也早已不象样子了。一位中校开着坦克跑到街上,要求发工资,不发就开炮。按说这是绝对不允许的,是应该军法惩处的。但没事,因为大家都同情,事实上,坦克后面跟着一大帮军人。从军官到士兵,都是在靠着部队吃饭,有什么偷什么,有什么卖什么。所以库尔斯克号的事情一点也不奇怪。欠发军饷已经成了家常便饭。核武器部队按说应纪律严明的,但却经常发生盗窃设备、材料的事情。
  我住的地方就是俄罗斯的一个军营。一层是从东欧回来的部队,二层是我们中国商人。俄罗斯的军人也惨,这个军营跟我们的筒子楼差不多,公用水房,公用厕所,楼道里臭气满天。我认识一位军人遗孀,我们关系很好,长得非常漂亮,有两个公主般的女儿,
6 7岁左右。这个军营里大多数都是单身男人,谁都想跟她睡觉。但她坚决不干,宁可给我们中国人的食堂洗盘子,她非常高兴地洗盘子。到了周末,军营里兴看脱衣舞。我们是国营公司,还讲点规矩,不许看。我就和她聊天去了。下楼的时候大概正好是脱衣舞高潮刚过,我看见她的7 岁的小女儿从人缝中兴奋地挤出来,对我大声叫喊着:“娜达莎,我长大了也要跳脱衣舞!”我看了很伤心,我想她妈妈会更伤心。俄罗斯已经没有廉耻了。没过几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个美国人开办脱衣舞校的广告,我想,这能有人去吗?没有想到,到报名的那天,是母亲送女儿,丈夫送妻子。
  俄军的现状很差。在这次车臣战争中,被车臣游击队俘虏的俄军士兵有相当一部分失踪了。为什么不见了,是被车臣游击队给卖了,卖给西伯利亚和周边国家的农场或工矿当奴隶了。这在俄罗斯被称作“白奴”。有一位老大妈,他的大儿子在阿富汗战争中牺牲了,小儿子在车臣战争中就被游击队给卖了,现在她还在找他的小儿子。政府和军队对此已无能为力。

5、 俄罗斯的贸易

  和俄罗斯做贸易都是小商小贩。你看北京秀水街,就是这么做。因为他们没有做贸易的大公司。从1994年起,外经贸部提出要和俄罗斯做正规生意,连续三年在莫斯科、哈尔滨等地开商品展销会。但是到展销会上来的几乎没有俄罗斯的大企业、大公司,来的都是小商小贩,有的甚至是来零买的。这和广交会大不一样,都是公司与公司间的贸易。俄罗斯的大公司都在忙着和西方做生意,卖石油,卖天然气,卖木材。
  一度国内舆论说,中国货在俄罗斯倒了胃口,假冒伪劣。后来国家倡导要到俄罗斯卖精品。但实际上,精品根本卖不动。俄罗斯人也有抱怨中国货假冒伪劣的,他们质问中国为什么把质量好的产品销往西欧和美国,却在俄罗斯卖质量低劣的。他们没有市场经济的意识。其实道理很简单,一分钱一分货。俄罗斯人没钱,他只能买假冒伪劣,我把这个道理解释给他们听。我们国内官员根本不了解这个情况,一味地想和俄罗斯做大生意。实际上,象长虹这样的企业去了,签一个意向书回来,实际上就是付衍,根本不想和俄罗斯做生意,看在外经贸部的面子上才勉强去一趟。国家外贸战略和具体战术根本脱节。事实上是小公司在做小生意吧,国家就应该为这一现实服务,使之规范起来,正常起来。我做了这么多年的生意,就是不知道有什么规矩。包机运货,这到底是允许不允许,有没有个规矩?所以我老是提心吊胆的。
  我认为,俄罗斯也有一股生气勃勃的新生力量,这就是那些做小生意的商人。但俄罗斯的寡头们是在扼杀这股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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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文

1........来而不往非礼也
                     作者:美丽的平壤

  有人搭台唱戏,没有人看,实在太倒霉了。若是有人捧场,不管是叫好,还是叫骂,一定热闹非常,票房也好,影响也大,传播也广。所以,不仅叫好的是上帝,叫骂的也是上帝,都得善待,不可怠慢。
  今年演出《切
·格瓦拉》,可以说叫好的人着实比叫骂的人多,但叫好的都有点懒,满足了就自我审美一番,却也不怎么到处做广告;倒是叫骂的不遗余力,几次三番,碰了一鼻子灰,还不善罢甘休,继续后浪推前浪,滚滚不息,搞得唱戏的人不知所措,总觉得不管怎么表示谢意都有点过意不去,心里欠了人家。
  于是,唱戏的人就琢磨,是否给叫骂的弄点实惠,比如,深入开展《切》剧讨论,在必要的时候再演一台,配合前面的演出再搞些声势,掀起一股又红又热的浪头,以使得叫骂的主子产生后悔之心:“以前对中国问题太疏忽了,中心全放在苏联东欧,现在倒好,那边老人未死,又长了新苗,据说左派,新左派,还有新新左派,这可怎么了得?是我们选错了人?找了一帮不顶事的庸才?还是形势发生了逆转,天下又要转赤?反正,要加强收买的投资力度,那些原来没有拿到钱的这次都给,给足了好办事。福特基金会远远不够,再要设立可口可乐基金会,麦卡锡麦卡铜基金会,到处投钱,全面投钱,让美金如雨点般飘落……”
  看见吗?好事马上就来了,人家对你们还真够意思。饮水不忘挖井人:没有汉奸奴才,也就没有反帝爱国;没有丢人现眼,也就没有面子尊严。所以,要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以后唱戏,一定注意给你们留出好位置。
  可不?人家唱戏的戏子都懂得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你们似乎有点不够哥们,要知道礼尚往来,这是个基本道理。
  是不是还没有拿到钱?那好,再等等,一定是有的。美国鬼做事是顶讲信用的,不会赖帐。不过,我要提醒你们,拿了钱可一定要给些回扣的,最少一顿饭,意思不能不到。谢谢了,谢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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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广场

1........《舞台2000》创刊暨文章选读
  [按语]由中央戏剧学院研究所沈林博士等人主编的《舞台2000》终于与大家见面了。这是目前国内唯一的关于舞台艺术的专业性杂志,目前已经逐渐进入全国各主要书店,北京的读者可以在戏剧书店买到。以下我们选登创刊号的两篇文章,《卷首语·我们还需要戏剧吗?》和《与达里奥·福无关》,以飨网友。

 

      文一:《卷首语·我们还需要戏剧吗?》

  大千世界里搭着各类舞台,围着各色人等,看着各种角色,演着各种故事。
  我们搭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舞台呢?
  我们这个舞台为关心表演艺术的人士提供发言的机会,这很寻常,但我们的“表演”却是个非常宽泛的概念。伦敦皇家芭蕾舞团粉墨登场固然是表演,胡同口骂架的见有人围观就来了劲,我们也算。这么说吧,话剧舞台、戏曲舞台、流行音乐舞台、严肃音乐舞台、芭蕾舞台、现代舞舞台、行为艺术舞台……也就是公认的广义表演艺术的各部门把它们通通加在一起,也还比我们的舞台窄一些。
  对于艺术究竟做何用,我们的理解和莺歌燕语的别家也有所不同。我们认为,艺术即便不配做人生良师,起码也应是个益友,应对人生起些改进和建设的作用。在今天讲建设人生的艺术,是很不自量力。但我们想,即便建不成个什么,能对“消费”或消磨人生的艺术有所表示,让他们觉得点碍手碍脚的,这台子就没白搭。
  我们计划每次都能大致围绕一个主题。这次的主题,这是封面上的“我们还需要戏剧吗?”可惜由于经验不足,这个计划就像我们给孩子起的什么“百顺”“永丽”之类,没能如数兑现。但愿下本不再有这种遗憾。

 

 文二:《与达里奥·福无关 ——一场演出的台前幕后(专访)》

                      整理:张玉杰

  台前幕后分别代表舞台创作的结果和过程。只顾吃喝而无视案板油锅,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接受美学,对于最丰富多彩的舞台创作,它不但会削弱创作,甚至可能防碍欣赏。戏剧首先是时间的艺术,因而过程对它极为重要;无奈时间毕竟要流逝,因此戏剧的过程又最难保存。

  话虽如此,我们仍设法为过程"立此存照"。这固然是读书人的"历史镜头意识"或戏剧人的"水仙花情结"作怪。它还有另外一层用意。如今" 阐释"大行其道,一件事要是没有阐释,真就象人没钱,魂没体,简直什么也不是。其结果,评论发达得像打闪灯的警车,如入无人之境--评论家就差替作者谈创作心得了。关于《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那场演出的过度阐释,我们手头就有一个现成的例子,《华盛顿邮报》记者(中国观察家)别具慧耳,在剧场中听到了左右本地耳朵听不到的声音:" 这出几乎改写一新的剧作对中共和它的秘密警察竭尽嘻笑怒骂之能事。演出始终大厅里回荡着'打倒专制主义!'的口号声和天安门广场抗议游行时的流行歌曲" 。

  所以,何不趁创作者还都生龙活虎,请他们到前台现身说法?林兆华先生虽不在创作者之列,但作为中国话剧多年来最有力的参与者,他对此次创作实践的点评亦属难得。

——专访林兆华

  记:据说您是国内唯一见过达里奥·福的导演。达里奥·福有很强的个人特色。您看了孟京辉导演的这出戏之后,觉得北京的这场演出同您所了解的达里奥 . 福的风格是否契合?
  林:孟京辉导演的不是达里奥
·福的原剧,现在这样说可能是因为诺贝尔文学奖的招牌好卖钱吧。我对达里奥·福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事本身就很怀疑。我是在前几年京剧《图兰多》赴意大利演出时在佛罗伦萨与达里奥·福见的面。《图》剧的艺术总监是达里奥·福的好朋友,他为我们安排了一次会见。达里奥·福的戏剧活动主要集中在米兰。在米兰原定的见面时间里他有事耽搁了,后来《图兰多》又去参加佛罗伦萨狂欢节,他的戏也去了,他专程跑来与我见面。他有一米八几的个儿,人很热情,我们谈了一个多小时。他不知道中国竟然有现当代话剧,与许多外国人一样,他们意识中的中国戏剧就是京剧。之后我看了他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的演出,我也就看过他这一个戏。我也不懂意大利语,根本就看不懂。他那台戏舞台手法很普通,很写实的布景。他自编、自导、自演,现场观众反应真正是强烈——台上达里奥·福一句话落地,台下就一片哗然!他的戏都是对时弊的揭露,战斗性、批评性很强,很幽默,可以感到台上有意大利即兴喜剧的东西,具有尖锐的讽刺性。他得诺贝尔文学奖可能就是因为他多年来这种坚持不懈的社会批判态度?刚开始他们想排这个戏,郭福民( 国内《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演出策划人)来找过我。
  
记:那么说,您也曾考虑排这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
  
林:对。我说得先看剧本。郭说达里奥·福是去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这个戏市场炒做不成问题,而且有人投钱。我说看不到剧本,我不干。后来吕同六翻译完剧本,郭拿来给我看,看完后我不喜欢,没什么感觉,就没接。
  
记:现在孟京辉导出来了您怎么看?
  
林:这个戏舞台形式还可以,玩得很轻松、好看,我比较喜欢。看得出来这个戏孟京辉与中戏的一帮演员磨合得很好,演员处于一种即兴的、自由的创作状态,风格也比较统一、完整。
  
记:您对报纸上出现的有关此剧的评论怎么看?有评论认为,这一回孟京辉的戏路子不一样,这次的演出他是人民代表。
  
林:你告诉他,他要是人民的代表他就完蛋了。人民不是一个含混的字眼,人民分左、中、右,你问他是哪一派的代表?市场上的那些评论对于导演来说毫无意义,导演就要看他舞台上的东西。

——化妆间里的孟京辉

  记:事情很清楚,观众现在看到的这出戏是达里奥·福的原作与黄纪苏的剧作《无政府主义者属意外死亡,左派艺术家属意中死亡》的结合,后者的成分似乎更重一些。作为导演,您依据什么来在两者中决定取舍呢?
  
孟:照搬达里奥·福的原剧,观众没有反应,就违背了舞台创作的原则。要把一个外国与中国的对话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不是摹仿,是重新创作。用达里奥·福的创作原则进行统一:一是社会讽刺、批判,二是即兴表演。这里没有任何权威,我自己就是自己的主宰。创作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再现,而是升华,就只能让达里奥·福的“魂”附在我们的“体”上,这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这个戏取了达里奥·福原剧的1 /10,另外8/10来自黄纪苏的剧本,其他的东西就是演员、导演的即兴创作及串场词、歌词创作、作曲等。所以不管是达里奥·福也好,黄纪苏也好,音乐也好,都是我的素材,我把它们全部当做素材使用。
  
记:您是说对于这个戏来说黄纪苏的改编本只是素材之一,而不是在他的改编本的基础上导演进行二度创作的结果?
  
孟:当然不是!如果这样的话那音乐呢?作曲也是专门为这个戏进行创作的,对我来说这个戏的音乐和剧本同样重要。
  
记:可这毕竟是以语言为主的话剧演出,而不是音乐会啊。
  
孟:对我来说是一样的。只不过黄纪苏是主要素材,达里奥·福是精神支柱,演员是表现的材料。黄纪苏的剧本给了这个戏一个框架,我在这个框架里加了很多节奏、结构的东西。而且,黄纪苏写这个改编本之前,我和张广天、黄纪苏三个人在一起都己经聊过。现在每场演出我都会根据观众的反应及时进行梳理、纠正,几乎每场都有一些小小的改动。比如说今天晚上就会加上一段有关“流星雨”的对话。
  
记:做这些调整是为什么呢?
  
孟:就是要跟观众贴得更近,与社会生活关联更紧。
  记:舞台演出中,黄纪苏剧本最后一幕全部删掉了,这是为什么呢?
  孟:黄纪苏最后一幕主要是说诺贝尔文学奖的事儿,我认为指向性不清晰,与前几幕写的文化制度、警察的黑暗关系不大。而且我对诺贝尔文学奖本身就不感兴趣,有很多我认定的大坏蛋还得了这个奖呢!他的最后一幕我们排过两次,不舒服,所以就整个拿掉了。也可能是一种遗憾,以后再弄也许会加上。
  记:黄纪苏的改编本中一些锋芒毕露的句子,被删掉了,这不违背达里奥
·福的创作原则吗?
  
孟:我认为最重要的东西都保留了。
  记:黄剧中有一个资产阶级代表与一个无产阶级代表的对话,戏剧性很强,您把这两个人都变成了解说人,这样是否削弱了它的战斗性?
  孟:黄剧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话并不多,变成两个解说人完全是技术性处理,这个并不重要。
  记:您认为重要的是什么?
  孟:我认为对人的尊严、对人民的关注、对人的关怀这些才是最重要的。一开始看完达里奥
·福的原剧,我最感兴趣的就是这些东西,它让我激动不已!我与达里奥·福一拍即合!前面谈到了,我没有义务在舞台上介绍意大利式的社会批判,所以我就找来了作曲张广天和编剧黄纪苏,我们在一起聊,后来决定重新创作。
  
记:报上说您由一个实验导演转变成一个革命导演,您自己怎么看?
  孟:我一直就是一个革命的导演。
  记:您认为“革命”是怎样的一种概念?
  孟:革命就是不断地变化,不断地向前迈进。革命是在一定的姿态下完成的,这次我找到了人民为依托,就可以革命,可以向前。
  记:有报道说您是人民的代表。
  孟:我说我要努力成为人民的代表。
  记:林兆华老师说人民是分左、中、右的,您是哪一派的代表?
  孟:(笑)他这么说也有点意思!——都是吧,整个人民。
  记:什么是“人民戏剧”呢?
  孟:人民戏剧就是实验戏剧向前的一种发展,是实验戏剧的一种促进,是实验戏剧的最高目标,是它的理想。实验戏剧足以完成一切。
  记:但您的“人民戏剧”可是在商业操作下完成的啊,更多的“人民”花不起这个钱进剧场看这出“人民戏剧”,“人民戏剧”是不是应该到广场去演,不用买票?
  孟:广场戏剧在操作上就不可能,在哪个广场?不可能批的!而且并不是一定要演给人民看的戏剧才叫人民戏剧,只要是反映人民的感情,与人民的感情连在一起,与人的本能、人的自尊、人的进步连在一起的戏剧就叫人民戏剧。他是百万富翁也好,是大款也好,是“泡吧”的也好,只要他进到剧场里来,通过看一出戏,产生了这种交流,唤起人的尊严,就是人民戏剧。剧场里观众都会笑,但笑的结果不一样。我这个戏前面
3 /4是嬉笑怒骂,最后15分钟就严肃起来了。尽管观众也笑,但有比笑更深刻的东西,笑背后有一种诗意在。不管它是残酷也好,是一种力量也好,它是人民的情感,是一种力量!笑是人民的权力,是智慧!
  
记:这出戏您是否有不满意的地方?
  孟:有。比如像“吸毒”一场,感觉不舒服。这出戏没有像社会上说得那么好,舞台比较粗糙,但这反倒成了一种风格。这出戏让我感觉到了节奏与呼吸。关键是它让我走出了作为演员的第一步,我学了
2 0多天的吉他,就坐在台上演奏,30场下来就是一万二千人次的进出,恐怕崔健也没有这个福份。

——黄纪苏的书房

  记:作为这个戏的主创人员,此剧的改编者,您对孟京辉导演的这出戏的演出满意吗?
  黄:总的来说,作为喜剧这个戏的演出,我还是满意的。孟京辉的导演手法、演员的表演都发挥得不错,即兴喜剧的成分很多,表现得很好。
  记:您的改编本中有许多舞台设置和舞台提示,比如说“倒带”一场,您一个戏剧圈外的人,对舞台有如此的把握令人深感意外。
  黄:平时跟沈林他们聊天听来了一些。另外,文学我稍读过一点,那里面也有不少很戏剧性场面。比如说《红楼梦》中宝玉和凤姐中魔那一场:大家正为宝玉发疯而乱作一团时,又见凤姐手持一吧明晃晃的菜刀砍进园来,见鸡杀鸡见狗杀狗,见了人,瞪着眼睛也要杀人。这就很有舞台的感觉。因为我不太熟悉舞台手段,所以我采取了主题先行的办法,我的思想情感在前,再寻找适当的舞台形式。比如我写的剧本中那根用来吊打无政府主义者的绳儿,无政府主义者只是一个麻袋,一件物,因为这个社会把人贬为物;在第二幕里绳儿挽成圈代表窗户的圈儿,成为压迫者颠倒是非编造谎言的道具;到结尾等诺贝尔奖时它又象征阶级社会的生活原则,也就是爬。
  记:这契合了舞台创作原则:每一个道具的作用都要发挥到极致。可惜,演出中去掉了。
  黄:孟京辉有些地方的改动,我不大赞同。比如说最后一幕拿掉了,这样一来整个戏的意思就变了,阶级对立的成分就削弱了。我在对此剧进行改编之前就有大、小两个框架的构思。大的框架是说达里奥
·福采用非常手段占领了一个国家剧院,上演了一出抨击资产阶级的戏剧《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没想到此剧受到资产阶级的热烈欢迎,几十个国家争相上演,最后竟被授予了资产阶级社会对文化人的最高奖赏——诺贝尔文学奖。资产阶级社会与无产阶级艺术家双双获胜。
  记:孟京辉认为您的改编本最后一幕不过是说诺贝尔文学奖,指向性不明确。您的最后一幕有这样的考虑,他知道吗?
  黄:他有他的考虑。但这么一动,大框架中原有的思想性、政治性的声音就削弱了。这是我最为不满意的地方。但小框架导演基本都保留了,并重新组织了,有很多比我的改编本发挥得更好,更淋漓尽致,比如用了《火车向着韶山跑》那首歌,真是稳、准、狠。但也有过分强调喜剧,消弱战斗性的地方,像讽刺人艺的《茶馆》那一段,不是不好玩,但文人相轻的色彩过浓,整个戏的主要倾向就模糊了。
  记:两个说唱人的改动您以为如何?
  黄:既然大框架己经变了,用不用说唱人到也无所谓了。
  记:您是怎么想到从这个角度改编达里奥
·福这个剧本的?
  黄:开始拿到达里奥
·福的这个剧本时,大家都是没有感觉,感觉是后来在一起聊出来的。比如说,我们应该抓住和强调那些东西。我记得有次打电话,孟京辉说应突出平民意识,尊严,“凭什么他们?”这种感觉我觉得挺对。张广天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是有创见的人。他贡献了许多火花。我们设计了大小两个框架。大框架要传达的是九十年代经过了革命、经过了反思革命、经过改革、经过解体、经过“历史终结”的叫嚣之后我们的一种复杂甚至有些悲凉的感觉,而不是达里奥·福写这出戏的六七十年代那种“一座座火山爆发,一顶顶王冠落地”、人类新纪元就要到来的感觉。要用《无》剧这条船载这样的感觉,是我们几人当初的共识,也是我个人所以有兴趣做改编工作的一个前提。因此我不同意把达里奥·福本人当作这个戏的灵魂。说白了,我们是要表达自己的思想,而不是搞什么意大利文学介绍。当然,达里奥·福的阶级立场、他的爱憎我们是认同的,因为这些东西我们觉得跟今天的中国生活发生了关系。后来又拿来一些资料,像达里奥·福的生平。他夫人有一段谈话,说他们本来与资产阶级战斗的戏剧,以为资产阶级观众看完会骂骂咧咧,没想到那些先生、小姐、太太们都带着一种被搓了热背的感觉欢喜而去。这就与我先前说的那种八九十年代走到一块了。我们在大框架里,就是通过资产阶级把反抗变成搓背、把炸弹变成焰火,把抨击这个制度的行动变成热闹这个制度的杂耍,来说反动势力的强大,正义路途的艰难。可惜这样的大框架后来没能在舞台上实现。后来舞台上的大框架成了对达里奥·福其人的介绍和对资本主义的还停留在六七十年代水平的批评。对此我虽不满意,但也能够理解。这次是商业演出,达里奥·福可以招徕观众,既是借他诺贝尔奖的商标来贩我浙江村的私货,便需要多些达里奥·福,少些破绽。
  记:这个戏现在在媒体上炒得很热,您读过有关报道么?
  黄:现在是批评跟着报道走,报道跟着广告走。对于此剧前期广告性质的报道我没太注意。后来在《文汇报》上看到一篇文章说,中国现在没有好剧本,外国的呢,又要改动,篡改外国剧以这一出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我倒觉篡改没什么不可以的。对于这件事要有一个判断。从介绍外国文艺的角度来讲,外国文艺的译介自有它的行业规范,作为学术的介绍,严格地遵从原文的意思一字一句地忠实翻译,这也可以理解,它自有它的价值。但在这之外还有一个价值——为什么介绍?我们是出于什么立场、什么样的需要来引进国外的东西?当一字一句的介绍达不到这个目的时候怎么办?——就要做一些改动,做一些适合中国需要的改动。如果要把达里奥
·福的原剧忠实地搬到中国的舞台上,在中国恐怕也找不到一个像达里奥·福那样的演员,而原剧中有1 /3的内容是为他自己的表演风格创作的,这也是要改动的原因之一。我们的本子,如果准确定位的话,大概是介于改编和素材创作之间的东西。为什么还说是达里奥·福的原作?这是演出方的事,与编剧无关。
  记:你对“人民戏剧”的说法怎么看?
  黄:应该提倡“人民戏剧”。我们就是要把这出戏往那个方向搞。口号好提,但“人民”是个过于笼统、鱼龙混杂的概念,关键是看你怎么理解“人民”。我所理解的“人民”,就是与形形色色的新资产阶级,洋奴买办,贪官污吏以及他们在文化思想界的代言人利益相对,立场相反的广大工农群众和普通知识分子。人民戏剧所要服务的是他们,而不是酒足饭饱到剧场里来“文化消费”的眼睛和耳朵。这么说吧,如果某个平常人看了戏,觉得以后应该对受苦人好点儿,应该为改变他们的处境做些事,如果某个坏蛋看了戏,恨得他出门过马路险些出事,这就是人民戏剧。取悦观众不是人民戏剧,无论是某些先锋戏剧通过侮辱观众来取悦观众,还是庸俗戏剧直截了当地向观众飞眼解裤带,全都不是人民戏剧。这出戏在这方面大方向是对的,但色彩不是十分鲜明,声音不是十分响亮,还存在跟观众调情的成份,这不仅批评孟京辉,也包括我自己。我读到一些起哄的报道评论更是错把观众当人民了。只要热闹过瘾雅俗共赏就属“人民”,哪个窑子不是“人民乐园”?我衷心希望有志于“人民戏剧”的话剧工作者,在今后的艺术实践中选择货真价实的人民立场。

——张广天的客厅

  记:《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被炒了个沸沸扬扬,到底是达里奥·福的原作,还是改编,还是新作?有不同的说法。甚至有人提出凭什么改编达里奥·福的剧作?据说还将有不少批评意见见报。您作为此剧的作曲、自始至终的参与者,对于这些问题可以告诉我们什么呢?
  张:这件事说来话长。一开始拿到这个本子,一看,是没有办法排的,原封不动地排出来将会一败涂地的。从吕同六的翻译来看,意大利的审美在汉语世界里是格格不入的。孟京辉说一定要搞,不搞是不行的,想往前跨一步。他同意沈林的意见——把剧本收拾一下。但要达到北京观众的审美能接受的地步,收拾一下是收拾不出来的,只有重新写一个剧本。沈林向他推荐了黄纪苏。开始提出来在达里奥
·福原来本子的基础上进行改编,但黄纪苏不同意,他说没得到达里奥·福的许可我不能随意改编。但有公司要演达里奥·福,这个戏的策划人郭福民提出这个戏要介绍达里奥·福。于是就拿来达里奥·福的剧本、他的生平,以及他的表演的录橡带等一些现有的素材,重新进行创作。这个创作活动是从黄纪苏、孟京辉和我的第一次谈话开始的。这样我们就碰到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创作分原生创作和素材创作两种。比如《十五贯》是根据话本小说《错斩崔宁》改编的,编剧是谁?《智取威虎山》是根据小说《林海雪原》改编的,编剧是谁?这个问题不容置疑。有人说这个创作活动是否得到了达里奥·福本人的同意?那么意大利有这么个人儿,有这些个事儿,他演了这么多戏,我们拿外国人的素材重新写一个戏,以前没有过,但这又有什么不可以?这就像我要拿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创作一个弦乐四重奏,要得到谁的同意?这件事说到底是我们的民族自卑心理在作怪。我们的自尊心已经丧失到拿了外国人的素材进行创作都不敢承认的地步。还有人提到版权问题。版权法和著作权法都是出自资产阶级的法权体系,我个人认为是极其荒唐的。这些法律从未保护过创作者的利益,是为出版商和制造商服务的。如果这套东西讲得通的话,那么人类所有的精神文化财富我们根本就无法享用。我们这个创作是素材创作,就是在资产阶级法权范围内也是无可厚非的。我认为这出戏的真正名字应该叫《关于达里奥·福的批判》,为什么叫了现在这个名字那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吕同六看完这个戏的演出之后向孟京辉说:好得很!好得很!
  记:照您这么说来这出戏压根就是一个新剧本,而非达里奥
·福的剧本的改编了?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孟京辉和黄纪苏都谈到写这个剧本前,你们三个人在一起曾聊过多次,那么你们三个人究竟聊到什么程度?黄纪苏是否是总结了三人聊出来的东西?
  张:我先说说你的这个疑问。不错,我们三个人曾为剧本创作碰过几次头,也谈了很多,但都是处于剧本的创意阶段,大家都从自己的角度谈自己的看法。很快黄纪苏就拿出一个有关改编此剧的详细的文字计划,即他自己称之为“大框架”和“小框架”的东西。说他是执笔是不能成立的,这个问题不是一个“究竟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左右缠夹,很显然这个本子当初要换了我来写,肯定不会是目前黄纪苏写出来的这个本子的样子,尽管创意的东西是我们三个人一起聊过的。文学编剧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原创劳动,孟京辉、郭福民、吕同六提供了素材,黄纪苏进行了编剧工作。有关这个问题黄、孟、郭和我,我们四个人进行了谈话:到底怎么署名?我个人认为舞台文学本应该是孟京辉。孟京辉作为导演是他独立执导并在导演的范围内进行了二度创作,他从开始就参与了该剧的全面策划,也参与了本剧的一部分的文学构思。我去看了他们的排练,这个戏完全是按照他的长处和方法来导演的,从导演来说包括串场词,他都花了很大的功夫参与策划、创作,后来串场词是廖一梅完成的。为什么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因为考虑这么一台戏,打黄纪苏、孟京辉的牌子没有达里奥
·福的硬。但没曾想这个不是达里奥·福原剧的戏一演红了!他们就傻了!如果换了别人实实在在地导了一出达里奥·福的戏,投资商就回家睡觉吧!事实证明:穷秀才卖得了座,达里奥·福卖不了座。
  记:这就像浙江的小裁缝做出来的西装一定要贴一个皮尔
·卡丹的商标。
  张:对!这就是低级庸俗的商业眼光在做怪!在
90年代的中国,一个文学工作者、一个导演搞一个戏,不打自己的名字,这个过错不是哪一个公司或策划人的,这反映出我们全民的一个自卑心理——怕自己不值钱。
  记:这个戏倒是用资产阶级社会设立的诺贝尔文学奖的社会效应,按照资产阶级社会商业炒作的运作规范,赚了一笔社会主义话剧市场的钱。
  张:这事有点像达里奥
·福被授奖受招安。达里奥·福原来是意大利共产党员,后来又脱离了意共。但脱党以后也没有向右翼势力投降,他以他独特的立场,独特的方式与资产阶级邪恶势力周旋:开除党籍也要搞共产。他搞的还是平民戏剧,继承了中世纪意大利即兴喜剧的传统,而不是贵族戏剧。我认为达里奥·福本人拿诺贝尔文学奖这件事是非常荒唐可笑的。他得这个奖不在于他的学术水平、表演怎么样,这里面有一个阴谋:资产阶级在自己被戳痛的时候可以强奸达里奥·福的老婆,也可以在被搔痒的时候给搔痒的人一个诺贝尔奖。这个问题表现了资产阶级极其宽大的无赖胸怀,这个我们是做不到的!这是在向全世界广大孤独的反抗者示威:我反正牢靠到你们搞不倒的地步,反抗我有什么好处?好处是我给你的,痛处也是我给你的——你塌实点吧!
  记:这是否就是黄纪苏要极力揭露的东西呢?如果是,舞台上是否呈现出来了呢?我觉得没你说得那么尖锐。
  张:这与近
100多年来实行的导演中心制有关。导演中心制有长处也有弊端,弊端在此不是一个能讲清楚的问题,我们就讲讲它的长处:首先是各个部门创作,之后才为导演的创作打下素材基础。所以孟京辉可以对黄纪苏的剧本进行修改、使用、剪接,他有传统赋予他的权利。好坏暂且不论,我个人对此有一些看法:首先孟京辉在剧场效果方面体现了他的长处,包括许多手段的应用。如人艺《茶馆》的解构,“火车朝着韶山跑”的使用,都是很精彩的,起到调剂剧场效果的作用。在这方面他是有一套的。但相对黄纪苏的剧本来说,他的局限性要大一些,批判的力度不够。黄纪苏原剧中的主题思想是反映贫富矛盾、善恶冲突,对以美国为核心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集团给以猛烈的抨击,对资产阶级的伪人道主义、虚伪性揭露得淋漓尽致,对资本家的、丧家的乏走狗刻画得入木三分。而现在演出的这个戏的效果,则集中体现在对资产阶级法律、司法制度的批判,对反腐败和贪污的揭露,力度小了,局限极强,打得不狠,打得不准,打得也不稳。所以左、中、右的人都喜欢,反腐败、反贪官,右派也喜欢,也是要装装门面的。真正不喜欢这个戏的是奴才们,他们看了不舒服,是坐立不安的。
  记:这么说,这场演出从某种意义上说也给某些人搓了背?
  张:不是不可以这么说,这和孟京辉的艺术追求有一定的关系。首先他不够彻底,有些时候有些摇摆,他过多地关心剧场的效果,这样戏剧的结构就受到相当伤害,在制作上太粗糙。这与他在戏剧的方向性问题上没下决心是有直接关系的。他过多考虑已有的那些支持他的观众。要搞人民戏剧就要面对人民观众,而不是已有的旧戏剧的观众——就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前卫”的、“精英”的戏剧观众。今天有人可能还不懂我这话的意义,等中国强大起来了,就会看到什么是旧戏剧,什么是新戏剧。达里奥
·福的戏我看了一些录像,我没有在意大利生活过,不憧意大利语,很难从艺术和文学的角度去分析他。但从孟京辉导演的这个戏来看,我认为同达里奥·福原有的立场和一贯做法是吻合的。首先这是艺术。艺术有两种:一种是判断的、智慧的;一种是分析的、聪明的、装糊涂的。后者如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孟京辉导演的这个戏就是前者,是一个判断的戏剧。在这一点上是成功的,方向是对的,是替人民说话的。孟京辉也好,黄纪苏也好,都是真正凭着自己的智慧创造了这台戏。如果硬要为他攀亲,它与马雅可夫斯基、聂鲁达、布莱希特的关系比与达里奥 . 福要更密切。总而言之,这次演出在北京舞台上坚持了正义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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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来稿

1........笑话胡适
                      作者:资产重组

  胡适是现在中国自由主义者认祖寻宗的对象之一,颇受爱戴,咱也凑凑热闹,谈谈胡博士。
  胡博士虽然号称自由主义者的领袖,拿的出手的学术著作却很少,有学者认为只有半部《中国哲学史》。这和西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有点不同,其实,西方知识分子都有点自由气息,右派不用说,就是很赞成革命的爱德加·斯诺也不象共产党员。但他们并不是整天拿着自由主义叹赏不已,自我陶醉,而是当作一种态度去研究别的学问。约翰·穆勒能开公司,熊彼特能开银行,布罗代尔研究经济史敢说自己到16世纪阿姆斯特丹的交易所里做几笔投机买卖不会怎么失手,更不要说萨谬尔森、弗里德曼这样能到政府里制定政策的了。即使在中国,自由主义者也有认真做学问的,但都没有整天宣扬自由主义的胡适出名。这有点类似于过去的马列主义学者甚至学生:觉得自己掌握了最先进的“唯物辨证法”,自然可以傲视天下,这个唯心,那个片面,第三个形而上学,不屑一顾。现在的自由主义者也自认为先知先觉,这个极端,那个偏执,整天只想“笑话”。至于认真的思考问题,不知是因为觉得自由主义已经完美,再说画蛇添足,还是反正自
由主义者认为思想有极大“易错性”,立论难而破论易,结构难而解构易,“人一思索,上帝就发笑”,干脆什么也不说,省得犯错,被“笑话”。
  那么,可能当时国难方殷,胡适也忧国心切,乃至于无心读书做学问。要是这样,不但可以谅解,简直值得尊敬。当时中国的情景,确实让人没法读书,学生们老是跑到南京请愿。现在有人可能难以理解为什么老找蒋介石,需要理解当时的情景:那时蒋打遍中国无敌手,号称“东方拿破仑”,众多“名将”都被打落马下。学生们气不过日本的欺辱,打自己又赤手空拳,当时毛泽东式的自己动手还不为众所知,于是千里迢迢到南京请蒋抗日,当岳飞,有时还打出“欢送
蒋委员长北上抗日”的横幅来鼓励。蒋又爱面子,不敢当众对大家坦白:我蒋某人其实不会打仗,还很怕日本人,您诸位另请高明吧。他一会说后方有秦桧,一会说三天后出兵,弄得很狼狈。当时胡适也问过蒋,当然他的条件要优越的多,是私人会晤。他问蒋中日开战前景如何,蒋答中国三天灭亡。军事权威“拿破仑”这下把胡博士吓坏了,以后再不提抗日。
  抗战爆发前,胡博士的主要工作是分析战则必亡的道理,开导学生不要激动,意气用事。抗日圣战终于爆发,胡博士又组织“低调俱乐部”,他没有象该俱乐部的几个人那样当了汉奸,主要“苦撑待变”。珍珠岛事件,胡适苦撑的“变”来了。中国许多人觉得胡适对美国的自由主义那么有研究,应该让他到美国当大使争取援助,可能效果会好。胡适这回也慨然上任,准备到自由主义的大本营大展身手。可胡博士到美国后,不改国内的名士风度,整天和一些社会名流娓娓而谈,或者到集会上演说,继续其自由主义的事业。当时中国什么样子,到美国是请人家援助,问人家要军火要物资要这要那,美国一向阔惯了,又有很多“盟国”都在求援,想有效果,说白了,就得赔笑脸,说好话,装孙子,连蒋的驻美私人代表宋子文都得放下“国舅爷”的架子,在白宫、国会拨款委员会、财政部等等地方跑来跑去,有时还受些窝囊气,这当然是清高自命的胡适不会干的。看胡适整天过的逍遥自在,把宋子文气坏了,连连给蒋发电报,要蒋换个能帮忙干实事的人。宋子文独自促成《棉麦借款协定》后,更以此证明胡适工作的无效果,蒋才让魏道明换了胡适。有人替胡适鸣不平,说他的演说也有成绩,不过,客观的说,他的所有讲话加起来还比不上蒋夫人宋美龄在国会的一次演讲。
  看到自由主义的领袖在自由主义的老家也并非如鱼得水,蒋对胡适的本领开始有些怀疑了。但当时胡适在国内威望尚高,47年以“三寸之舌,平万丈波澜”,劝阻学生一次酝酿中的反美游行,帮着李宗仁博得民主将军的雅号。
  不过,随着中国内战的酝酿、爆发和日益明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脱离自由主义,胡适的学界地位也开始动摇。朱自清抗议美国扶持日本而拒绝救济粮,闻一多被两个听到他“辱骂”领袖的党国忠贞之士“义愤填膺”的开枪击毙,仅是毛泽东所举的两个例子而已。最后,整个学界闹成一锅粥,蒋完全失去控制,气急大骂:国家何贵乎如此之学校,何惜乎如此暴戾恣肆之青年。可以说,此后胡适在蒋眼里已经完全失去利用价值,彻底成了废物,但胡适觉得没用正是自主义的精髓,后来,蒋到台湾,胡适祝寿,要蒋“无知无为无能”,蒋也不再客气,批曰:“荒谬绝伦”。
  希望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不要重蹈胡适的覆辙,学术上没有成绩,实践上什么不会,空顶一个自由主义的帽子,整天重复西方前辈的老生常谈,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自由主义也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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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诗歌选

1........这个城市的工人俱乐部
                    作者:黄金刚

城市热闹起来,街上怎么还有当铺?
今夜你坐上火车,又去炒哪个老板的鱿鱼?
疯子在火中唱歌,爱人在电话那边哭。
是谁告诉我明天不用再去游行
?
然后我开始想起这个城市的工人俱乐部,
然后我开始唱起这个城市的工人俱乐部。

又发出一张通告,今年要保护那些残废的;
又传来一个谣言,非把世界末日搞清楚不可;
又遇到一个女孩,谁伤害了她就跟他没完;
又看到一群民工,已经学会甩着膀子步行。
然后我开始唱起这个城市的工人俱乐部,
然后我开始唱起那个遥远的工人俱乐部。

教授们已不愿和你吵架,虽然大家都学不进去了。
谁说日子越来越难过?没见卖唱的都有了吉他?
女人们说话中气十足,你们怎么还那么低沉又高深?
嗯,有个可笑的东西他跟我,一直跟进广阔山乡。
然后我开始讲起这个城市的工人俱乐部,
然后我开始梦想这个城市的工人俱乐部,
然后我高兴碰到朋友们都在工人俱乐部,
然后我呆到最后也不离开这工人俱乐部。
嘟嘟嘟……

老电影还在演,那个坏蛋是巨星的偶像。
我准备玩点别的,有个骗子喊了一句口号。
我思念每个夜风中的女孩,就为早点找到你。
我点燃最后一支烤烟,忧愁堆起一座高山。
然后我欢迎你们回到城市的工人俱乐部,
然后我等着你们找到城市的工人俱乐部,
然后我看到自己消失在城市的工人俱乐部,
然后我听到她的歌声在那个城市的工人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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