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电子杂志—黑板报文艺周刊
2000.9.22
星期五总第3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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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到底谁更贫困？ |
| 整整九年啊，一个贫困大学生对爱心的重新诠释 作者：肖剑涛 如果是一个身家百万的富翁，或者是一个过着小康日子的人，拿出近万元来资助贫困地区的学生，人们会理解并敬慕他。然而，如果本身是一个特困学生，在长达九年的时间里，把自己的奖学金、勤工助学乃至从牙缝里省出来的钱，拿出来帮助五十多名品学兼优但因经济困难而面临辍学的大中小学生，那你又该作何感想呢？我想，除了敬慕，应该还有了解他、认识他的欲望吧…… 起码我自己是很想了解他做这件事的动机和经过的。 他叫冯圣兵，是华中师范大学98级历史系硕士研究生。 坐在我面前的他显得很瘦弱，但这个其貌不扬、今年刚刚25岁的小伙子在湖北算得上是个“名人”:1996年12月华中师范大学隆重召开命名表彰大会，校党委授予他“自立、自强、乐于助人的优秀大学生”称号；1 997年被原国家教委和团中央联合评为“全国三好学生”，同时荣获第二届优秀大学生奖学金，在人民大会堂受到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1 999年初，他荣获“湖北省十佳青年志愿者”称号；8月，他又名列“湖北省十大杰出青年”光荣榜。1999年4月，&127;已是研究生的他与一批志同道合的大学生们成立了“圣兵爱心社”，开始大规模地资助湖北省的贫困山区的中学生，他因此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单位联合授予1 999年度“国际青少年消除贫困奖”…… 如此多的桂冠戴在头上，冯圣兵是如何看待这些荣誉呢？就从这个话题开始，我切入了采访。 他起先是沉静地思索，一会儿他便平静地笑了笑。沉默良久，他才说，“肩上的担子更沉重了。但是，不管这条路如何坎坷，我会一直走下去的。” 是的，获取荣耀本不是他的初衷，他不过是在尽自己对那些出身贫寒而不甘命运的孩子一份善良。他在无意中走上了通往荣耀之路，但是，有谁知道，荣耀的背后却凝聚着太多酸辛…… 善举起始于中学时代的一次主题班会 1991年10月的一天，还在郧阳中学读高一的冯圣兵参加了一次名为“节约粮食”的主题班会。会上，班长王龙无意中提到一个叫高敬霞的I 4岁女孩，父亲弱智，母亲瘫痪，两个弟妹没有钱上学，家里穷得常揭不开锅。可她不甘心做命运的奴隶，为了读初中，一个学期只吃28公斤粮食，几乎每两天才能喝一顿稀饭。 于是，冯圣兵非常自然地冒出一个善良的念头：我要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去帮助她。于是，他向王龙追问了高敬霞的具体情况。他了解到高敬霞十分刻苦要强，不仅成绩优异，还在学习之余帮家里劳动，是个半劳力；她此前三次辍学，又三次复学。高敬霞不屈不挠、顽强奋斗的精神深深震动了冯圣兵的心，也更加坚定了帮助她的决心。当晚，他含泪给高敬霞写了一封长信，勉励她继续上学，并从铺底找出了表哥送给他的2 0斤粮票（那时，一些地方还在使用粮票）和40元钱寄给了远在湖北丹江口市习家店中学的高敬霞。 而冯圣兵自己的家境也非常不好。 应该说，冯圣兵也是一个有着异常艰苦经历的男孩。1988年6月，&127;冯圣兵考试失利，以半分之差没能考取全镇唯一的而且每年升学率不到5 ％的初中。&127;他父亲托人说尽好话，交了几百元的插班费才把他送进学校。初中读书，要向学校交粮交柴换餐票。前两年每星期回家一次，初三时每月回家一次。初中三年是冯圣兵有生以来生活最艰苦的日子，也是他学习最用功，成绩最突出的日子。当时穿的是草鞋，在雨水的浸泡下很快就烂了，没有新的换，就只好赤着脚；睡的是临时搭盖的牛毛毡棚里的大通铺。老师拿着尺子量，每人只有七寸宽的地方，仅容侧身而卧；吃的是玉米或稀米粥，一天仅一斤，还没有菜卖。不过，即使有菜卖也买不起，那时一周能买一次一毛钱的烧饼打打牙祭就算很奢侈的了。初中阶段正是生长发育期，为饥饿所迫，他和同学们也曾抢过木桶里的稀饭，拔过农家的红薯、萝卜充饥。也许是穷则思变，冯圣兵在家长和老师的指导下，特别知道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他起早贪黑地勤学苦练，一心要争取那升学的微小希望。有志者事竟成，1 991年秋，冯圣兵终于如愿以尝地考中了当时的郧阳地区一中，告别了乡村，到城市开始了他新的征程。地区高中积聚了各县市的尖子，冯圣兵虽不再独占鳌头，但仍一如既往奋力地拼搏着。他不仅战胜了严重的神经衰弱，还取得了年级前几名的好成绩，并获得了地区“优秀学生干部”和全校唯一的“学雷锋积极分子”奖励。 有着如此艰苦经历的冯圣兵仍然觉得，和高敬霞相比，自己显然强多了。大概是同命相怜，更主要的是品性使然，从此，一桩异乎寻常的“希望工程”在两位特困生中展开。 刚开始，他动员班上几个要好的同学成立了一个扶助高敬霞小组。可惜，到了高三，因同学们忙于迎接高考，小组自然解散。而冯圣兵却一声不响地依然坚持着，每月从家里给他的少得可怜的生活费中抠出至少10元钱寄给高敬霞。这一寄就是9年。漫长的9年。这，就是一般的成年人也是很难坚持下来的！ 远离乡土，爱的轨迹在延伸 1994年，冯圣兵考进了华中师范大学。接到通知书的那天，全家都为1500元的学费发愁。父亲连续二天走亲串户借钱，才凑齐了这笔学费。 冯圣兵在大学期间的生活费更是少得可怜。即使这样，他仍然没有中断与高敬霞的联系，他利用课余打工和吃咸菜萝卜攒下的钱继续资助高敬霞。 冯圣兵上大学后的第一个春节，他曾为回不回家经历了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一种想法：“回家，我要回家看望生病的父亲，在他床头尽份孝心。”但另一种想法又折磨着他：“不能回家，高敬霞还要我帮助啊！”最后，他把回家的100元路费寄给了高敬霞，自己则呆在寂静空荡的学校看守校舍（一个假期可以拿到60元工资）。 然而倒霉的事情还是来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冯圣兵时常感到胸部隐隐作痛，夜间咳嗽不止。可他总没在意，满脑子都是如何见缝插针地打工挣钱。1996年10月一个寒冷的夜晚，冯圣兵在武泰闸搞完家教路过蔬菜批发市场，已是晚上9点，他又去替人卸菜。当半夜1点多走出市场时，他终于支持不住晕倒在路边，后被前来找他的同学送进了医院。医生诊断为较严重的感冒，而这又加重了他并不知道的肺结核病。医生告诉冯圣兵，他的病要住3 个月的院，冯圣兵再三请求：“我每天打针吃药，但不住院，行吗？” 可他的身体太虚弱了，他实在无法出去挣钱。但给高敬霞、李霞的钱照样要寄呀！他只得对自己的生活格外苛刻起来。来武汉打工的妹妹给他带来一小罐酸菜，他竟然吃了3个月。同学们知道他的病需要补充营养，便隔三岔五往他碗里拨荤菜，有时还买些鲜鸡蛋偷偷塞进他的抽屉。可从这以后一到吃饭时间就见不到冯圣兵的人影。终于有一天，同学在宿舍后面的树林里发现了他，他正用馒头就着酸菜吃…… 冯圣兵是刚强的，然而，当新年的气氛洋溢在整个校园时，一向刚强的他终于忍不住思念家人的痛苦，偷偷地流泪了。1996年春节前的一个多月，冯圣兵一直没有收到高敬霞的信，心中很是不安。过完年后，他去了高敬霞就读的习家店中学。听说高敬霞没有参加学校开办的备考寒假补习班，他非常着急地找到老同学王龙，在其姐夫的带领下，他们连夜赶到高敬霞家。当时已是晚上九点，高敬霞的父母已在木板相隔的另一房间人睡了，而高敬霞还在自己的房间伴着昏暗的油灯复习功课。高家四壁空空，木板床上的床单打满了补丁，棉被也是又破又薄且棉絮露了许多在外面。他们的这第一次见面就让冯圣兵心中隐隐发酸。他掏出口袋中仅剩的几十元钱交给了高敬霞，一遍又一遍地叮嘱她：‘不管发生什么事，你都一定要参加高考，只要你能考上大学，我一定帮助到底。”高敬霞感动得热泪盈眶，坚定地点了点头。冯圣兵返校后收到了高敬霞的来信，信上说：“冯大哥，我一定会参加高考的。我要用好的成绩，来回报你对我的期望和关心。”在高敬霞高中毕业前的五年间，冯圣兵大约寄了2 000元钱，几十本复习资料，150多封信，从物质和精神上都给了高敬霞巨大的帮助。工夫不负有心人，1996年10月，高敬霞终于考入了郧阳师专，圆了自己的大学梦。上大学后，冯圣兵仍时常给高敬霞写信，并在经济上继续予以支持。 爱心，汇成深深的海洋 冯圣兵9年如一日地资助失学的孩子，绝不是什么“沽名钓誉”，因为，当他对高敬霞还有其他素未谋面的贫困失学少年进行资助时，他对谁都没有透露一个字，亲人、老师、同学谁也不知晓。如果不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或许冯圣兵直到现在还是默默无闻。 1995年4月，同寝室的好友关云平无意中看到一张给冯圣兵的汇款反馈卡。关云平很纳闷，这样一位生活非常拮据的同学居然还向别人汇款。在关云平的一再追问下，冯圣兵才吐露了实情。关云平感动了，把冯圣兵的事情上报给院党总支，同时他的事迹又经校报和《武汉人才报》、《武汉晚报》等报道，冯圣兵的名字便在武汉高校中传播开了。湖北电视台、中国教育电视台等新闻媒体也对他的感人事迹进行了采访报道。 1998年元旦，他被邀请到湖北经济台的元旦晚会现场表演节目，他的事迹还被传播到海外。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甚至美国、日本的信函象雪片般飞来，来信上千封，上有高级干部、白发老教授。华侨、留学生，下有二年级小学生、打工者，甚至囚犯。他们或赞赏、肯定冯圣兵的所为，或捐钱搞捐物支持他的行动……旅美老华侨张秦先生热情洋溢地给冯圣兵来信，对他大加赞扬，并勉励他积极进取，争做民族栋梁。广东汕头市的一个打工青年的来信颇具代表性，他说：“我自认为是一个平庸的人，胸无大志，是你使我明白自己生存在社会上并非一点价值都没有，你使我知道了如何去做人！”渐渐的，理解他的人多了，同行者多了，尽管如此，冯圣兵并没就此停止扶困助学的步伐。 1997年4月15日，冯将自己的劳动所得和部分捐款凑了500元，寄给他的第二个资助对象郧县二中初二学生李霞，然后是另外三个“苦”孩子：杨丹丹、龚兰、韩素娥。冯圣兵深深知道，单凭自己的绵薄之力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从1997年4月起，他先后联系了广东汕头银行职员徐阳、河南安阳驻军战士辛福林、广东普宁张春芳等多位青年朋友，组织了非正式的“爱心基金会”。成员们积极行动，最大限度地贡献光和热，冯圣兵还把自己获得的3 000元奖学金全部捐出。众人拾柴火焰高，至1998年底，他收到国内外捐款数万元。冯圣兵用其中的近万元资助了李霞、曾祥星等10余名中小学生，并为品学兼优的特困生和想帮助他们的朋友牵线搭桥。另外，“爱心基金会”还捐赠灾区和贫困生家庭300多件衣物和一些文具。9年来，冯圣兵回了多少封信，从精神上救助了多少人，他自己也说不清。他对此只有一个信念：值得。是的，名人让人们敬重的地方不仅在于成名前的作为，更在于成名后的可贵表现。冯圣兵的可贵正在这里。成为名人后的他，仍一如既往地学习、生活、工作，并自觉地把助学活动推向深入。 “先是个人，后是集体，整整9年。”回顾这段生活，冯圣兵感受很深。这颗深藏于桂子山的明珠，一个曾经在学校多次被评为“校优秀三好学生标兵”的男孩，此时显得格外谦虚。用他的话说，他的行动只是产生了一个效应，从而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一个人只能尽绵薄之力，众手才可托起一桩事业。 谈到他目前的生活状况，赢弱的他告诉笔者，读研究生意味着比本科生要具备更高的要求，学习负担也相应加大。而且，随着济困助学规模的扩大，他长期联络的朋友就达100多人，每天都有一些信函、电话需要处理，每月都有社会活动要参加。近几个月，他感到体力不支，才被迫放慢了工作的节奏。如何在不影响学习和身体健康的前提下把济困助学活动深人开展下去，成了他苦苦思索的难题。恰在这时，北京一校友汇来5 千元钱，并建议他在校内成立规模化组织，以摆脱他的困境，发扬光大已有的成绩。冯圣兵欣然接受了这一建议，并立即着手工作。很快，17名同学汇集到冯圣兵身边，共同为”圣兵爱心社”的建立添砖加瓦。如今，“圣兵爱心社”已经开始试运行，资助了数名高中贫困生，获得初步成功。冯圣兵告诉笔者，关于“圣兵爱心社”的批文正等待着国家民政部的批复，而冯圣兵现在依旧很平静地工作、学习、生活着。 当笔者问他9年如一日济困助学是出于何种考虑时，他说，那并不是因为他的高尚，他只是出于自己也说不清楚的善良。他说，如果他不这样，也会有别人替代去做的。他相信不管在什么年代，善良和良心都是需要的，并且需要发扬光大。这些话使我想起曾看到过的冯圣兵一则日记里的话：“为人民和社会奉献力量，是我人生的价值所在，我将坚定不移地走下去，直至生命的终结。”“这么多年了，你从事这项事业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我忍不住提出了自己最想知道的一个问题。他思索片刻，回答说，“如果说感受，那就是爱，对爱的理解。现在的报刊都说我是爱心使者，其实每个人都是有爱心的，人人都需要得到别人的爱，人人也愿意献出自己的爱，我的最大愿意就是让这个世界变成一片爱的海洋……”说着说着，他显得十分激动。 爱之花已结出硕果，但爱的路更长…… 回顾自己过去的艰难和自己对这份事业的执着，冯圣兵显得无怨无悔。一踏进大学门槛，他就暗中考虑自己的生计。父亲经常吐血，妈妈体弱多病，奶奶失明，爷爷年迈，弟妹要上学读书……为了自己上学，家里已经欠下一大笔债，别说他们再无法拿钱供自己读书，即使他们愿意给，自己也不忍心拿啊！在辅导员的帮助下，冯圣兵找到了一份勤工俭学的工作：每天打扫两次宿舍楼的卫生，每月工资很少。两年里，冯圣兵几乎没有过午休，辛苦挣得的6 0元钱加上师范专业享受的50元助学金，冯圣兵每月勉强地生活着。他那掉了几块瓷的饭碗里常常只有半斤米饭和6毛钱一份的小白菜或包菜，很多时候他一日三餐都是几个慢头和一杯开水。他脸色泛黄，颧骨突出，1.76米的个头，体重只有50公斤……“如此艰难的处境，你是如何把这件事坚持下来的呢？”“其实，在从事份事业的过程当中，我也受到相当的教育。”他笑着说。 接着，他给我举出了一个他从未向人提及的一个捐款者的故事。那是一个97级就读于中南财经大学学图书管理的女大学生，从报刊上得知了冯圣兵的事迹后，这位广西籍的女孩觉得应该加入到爱心使者的行列中去。当时她正在学校田径队进行万米长跑训练，于是她毫不犹豫地便把自己的训练费、营养费捐献了出来。然而她依旧觉得就算这样也不能表达自己的心意，于是为了捐款，她特意找了一份送牛奶的工作，把全部所得都献了出来。这个女大学生共计捐了2 －3次，有1000多元。冯圣兵谈到这里十分激动地对我说：“你知道吧，送一次牛奶所得是相当可怜的，一想到这个个子很小的女孩竟然为了捐款专门找了一份工去做，我的心情就难以平静。要说崇高，我觉得他们这样的人才是最崇高的。面对如此可爱的捐款者们，我更坚定了信念，不愿意就此罢休……” “那么，你对今后有什么打算呢？要知道，你明天就要毕业了，什么人来接替你呢？你对自己的这份事业有足够的信心吗？”他听了我的提问，也说出了自己的心事。他谈到，他们资助的2 7名高中毕业生，今年已经有26人考取了大学。纷至而来的录取通知书当然让人高兴，可也把他急坏了。要知道，爱心社目前的账面上只有不到一万六（有一千还是一天前一位外地不留姓名的捐款者捐献的），这些孩子的报名费怎么解决？至于爱心社的后继问题，目前正式的校内成员有十几个，校外的荣誉成员很难统计，约有数百人，还有一批未来成员，即那些受资助的学生们，等他们升入大学以后，将是爱心社的未来成员。这样，在人员上就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至于经费问题，冯圣兵也想了许许多多的办法。比如，让那些受资助的孩子做出道德上的承诺，在进入大学后能资助那些更加贫困的孩子。说着，他拿给我一份圣兵爱心社未来成员（受助学生）申请登记表。这位受资助的学生家在随州市安居镇七棵树村五组，名叫靳文波，今年1 7岁，正在读中学，他申请每月130元资助。在家庭情况栏，他写道：爷爷、奶奶均年逾七旬，且身体不好；妈妈是家里的主要劳力，靠种家里的责任田来养活我们一家人，还要供哥哥和我读书。父亲因患肺结核，1993年病逝。哥哥在哈尔滨工程大学读二年级。在申请学生承诺和心愿栏，他写道：我决心用勤奋的学习和更优异的成绩来回报社会的关心，争取取得更大的成绩；我决心有经济能力之后加倍回报社会，接受监督。在申请人想要说明的其他任何问题一栏中，他说：你们的资助使我感受到社会的温暖，我不会忘记社会对我的关心。当我走向社会之后，我将以同样的方式来资助和我这时处境一样的同学。感谢你们的帮助。 “其实我并不担心爱心社的存在问题，而是考虑如何让这种活动发挥更大的社会作用。”原来他担忧的是这个问题。这些日子，冯圣兵又开始四处奔走求助了，然而收效甚微。他曾想再去打工，可爱心社其他成员都回了家，一个人的努力终究只能是杯水车薪，无助的他面对着这些十分现实的问题时，在我们面前也唯有无奈的苦笑了。 说起这些经历，他也十分感慨。谈着谈着，我不禁往他的书架上看了看，其中有一本大部头的《中国灾荒史记》，就放在《毛泽东文集》上下册上面，显得十分打眼。我不禁问，何为“灾荒史记”呢？他颇有感触地说，其实，中国的历史在相当程度上是与灾荒同行的。说着说着，他便为我们列举了中国历史上许多个灾荒年代的悲惨故事与惨痛教训，展示了他作为一个历史硕士的风采，然后他极其认真严肃地说，这一切其实都是与我们的教育落后分不开的。看着他满脸严肃的表情，我感觉，他的一切感人事迹，实际上也是发自他的这一思想根源吧。 马上就要到九月份，那些受资助的学生们也即将到高校上课，开学在即，他们所需要的大笔费用如何解决？于是，他与笔者开始探讨起在网上发布消息及开展图片展览等事宜，以解目前燃眉之急…… |
| 1........波兰是怎样阵痛的？——读科勒德克《从休克到治疗》 |
| 作者：韩德强 合上《从休克到治疗》，我陷入了深思。这是前波兰第一副总理、财政部长，被称为波兰改革总设计师的科勒德克的著作。从思想倾向上说，我对科勒德克并无好感。但通读全书，我感到科勒德克的思想和政策实践至少是真诚的。对于波兰人来说，拥有科勒德克是他们不幸中的万幸。 苏东剧变一晃已经11年了。剧变以前，东欧特别是匈牙利经验是中国改革的重要思想源泉。但剧变以后，中国对这一地区的报道显著减少。普通中国人大多数只知道这些所谓东欧中亚国家正在接受休克疗法治疗，正在经历新生前的阵痛，而且随着众多的媒体一次次地乐观预期，一次次地盼望着它们复苏和增长。然而，情况似乎并不太妙。要不然，怎么可能设想俄罗斯最先进的核潜艇自动沉入海底呢？怎么可能设想莫斯科电视塔燃起大火呢？ 但是，究竟这一地区是怎样阵痛的？阵痛之后是母子平安，保子不保母，保母不保子，还是母子双亡呢？作为与这一地区的沾亲带故的中国人，都在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关心着。就象等候在产房外的丈夫，只听着产房里不时传出痛苦的呻吟，器械的撞击，医生的争吵，护士一次次地出去取血浆，却不知道会是什么结果。 现在好了，产房里出来了一位主刀大夫，以医学专家的身份详细地来介绍手术过程，说明病人的情况了。更吸引人的是，这位大夫在结束自己的手术后，又比较了其他24个产房里的手术过程。科勒德克卸任波兰财长后，到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政策研究部门做高级访问学者，利用世行的有利条件掌握了其他24个转轨国家的经济运行指标以及历年政策，融个人亲身实践、理论分析与统计数据于一炉，写出了《从休克到治疗》一书。 按照科勒德克提供的材料，波兰是所有转轨国家中情况最好的一个。以1989年各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指数为100，1998年时波兰是119，即比1989年增长了19%，是超过1989年总产值的二个国家之一（另一个是斯洛文尼亚，103.4）。其他主要国家分别为，俄罗斯52，乌克兰38，白俄罗斯65.7，保加利亚65，匈牙利95.2，罗马尼亚80.7。平均值是73，其中东中欧99，独联体各国57。仍然用生孩子作比喻的话，波兰也许可以比作保子不保母，而俄罗斯却恐怕接近母子双亡了。 何以如此？科勒德克介绍，波兰的相对成就并不是休克疗法的成功，恰恰是抛弃休克疗法的成功。1989年到1992年期间，波兰也曾实行休克疗法，其结果是生产大幅度下降，通货恶性膨胀。此后波兰开始反思并抛弃休克疗法，实行渐进但又综合而坚定的改革，对政府的作用进行重新定位，仔细设计新的法律和制度，经济开始有了缓慢而切实的回升。这正是科勒德克大显身手的时期（1994-1997年）。 尽管如此，休克疗法已经给波兰乃至整个东欧中亚地区造成了巨大的灾难。科勒德克写道：“在现代社会里，即使受到自然灾害、当地军事冲突的打击，也没有哪能一个国家的产量像东欧和前苏联各共和国那样下降得如此剧烈。整个地区在转轨的前7 年里已整整丧失了1/3的国内生产总值，在另一个7年里也不可能恢复到转轨前的水平。20世纪后半期最坏的情况：乍得在1960——1990年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50%，而俄罗斯仅用了7年的时间就达到了同一记录。”“现在，人们对工作的寻找已经替代了过去对商品的寻找，买商品的长龙已为寻找工作的失业长龙所替代，而在业工人的福利，由于工作的不稳定，更是大大地恶化了。” 值得注意的是，各国当局为了使公众支持改革，一味地伪造统计数字。仍以波兰为例，1990年公布经济衰退只有温和的-3.1%。而“实际结果是，波兰衰退幅度是预计的4 倍（一些经济学家的预测，为政府所否认。）”为什么政府要推行这样一场使绝大多数公民遭受洗劫的改革呢？为什么执政者明知后果严重仍然一意孤行甚至要伪造统计数字呢？科勒德克的回答十分发人深省：“这是一场在政府计划与社会预期之间、在国际组织的压力与国内忍受紧缩调整方案的能力之间、在公开争论的真理与谎言之间以及在政坛上厮杀的善意与恶意之间的一场特殊的心理游戏。问题不在于智力是否足以得出正确结论，而在于统治精英们没有政治义务去这样做。有时，对政治精英们来说，不知道这些真理比知道这些‘邪恶’的真理对他们更合适。也就是说，统治精英们并不总是热切地想知道他们所支持的政策的真实后果，因为真理会使他们的自信变得不那么舒服。这不是智力方面孰是孰非的争论，而是一场政治斗争，统治者的利益将首先得到满足，然后，在某种程度上，才有可能考虑其他的利益团体。” 不知道科勒德克在波兰的处境如何，他这段论述很显然是要得罪在休克疗法中的暴富阶层的。但是，科勒德克相应地也得到了普通波兰人的支持。他出任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长一职期间，抑制波兰新贵们的权力，更广泛地吸收社会各阶层参与法律、制度和政策的设计，使社会经济得以从恶性破坏中复苏过来，充分地展现了科勒德克的人格和智慧，也为转轨经济学发现了一线光明。 当然，科勒德克远比那些自由派经济学家冷静。他知道产权私有化的同时还需要有保障私有产权发挥作用的政府和制度，自由贸易必须渐进，稳定货币的政策首先带来的并不是储蓄的增加，而是资本的外逃。基于这些理由，他谴责“华盛顿共识”。所谓“华盛顿共识”，是指美国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三个机构都在华盛顿）达成的共识，是针对八十年代拉丁美洲各国的沉重债务而形成的。其实质是要求债务国所作出的经济结构调整，出售国有企业，削减社会福利，使产业结构调整为出口导向，以便使各国的财富能用于归还债权国银行。说得不好听一些，华盛顿共识其实是黄世仁们逼迫杨白老们做长工、卖女儿的共识。在东欧剧变后，华盛顿共识又被推荐为转轨的药方，成为休克疗法的基本内容。科勒德克认为，华盛顿共识肯定“是与统治阶层、支持它们的媒体以及某些利益团体的政治利益相一致的。当怀着‘明天更美好’的强烈愿望的社会大多数，正倍感上当受骗的时候，那些相关利益集团和政治精英们却迅速地使他们自己的境遇变得更好起来。” 但科勒德克也并非是完美无缺的。事实上，他和休克疗法的权贵们享有同样的市场崇拜情结。他想当然地赞美中国转轨的成功，乐观地憧憬市场经济波兰的美好未来，而对波兰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位置却所虑甚少，对“完善的”市场经济内在的风险预见不多。但我愿意相信，像科勒德克这样有社会良心的、善于反思的学者来说，他的学识是会随着时代而前进的。 |
| 1........我们真的需要戏剧吗？ |
| 作者：达尼拉·科洛多德斯基 翻译：童宁 我在动笔之初很费踌躇。心想：“我在美国这个国家居住三年，我是喜欢它的。它给我如此之多而我却要指摘其不足之处。”我力求思想的客观、公正，结果却又使我认定：我必须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问题在于建立两者的平衡。我为此找到一位我很看重、与之经常就这个问题交换意见的美国朋友，对他说：“你看，我准备将这个问题提出来，可我担心得不到理解。”他回答道：“你就写吧，任何一种形式的审查制度都有害无益。”于是我的文章得以在此发表。我本人是一个俄国戏剧舞台设计师，就在我赴美工作的三年里，我的祖国经历了痛苦的重建历程。它将美国视为理想之鹄，而我想指出：这里一切远非尽善尽美。 我自知是另外一个不同制度下的产物，思维方式与此地人不同。我只是一个外国人，……一个观察者，对于美国人来说自然不过的事物，却令我不适应。记得刚到这个国家时，“隐私”就是个令我兴奋不已的新概念。在这里，每个人的周围护绕的是一个他人不得涉足的禁区；而我的文化圈中，这个属于个人的禁区颇似国家公园。其表现有种种，比如从小学开始直至大学毕业，我的学科分数都是公开评定的。当我在美国也如法炮制时，发现学生们显得无所适从。我长在一个集体的社会，而美国是个人的社会。也许问题出就出在剧场作为一个社会的缩影，其基础建于集体观念。这是戏剧的本色。它由群体参与创造，众人拾柴火焰高，许多人往往正是受到这种集体创造精神的感召而进入戏剧艺术的领域。 不幸在社会这个“大”舞台上，形势却不容人乐观，美国剧院运行机制犹如大型企业，业务上的绞尽脑汁束缚了艺术家的才能发挥。剧院同仁们面对市场竞争的压力，只得寄希望于剧作上演的商业性成功。由于他们兴趣的中心都被剧院生存的现实问题所占据，因而无暇顾及艺术的理想，我承认，这一现象并非美国特有，只是表现得尤为典型。剧院概念的内涵乃是指一个由同心协力的群体进行创造、并且与观众共同分享独一无二的视觉形象的机构，如今它被严重混淆了。剧院像一个家庭，也如时下众多家庭一样动荡不安、危机四伏，草率行为破坏了家庭中的爱情基础。近几年来，人人谈论戏剧危机。假如真有危机的话，那就是这个问题在作祟；同时，每当剧院克服重重困难而有感人肺腑的戏剧作品降生时，也总是“家”的亲合力使然。 一旦艺术的魔法灵验、在戏剧舞台上出现了优秀的作品时，我们还应注意到问题的另外一面：这就是戏剧艺术对观众欣赏水平的要求，戏剧是游戏，参与其中的每个人必须有一颗无牵无挂的赤子之心。为了赢得观众的心灵，我们必须未雨绸缪。如何才能使一个儿童学会欣赏艺术呢？成年人首先要自己欣赏艺术然后将自己的艺术价值观念传授给孩子们，这是唯一的出路。我就因小时阅读父母案头上的书籍而终生获益。每当我置身剧场时，便会自然而然地想起书中的教诲。我记得7岁开始学画时，总是母亲拽着我去，一星期三次。尽管当时我极不情愿。我记得优雅如艺术品的故乡小城，还有城中那所世界级的博物馆，它们可是我 “大学”。就在这样一种充满创造气息的氛围中，对我最宝贵的是形成了我的艺术无尚光荣的价值观念。艺术家是超凡盖世的英雄人物，唯有他才能指示我们人生真理--不是那种政治教条，而是超越它的、用任何其他形式手段都无法完全传达的真理。 “文化”连同文化的概念，我从小就接受了，我们一直致力于不将两者相混同，在我们社会的美学背景中，大众的、庸俗的、流行的趣味只占其中的一部分位置，尽管有时它们甚至成为通行的审美标准，可是真正的价值观念永远不会被遗忘。 美国的情形可就不同了。在利益驱使下通俗文化大举进攻并且牢牢占据了每一块空间，你无路可逃，因为它们无处不在。从儿童玩具到《人民杂志》，从电视商业活动到超级市场的塑料文化，一律害上了通俗文化的传染病，美国是个注重大众价值观念的国家，在各项事业中都创造了工业文化流程--这很了不起，我得承认。它的目的是要使消费者感到轻松、愉悦和享受。我有一个从俄国移民而来的朋友，在美定居达10年之久，他对我说：“我再也不想看费里尼的电影了，看15分钟就厌倦。我现在喜欢《沉默的羔羊》一类的片子，对它很感兴趣。”虽然麦当娜的书与《坎特伯雷故事集》所讲叙的是同一题材，但显然前者更适于销售。 我目前在美国一所很大的大学任教，学生们每周来听三次课，希望我能教他们一些对其未来有用途的东西。这是一些极好的年轻人，然而我痛苦地意识到，他们从我这里学到的或许会与日后他们在美国剧场的工作要求背道而驰。他们都读研究生了，很快将去找工作，并且还要提交一部代表作。他们需要切合实际的指导和用以帮助其在市场中立足的经验。而我却告诉他们艺术必须经历实验和失败的过程。艺术家必须将自己视为怀疑一切的魔鬼的辩护士。当他面临挑战时，头脑里不能有一丝成见，他要从零开始直至问题圆满解决。艺术家的生活是一个从秩序到混乱不断交替的动态平衡过程，然而美国教育的主旨，在于教学生安全地适应社会。因此，从我的课堂走出去，他们势必会回到老路上去。 在我国的教育体制下，学生在升入大学之前选择专业，在通过极其严格的考试后方可入学，所以，在大学之前的专业基础教育必不可少。美国不同。学生交钱上大学，然后才来决定所学专业，其教育体制面向有自决能力的个人。它基于自由选择，这显得十分美好。但是，平均年龄在20左右的年轻人在最富于创造力的时候，无力支配智力的自由活动，对于这样一种浪费，美国教育体制就无能为力了。研究生院的学生入学后必须从事专业工作，必须为学院舞台绘景，解决技术问题，还要为商业设计物质环境等等，然而他们对于自身作用的理解幼稚而浅薄，最终我们所培养的视觉艺术家不会作画，戏剧工作者匮乏技术，无法弄清他为什么要对这个世界说话，说什么？ 我教的学生们在为学院剧场作舞美设计时，总感到不知所措，特别是在限期临近时。学生的专业素养太差了。在他们的一生中，唯有学校可供他们进行实践、实验，然而他们只学了点历史、建筑、制图、透视，然后就投入了力不从心的设计工作，在未搞清问题之前就去解决问题，这影响他们的健康发展。我认为，应该首先教学生理解创造过程的实质，他们将学习如何画大理石纹理、建造平台等技能，但首先得学习如何做一个勇于探索人生奥秘和个性价值的诗人。我发现我所习惯的制度正是通过早期的专门化教育培养艺术家，而美国教育体制的宗旨截然不同。但我坚信，如果美国教育体制鼓励学生尽早由博至专，学生从中获得的收益会更大，大学教育的作用也会发挥到极致。 俄国大学的教学大纲包括三年的训练课程，只有到了第五年才开始毕业剧目的设计工作，并以此作为是否发给毕业文凭的衡量标准。我在第一学年主要通过系列练习学习对剧本深入分析。每个练习都有可操作的具体方案，而非纯理论；每个练习都要求创造性的切入角度、视觉呈现和语言阐述。同时我们还学习模型制作和制图。第二学年初，剧目设计开始，其重点是：负责服装、灯光、制景的学生们彼此之间不像美国那样不相关，我们的工作项目共包括绘制景图、制造模型、服装设计和广告设计，所有这些按照应有的程序连成一体，在四个月时间中，有条不紊地向前进展。我的指导教师给与我们悉心指导。他是国内最优秀的舞美设计师之一 ，同时在剧院兼职。毕业后我进入了专业剧院。在紧张的工作日里应付裕如，因为我训练有素。我知道我的意愿能够维护我的观点。不幸的是，相当多的美国年轻设计师在剧院里一味听从剧作家的舞台指示和导演的具体要求，置身于戏剧的艺术探讨之外。结果在全国出现了几百个似曾相识的舞台设计。 戏剧日日更新，它不是一般的学问，而必须被体验。最重要的是我们得看到真正的戏剧，并成为这个不断进化的综合艺术家族中的一员。环境造就着艺术家，每个激动人心的艺术创新都是由一个创作整体完成：印象派、意大利的文艺复兴、立体主义、包豪斯、流行艺术，当我们回头审视艺术史时会惊讶地发现：天才产生在同一个时期、同一个地点。答案就是他们创造了彼此。天才最初在相互影响之下潜滋暗长。我坚信学生应被视为艺术家。在大学学习期间就该让他们接触真正的事物--这里不仅指产生戏剧的现实环境(木头、油彩、演员等等)，而且指对于艺术的最高境界的不懈追求。 文化危机源于教育危机。我最近从《新闻周刊》得知：美国 43% 的计算机科学博士论文是由外国人撰写的。上面还提到由于亚裔家庭中传统的价值观和纪律性，其子女在学习上往往更为刻苦。看来只有天分极高的学生才会在美国教育体制下如鱼得水。那些具有常人之资的学生较之其他国家中的孩子则显得相对较弱，因为他们的生活太过优越，令他们无须做出重大严肃的抉择。而一个人若想把一件事情做好，他必须及早着手进行，集中力量，这是确定无疑的。我17岁时就得到了专业训练，现在我的研究生们才刚刚开始这种训练。我无意证明我们的教育制度更完善，我们的制度因其过于严厉而伤害人才，美国的教育制度因其过于宽松而伤害人才。 苏联剧院主要受国家的资助，美国人称之为审查制度。据我看，实际上这里面的关系要复杂得多。问题首先取决于是何种性质的政权在资助艺术。在意识形态高于人民利益的苏联，国家通过资助方式将意识形态强加于艺术。而文明的社会有文明的资助方式，如英国。社会上有些种类的艺术形式离开资助是无法发挥其职能的。如果需要一座国家剧院，那就必须出钱来支持它。在美国，歌剧依赖公众的赞助生存，为歌剧或交响音乐掏钱总是件乐事，高雅体面。告诉朋友昨天你去听了歌剧等于赶时髦，所以公众大多数愿意花钱养它。而严肃的戏剧就很少得到公众的垂青了，它看上去像是美国艺术大家庭中的次等成员。最让我惊异的是，实际上美国任何一所高中校园都有供其所需的设备精良的剧场，然而那些戏剧事业的献身者，经过几年专业培训，立志报效社会的戏剧专门人才却不得不四处拉赞助。 经营固然是剧院的生存之本，但剧院首先必须是艺术机构。艺术需要时间，时间意味着金钱，既然成本理应被压至最低，艺术便深受其害了。问题在于钱从哪儿来？在我国这不用我们操心，钱是白来的。这种情形确实造成了极大的物力、人力的浪费。我们拥有不少“天才们”，他们终生坐在沙发上谈论他们的事业。掌握平衡才是关键，我们走上了极端，你们也如此。一旦俄国剧院像其他部门一样自负盈亏时，情形定会很可观。然而，建立于19世纪末的莫斯科艺术剧院并非由国家所投资。当时有一个业余演员--康斯坦丁·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一个剧作家、戏剧学校的教师--符拉基米尔·聂米洛维奇·丹钦科，他们决意创立一个新的剧院，以革新社会通行的戏剧观，当时的大资本家莫洛佐夫为他们在莫斯科建起了一座实验艺术剧院。在美国，像这种文化经营的例子也很多：圆形舞台、古瑟瑞剧场、纽约莎士比亚戏剧节等等。上述例子证明金钱与艺术的联姻是可能的。 从经济收入上讲，在剧院工作无法养家糊口。美国的舞台设计工作者做不成剧院中的永久居民。像我在圣彼得堡剧院漫长10年的工作经历，是美国舞台设计师们不敢奢求的。在美国他们面临两种选择：教书或作自由职业者。教师虽有稳定收入但远离艺术创造的实践，做一个自由职业者则必须每年设计10 - 12台戏以赚取足够收入，艺术质量自然谈不上了。试想在仅仅一两个月的工作日程中，其中还包括排练和上演，对剧本的把握怎么能够深刻呢？ 最近，美国的一些政治家们将文化艺术列为取消对象(比如，建议放弃国家艺术赞助金)。这实在是一种极其危险而盲目的政策。政府应当做的恰恰相反，它应致力于提高艺术家的社会地位，并且帮助艺术家在社会上谋生。我曾经一个强权统治文化的国家里生活过。我们都知道这个国家最终如何解体的。我们都应懂得一点，艺术不是仆人。它作为我们知觉、感受的一种形式，提供给我们抵御道德、社会疾病的自我保护之道。无论用何种方式，社会都应 给与它支持。假如美国更加信任它的艺术家们，小心翼翼地保护艺术家们的创造力，而不是将其放到生产的流水线上的话，获益的将是双方。 戏剧是艺术家心灵成长的土壤和肥料。当土壤肥料充足时，艺术家的心灵之花才会欣欣向荣。(这里的戏剧指人生体验，非特指一种艺术形式)。艺术家的一生都在观察、评价着人生的各出悲喜剧。戏剧艺术更是如此，因为悲喜剧是舞台的主角。戏剧产生于冲突，冲突产生于矛盾。矛盾是一种对峙状态。诗的形象隐喻也总是一种对峙状态、一种对照。戏剧充满着诗意。就戏剧而言，我们生活的每一天中都诗意葱笼。戏剧激动人心，赋与人生以诗意。戏剧引导我们去发现，它就像我们生活里必不可少的空气一样。但是，我们害怕真正的戏剧，害怕面对它所揭露的生活奥秘，就用偏见的砖石在周围筑起一道万里长城，用谎言代替真理，将__戏剧转换成对沸腾生活的刻板理解，“肥皂剧”于是乎产生了。它不仅仅是在电视里演的肥皂剧，它泛指一切缺乏激情和诗意的惺惺作态的、被精心设置的伪戏剧。从电影到贺卡到建筑，伪戏剧无处不在，它体现了通俗文化的典型特征和现代传播的运作规则。说出来让人大吃一惊，那些在镰刀斧头背景上的无产者形象，也是一种现代商业的香波，只不过属于另一个市场阵营。 |
| 1........关于邮购CD《工业化时代的诗与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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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我不尊敬这样的陈寅恪 |
| 作者：资产重组 陈寅恪的名字，早有所闻，陆健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出版后，更是震耳欲聋，此后随声附和、搭车吹捧者络绎不绝，前不久李慎之还写《作为思想家的陈寅恪》以自我壮胆。重组不才，也曾认真看过陈氏的著作，包括其史稿、《寒柳堂集》以及其他能够搜求到的东西，自信还有发言的资格，今天就来谈谈这个被大炒特炒的人物。 陈寅恪首先是一个极自负的人，不但老觉得自己怀才不遇，还要替祖上鸣不平，他说祖父陈宝箴“年近六十，始得巡抚湖南小省”，口气之大，重组闻所未闻。纵陈宝箴有天大的本事，一无平定叛乱之功，二无折冲洋人之能。曾国藩赏识其才，尽力提拔，满清破格封疆，并未亏待，尚且如此牢骚满腹，真是欲壑难填。而且陈寅恪自称“少喜临川新法之新，老同悚水愚叟之愚”，连戊戌变法都要否定，则当年陈宝箴赞助谭嗣同，“滥保匪人”之罪，理所应当，恐怕连“湖南小省”当初也不该让他巡抚才对。其论人论事，自相矛盾如此。还不仅这样，他因为夫人唐员是唐景嵩的孙女，把唐也高高捧起，盛赞其如何公忠体国。唐景嵩身为台湾巡抚，当清廷要割台湾时，百姓举其为“台湾总统”以拒日寇之侵夺，唐裹胁库银潜逃回国，毫无生人之气，治其失职之罪毫不冤枉，又何功之有哉？纵满清有割让之诏，唐也有守土之责。蒋介石不抵抗之电，岂能脱张学良不抵抗之罪？如此以私情而乱是非，尚足以治史评古今耶？ 更让人气愤的是，陈氏自称抗战起后，颠沛流离，读一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证以当时情形，才体会明白南宋初年种种言行，则他更应痛恨汉奸之卖国，投降之无耻。然而陈氏对溥仪投敌成立“满洲国”，举国切齿的行为，从未严词厉斥，仅做诗以耶律大石西辽比之。耶律大石能在辽亡之后，远逃西域，重建契丹，论史者常以为难得，岂溥仪认贼作父可比？最不能容忍的是，陈寅恪在其类似临终遗嘱的《赠蒋炳南（即复旦大学教授蒋天枢）序》中胡说：“尚气节而羞势利，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永远之瑰宝”。宋朝之弱，日削月割而亡也，古今言之痛心，稍有人气者无不发愤，陈之推崇备至已属谬误。而“天水”一词，乃金人对掳去的钦宗的封号，乃是宋人也是所有汉人的耻辱，不要说岳飞再世会怒发冲冠，就是把秦桧从地下拉出来也不敢承认，而陈寅恪悍然以金人之封号加于整个宋朝而肆无忌惮。如此，则东洋人称我为支那，我即欣然以支那自称；西洋人呼我为病夫，我即坦然以病夫自命耶？真不明白陈氏所说的“我民族”是哪个民族。无非陈氏做了满清的奴才，还希望宋朝人也做满清前身女真人的奴才而已。 陈寅恪称传统文化，待人以厚，所谓“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友似郦寄，亦待之若鲍叔。”其言娓娓可听。然而毛泽东之建国也，内立制度而外御强寇，虽不若汉光武、唐太宗之宽厚，亦有刘备、柴荣之英姿，岂李煜所能及？而陈氏作诗，屡加讥刺，何其待满清之厚而待毛泽东之薄也！建国后，陈氏目虽已盲，耳尚未聋，何以众所周知的事情，拒不认可。顽固而至此，政府并未稍有失礼，文革之中，造反派之“迫害”，仅于门外以喇叭高喊耳，有何深冤未雪，值得现在中国千万人为其不平？现在一些“平反”走火入魔的人，以为中国人尽可欺，把什么人都拿来招摇撞骗，岂不知民心并不可欺。更有自由主义者，以为找几个本洋书就可以糊弄天下，却不知道现在的民族主义者，对他们奉若神明的教义早有领教，自由主义的迷魂汤并不管用。至于念了几本书，就拿国学或者西学沾沾自喜，对洋人唯唯诺诺，不敢造次，反过来呵斥同胞，作威作福，揽镜自照，不知面目可憎，尚且洋洋得意者，又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
| 1........路 |
| 作者：张广天 是这条路吗？ 这条被太阳晒干的路， 高高低低，此起彼伏。 是这条路吗？ 这条答应带我去找真理的路， 最后将我引向谬误。 是这条路吗？ 这条两旁开满鲜花的路， 阴谋和爱情拥拥簇簇。 是这条路吗？ 这条春夏秋冬依次而过的路， 对来和去已经麻木。 是这条路吗？ 这条你死我活、敌友皆走的路， 需要拍打的脚步。 是这条路吗？ 这条上帝和天使走过的路， 汽车也通行无阻。 是这条路吗？ 这条构成街道集市和工农业的路， 原来只是一些土。 是这条路吗？ 这条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的路， 其实特别孤独。 是这条路吗？ 这条贯穿你一生的路， 没有收进地图。 是这条路吗？ 这条风铃叮当、麦浪滚滚的路， 有人始终在守株待兔。 是这条路吗？ 这条绿林好汉荡然无存的路， 红星美女为谁跳舞？ 是这条路吗？ 这条生死难料、吉凶未卜的路， 忽远忽近谁在击鼓？ 是这条路吗？ 这条深入浅出、非左即右的路， 为什么清楚而残酷？ 是这条路吗？ 这条越走越近、永不抵达的路， 难道就是归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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