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电子杂志--黑板报文艺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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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9.29 星期五总第3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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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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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一周新闻视点外国客调戏女学生　七司机计揍美国佬（士柏论坛） m每周评论试看今日之自由主义（眉间尺） m文化广场水流云在回首时（黄纪苏） m工业化时代的民间音乐连载之一·音乐之魂——维克多（索飒） m读者来稿每个中国人邮箱里都应该有的一封信（胡学群） m每周诗歌选有一双手（洛崇）征稿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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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新闻视点

1........外国客调戏女学生　七司机计揍美国佬

　　　　　　　　　　　　　　　　（转载自“士柏论坛”）

　　我在北京玉泉山附近住，九月初的一天早上，邻居开出租的小王没有按惯常起来让我搭顺风车上班，估计是头晚熬夜拉客累的，便隔着窗户向他打了个招呼准备走。结果他向讲了一件事。
　　原来凌晨一时许，他在北大西门旁拉了一对客人。干出租的都知道，这几年，大学女生晚上当小姐或傍大款的很多，所以凌晨左右高校附近的酒巴和歌厅是一些司机揽活的常去之地。他接的这对客人自然也是一男一女，女的是中国人，男的是个外国客，要去某宾馆。上车后，这一男一女用英语交谈的特溜，语态极其轻佻。小王从后视镜中看到那个外国人说着说着便对那女学生动手动脚，那女的也半推半就，一付鸡相。本不打算理会这对狗男女，但实在是难忍，小王便说：“先生，这也是公共场所，请你注意一点行为。”那外国客听那女的翻译了一下，便从口袋里掏出大概10美元，对着小王酒气汹天
地晃动着：“MONEY，MONEY！”小王没理会。那外国客又掏出一张晃动着。小王说：“我不要钱，就要你礼貌些。你是美国人？”
那外国客YES、YES地十分得意，一脸不屑的神气，而且似乎是故意要做给王看的样子，干脆把手伸进女学生的胸部摸起来，那女的也有点不好意思，但推不开他。
　　小王的气不打一处来，车过一个僻静处，一打方向盘停下后，他迅速来到后车门，一把拉下那个女的，又飞速进车，锁门。那美国人目瞪口呆了一阵开始大喊大叫。小王没理，打开手机，给一个也是开出租的哥们打了个电话：“我在XXX处，有个美国佬找麻烦，来几个人，我在X处等你们。”一溜烟，车便到了京西一无人处，早有六辆出租车等在那里。
　　七个司机拉出美国佬一顿狂揍。打个那个痛快，美国佬先是拿钱，见不要，又跪地求饶。打完后，七司机便扬长而去，“哥们都不拉活了，喝了一夜酒。那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连出租车都打不到。这几日我得悠着点，不去北大那儿拉活了。”
　　小王说完，又叹了一口气，“你说，这丫的是什么事儿？中国女人怎么就这么贱？还大学生呢。要不是常见这事，也就罢了，太多了，攒一块儿就来个绷不住了。”顿了一下，又说：“你说她爹妈辛辛苦苦供她上大学，她们怎么就这么下做呢？”
　　“见怪不怪吧。以后少惹事。犯不着。”我劝道。
　　“谁想多事啊，可一个忒把别人不当人，一个又把自个儿不当人。能不来气吗？我又是个爷们，就算那女的他妈的愿意被人弄，可当着我的面不就等于臊我吗？我不管的话，那女学生在心里还不是更看不起咱中国男人？说咱们中国爷们都他妈的是窝囊废，熊样，见钱眼开？她一个大学生当鸡也就没什么想不开的了，而且还是卖给外国人。”
　　我知道不好劝他什么，普通人就是这么判断一个事该不该的，这道理极简单又质朴，质朴得让你说不出话来。这个社会，能指望如小王和我者用什么高妙的理论来维护自己的尊严呢？

每周评论

1........试看今日之自由主义

　　　　　　　　　　　　　　　　　　　　　　作者：眉间尺

　　　　　　　　　　　　　　一

　　“五八”抗议使馆被炸的示威游行最遭非议的一点，是政府有组织的介入，以及媒体的单方面的宣传。据余英时的说法，新闻镜头（注意，当然是出自美国人的眼睛）上令人联想到“抗美援朝”和“文革”的惊心动魄的场面，已经使美国人民“害怕”起来，从而对中国和中国人民产生了自7 9年以来所未曾有过的深刻疑虑，而他们原本对中国人民是怀有好感的，80年代的“文化热”以及89年的民运让他们觉得中国知识分子是很认同诸如自由、民主、人权这样一些人类的普遍价值的，至少青年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和美国知识分子（不知余所指的是哪一类美国知识分子）之间是有共同话语的。如今五天的狂热，再加上海外( 特别是美国)的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昂表现，使他们觉得经历了极权统治的五十年，中国人的心态已完全改变了，不再是“温和”、“理性”、“文明”，而“很象‘基本教义派’的狂热民族了”。尽管已被斥为“很象‘基本教义派’的狂热民族”，中国人似乎还得感谢美国人民的厚爱，因为他们曾经把我们看作是“温和”、“理性”、“文明”的民族。然而，仅仅五天的“狂热”就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人民对一个国家及其人民的看法，这不免让人怀疑美国人民先前对中国人民的评价是否出自真诚。怎么我们在此之前从来都没听说过美国人如此赞许我们的“温和”、“理性”和“文明”呢？至少在7 9年之前，我们听到的更多的是相反的评价。或许在自大的美国人看来，中国人开始变得“温和”、“理性”和“文明”了，要完全归功于这2 0年来西方文明对中国的教化之功吧。所以，一旦中国人民有所抵触，有所反抗，就顿时失去了“温和”、“理性”、“文明”这些表扬词了。这很象哄孩子的那套把戏，听话就是乖孩子，就有糖吃；不听话，当然就是坏孩子，不仅没糖吃，且倒有可能吃棒了。　　
　　这还只是美国人民中一班善良者的看法。那些有着浓厚的“大美帝国”优越感的美国人可就不止是“困惑”和“忧虑”了，他们觉得中国人咬定不是“误炸”，就是对美国的诽谤（其背后的心态是我说什么，你都得相信，你不相信，就是对我的侮辱），中国示威者用石子砸破美使馆的玻璃门窗，就是对美国的挑衅，所以，美国政府无需如此“低声下气”地向中国道歉，相反，倒应该由中国向美国道歉才是。那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是何等的傲慢！
　　接着施施然出场的是我们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们。他们似乎深谙“众人皆醉我独醒”之道，总是能以一副深刻、冷峻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指出他们的“狂热”、“浮躁”、“偏执”所包含的巨大危险，并由此自塑逆流而上、与世相抗的独立而刚正的思想者的金身。我并不想说他们是有意作假，但他们那种虚矫的言论难免给人以一种自己被自己的美好情操所感动、所圣化的感觉。那么，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们又给我们说了些什么样深刻的大道理呢？他们苦口婆心地劝导我们不要把发源自西方历史的自由、民主传统同西方政府的国家行为混为一谈，绝对不能因为西方国家蛮横、霸权的行径，而否定具有普适价值的西方自由、民主传统，跌入另类价值系统的怀抱，否则就是重又犯了五四一代“洋皇帝崇拜”的老毛病。对中国民众中因美国的霸道而日渐滋长的反美情绪，以及随后爆发的学生示威活动，自由主义者首先想到的不是其感情和行为的正当性和合理性，而是马上和“狂热”的民族主义勾连起来，一边哗哗地翻着历史的帐簿痛诉民族主义给中国造成的滔天大罪（令人奇怪的是在他们眼中，民族主义在中国竟然会全无是处，而在西方当然就是另一回事了），一边拼命地声辩并不是所有的美国人都是“帝国主义”，并且满怀忧虑地指出反美情绪会被某些人别有用心地利用。自由主义者未免也太看轻自己的同胞了。我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会把美国人民看作是敌人，但是难道就因为大多数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就可以放弃我们中国人表达愤怒的权利吗？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明明是挨炸的受害者，却偏要首先去体谅所谓“美国人民”的感受，他们的难过和苦衷，小心翼翼地维护所谓建立在“互相理解”基础上的中美友好关系，而不是理所当然地由美国先降身以求谅解呢？为什么我们在表达自己的愤怒时稍稍激动一点，就马上被美国人以及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斥为狂热而危险的民族主义呢？难道就因为中国不是美国，不是英国或是德国，中国人的愤怒和哀恸就不值得高贵的西方人认真看待？
　　美国的媒体喋喋不休地申说中国的示威游行是由政府组织策划的，仿佛如此一来，中国人的愤怒就不再是真实的愤怒，中国人的悲痛也就不再是真实的悲痛。我们不需要某些自以为高明、冷静、理智的人来指点说这样做会被政府利用，来达到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我相信今天走上街头的学生脑子都不会简单到那种程度，甘心被政府驱策。在应该表达自己的愤怒时，我们理所当然地要站出来，为什么就因为政府允许并且有暗中操纵之嫌，我们就必须拒绝表露自己真实的感情呢？有一位姓龙的海外华人告诉我们，涌上街头大哭大喊的都是些无所怀疑、无所深思的愚众，真正眼睛雪亮、心里明白的中国人，不会在这个时候上街，就因为他知道这一切都有可能被利用来巩固强权统治。我们无法忍受龙应台以一个海外高等华人的姿态对中国普通民众的侮辱，也不能接受她所说的那种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那是什么知识分子！不过是一帮冷漠的旁观者，一群被自己优雅的理性阉割了表白和行动的能力的高蹈派。
　　我们需要重新检讨知识分子的立场。这些年来，在知识分子群中一直流行着一种浮躁病，即那种自觉与政府为敌的歇斯底里般的狂躁。只要是政府赞同的，我就要反对，反之亦然。似乎非此不足以显示自己的批判立场。这种看似立场鲜明的人，恰恰是最没立场的人，他习惯于用别人的眼睛来看问题，以别人的立场为立场。这样一些只会做简单的反题的人如何得以称为批判知识分子？真正的批判从来都是听从自己的良知，对具体现象、具体问题而发的批评，决不会为外界的批评所干扰，所扭曲。在某种特殊情景下和在某个个别问题上知识分子和政府的主张有可能达成一致，不能因此而指责知识分子这样做是甘心被政府利用，是丧失了自己的立场。该赞同的时候就赞同，该批判的时候就批判，一切都应听从良知的召唤，而不是以政府的立场为参照。　　

　　　　　　　　　　　　　　二

　　自由主义者一向是以冷静、理性自诩的，但奇怪的是，在某些问题上，他们又恰恰是最不冷静，最不理智的。他们心焦火燎地反复告诫我们，美国绝对不会是我们的敌人，我们最危险的敌人是俄国和日本。所以，这次事件后俄国表现出的亲善马上引起了自由主义者的高度警觉，并断定俄国人是此次危机的最大受益者，其言下之意无非是说俄国如此亲善肯定是别有用心的（俄国人当然是出于自己国家利益的考虑，自由主义者在为西方民主国家辩护时，声称西方国家的外交活动必然有其国家利益盘算，对此必须予以理解，但轮到俄国，就完全是另一种腔调了。自由主义者何以如此厚此薄彼？）。真搞不懂自由主义者为何对俄国抱有如此深刻的偏见和疑忌。当然，自由主义者手中有历史，他会祭出他掌中的历史，让你信服这一切都是有史可证的。
　　自由主义者告诉我们，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可以分成两大块，一是以英美为师，这是近代文明的主流，是康庄大道；另一块是以俄为师，这当然就是“歧路”了。从洋务运动到五四，是以英美为师，可惜的是这一次从师学艺被五四打断了，五四之后，中国转为以俄为师，而且这弯路一走就是6 0年，虚掷了整整三代人的光阴。只是到78年后，中国才又从歧路旁出，重新回到英美老师的讲堂上。而且让自由主义者不满的是，这次重入师门，主观认识还很不自觉，思想清理也不够彻底。似乎是说，既然重入师门了，就应该把以前的一套悉数抛除，亦步亦趋地追随英美老师。稍稍具备历史常识的人，恐怕都不会接受自由主义者所叙述的这种历史。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真就那么简单？可以这样硬生生地砸成三块？蒋介石的南京政府难道也是学俄国？要是这样，美国老师哪还会花如许多的心血来辅导老蒋？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也可以说是学俄国？起老毛于九泉之下，他也绝不会认可这一点的吧。你可以说自五四以后，俄国式道路对中国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但用“以俄为师”的标签，来涵概6 0年的历史，则未免太武断了，完全忽视了历史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什么自由主义者会认定“以俄为师”是歧路，唯有“以英美为师”才是唯一的正道呢？自由主义者告诉我们，历史表明俄国道路根本就行不通，它所带来的灾难远远超过它所承诺的光辉未来。但是过去的历史就能说明一切吗？难道原社会主义国家的纷纷改弦易辙就一定意味着社会主义已经彻底破产，因此我们必须顺应所谓的“近代文明主流”并把社会主义那一套完全抛在一边？套用自由主义常用的辩论逻辑，我们不是也可以说，应该把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和其所包含的内在价值区分开来吗？既然资本主义一开始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而是在经历各种各样批判尤其是来自社会主义思想阵营的批判而逐步调整、改善的，那为什么断定社会主义就一定不能同样地完善自己呢？其实，我并不想在这个问题上抬杠，我只是想指出，“以俄为师”的经历并不象自由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整个是一场无谓的恶梦。事实上，没有这段经历，也就没有后来的重走以英美为师的老路；而且可以肯定地说，忘掉了这段历史，以英美为师的路也必定走不好。自由主义者何以非要把连贯的历史打成两橛，并全盘否定“以俄为师”的那段历史呢？就拿毛泽东时代来说，难道它留给我们的除了惨痛的记忆之外，就没有一点可取的东西？今天社会上有那么多人不无怀恋地谈起毛的时代，当然，没有谁会想要回到那个年代，但是这种谈论本身说明毛时代的某些价值（比如平等）是不容彻底否认的，而这些价值在当代中国却已变得越来越稀薄。所以，至少有一点是必须接受的，即“以俄为师”的经历，或者干脆说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实践，对于今天有些人满脑子幻想成真的英美式资本主义，无论如何也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制约和修正。但是，让人不解的是，自由主义者却向来只从消极的一面看待过去，动辄警告人们，如不怎么怎么，就会回到过去极左的年代。仿佛只有完全脱离过去，全身心地投入英美老师的怀抱，才是唯一的康庄大道? 　

　　　　　　　　　　　　　　三

　　据说自由主义是以宽容著称的，可是从一些著名的自由主义者的言论看，所谓宽容，难道就表现在非常随意的乱扣帽子上？只要你对美国轰炸使馆表现得愤怒了一点，他就说你是狂热的民族主义；打了一个法国记者，就更是种族主义了；你对当前社会分配的极端不公正表示一点愤慨，他就说你是民粹主义，并以一种恶劣的幽默笔法，讥讽你的下半身有一“千年巨痒”。
　　一提社会公正，就马上和民粹主义划等号，这是不是昔日的老红卫兵的思维方式在作怪呢？退一步说，民粹主义就真象你所说的那样不堪？就可以和天下大同、不患寡而患不均直接等同起来？这种完全不考虑对方的思考出发点，把对方的观点简单化，甚至是有意识地予以歪曲的批评手法，算什么自由主义？这不和他们所不屑的新左派中的末流如出一辙了？再看看他们在批评新左派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自鸣得意的傲慢嘴脸，更让人相信这些所谓的自由主义者，其实根本就是伪装的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挖苦说，新左派是对现代市场经济有隔膜，他们在计划体制的学院生活中，从观念到观念，什么不懂，就批什么，所以这种批判的锋芒是大墙内养出来的批判锋芒，与计划体制有着本人未必自觉却因为不自觉而更显偏执的内在联系。至于他们的解构符号，从法国后现代理论翻译而来，也并不新鲜。这就让人纳闷了，自由主义者什么时候变成了社会实践家？难道他们不同样是生活在计划体制中，在大墙内养出自己的批判锋芒的？自由主义使用的理论话语难道又都是他们自己创造的？还不都是从英美师傅那里拾人牙慧而来？也不想想自家是什么底料，就色厉内荏地指责别人，难道自由主义就是这种德性？要是说新左派和计划体制有着内在联系，我们倒要追问一句，你自由主义又是和什么勾连在一起的呢？为什么不首先反躬自问一下呢？依我看，自由主义的“巨痒”比之于他们所谓的民粹主义，未必就小到哪里去。北约轰炸科索沃之后，人们开始反思、批评资本主义的价值理念，这原本是极正常的事，没想到自由主义者马上急吼吼地跳出来，教导我们，具体的国家政府行为上的失误不能说明资本主义的基本价值即民主和自由本身有什么问题，英美老师还是好老师，我们绝对不能有丝毫怀疑，还是要坚定不移做他们的好学生。没有人愚蠢到把西方政府的某些具体行为和自由民主的价值理念直接挂上钩，并由此全盘否定自由民主的宝贵价值。但是从科索沃事件中，我们难道就不可以反思资本主义制度乃至其价值体系上的一些问题呢？为什么连这种思考的可能性，自由主义都要予以封杀呢？似乎这一切都是不容质疑的，你批判资本主义，质疑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就是要走回头路，就有可能引发极左思潮。这种非此即彼的心态能说是健全的吗？自由主义的“巨痒”就是抽象的自由民主价值。他们似乎从不愿意承认自由和民主都是特定社会、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自由和民主，而且自由、民主价值原则的适用性是有一定范围的，换言之，自由、民主只是对某些人类才是被遵行的价值原则，对另外一些人，就可能是另一种原则了。这一点在科索沃事件中已经表现得非常清楚。然而自由主义者对现实却没有太大兴趣，他们太迷醉于那完美的无以复加的抽象的自由民主价值了，以至他们宁愿在纯理论的层面上和你展开争辩。你不是说国际正义秩序已荡然无存嘛，自由主义早已想好对策，罗尔斯不是提出了万民法嘛？至于罗尔斯的一套在国际政治实践中有没有得到贯彻，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自由主义永远都立于不败之地，任何时候他们都能找到话来对付你，因为他们拥有一个巨大的武库，自由主义的院子里什么货色都有，要找一件合手的家伙，实在是太容易了。自由主义有这么一个可以挠之搔之、万年不溃的“巨痒”，难怪他们要如此自信，如此“理直气壮”地来教训别人了。

文化广场

1........水流云在回首时我所参加过的几次戏剧活动、所接触过的几位朋友

　　　　　　　　　　　　　　　　　　　　　　作者：黄纪苏

　　今年春末，《新剧本》编辑部的同志约我为“我与戏剧”栏目写篇文字。那时我们正忙于《切格瓦拉》的演出，诸事纷繁，时间即便有，心境也无。如今秋风起了，最是回首的时节。深夜漫步，街灯迷离，街市悄然。一些过去的人事便像放风的囚犯，纷纷从心中来到月下。那就说说我参与过的一些戏剧活动、所往来过的一些朋友。

　　跟话剧发生关系实在是因为跟沈林是朋友。我们在一个院里长大，几十年沧桑巨变，好多曾经志同道合的人后来都走散了，倒是在社会的十字路口每与沈林相遇，一块在闯红灯。沈林是个保持了正义感和真性情的知识分子，这点很像其父沈自敏先生，一位老布衣、真学人。听说中戏的“非政府组织”设立了“范仲淹奖”，沈林一举夺魁。我对戏剧的一星半点了解多来自于他，来自他弄来的免费戏票。沈林对西方戏剧了如指掌，听他聊什么贝克特布莱希特，就像听街道妇女说些家长里短。高静这样的戏剧爱护者、孟京辉这样的戏剧活动家，刘杏林这样的学者风艺术家，也都是通过他认识的。

　　　　　　　　　　　《小丑之夜》

　　中央戏剧学院有位艺名“笑倒天”的以色列留学生。笑倒天是犹太人，在欧洲遭白眼，于是移民以色列；在以色列的剧团里当小丑跑龙套，心有不甘，于是跑到中国试运气；虽然中国妇女被他攻克了一个又一个，但生计还靠在公司教英语或在电视片中演外国无赖来维持，被压迫的底层感觉依然挥之不去。半生的鸟气，被他熟练地装进一个反专制争自由的近现代套路，演绎成一出有声有色的喜剧剧本《小丑之夜》。这出戏，他十分看中，想找人译成中文，沈林便介绍我们接了头。这样一出剧在中国上演是不大容易的，但通过翻译这个本子，我开始对话剧这个以往只觉其“拿腔拿调”、极不顺耳的行当生出几分好感。笑倒天拿着中英文本寻找资金，分别游说了发他护照的英国和以色列，以及欠了犹太民族血债的德意志，结果空手而归。以色列使馆直截了当告诉他：钱是有的，但只资助名家；他可以帮助联系演出汉诺勒温的随便一个什么戏。听笑倒天说到这些，我很为这个势利的社会感到难为情。笑倒天选了汉诺勒温的《亚克比和雷蛋头》，交我译成了中文。后来以色列文化参赞和我们的某国家剧团协商演出事宜，终于在要价三十万与还价二十万之间搁了浅。

　　　　　　　　　　　《爱情蚂蚁》

　　后来沈林的戏剧研究所有笔两万块钱的演出资金，觉得三人行的《亚克比和雷蛋头》比较适合这个数目，于是请来孟京辉做导演。这是我跟孟第一次共事，虽然此前通过沈林早就认识，并常在高静老师那里雅聚。沈林原本请一位音乐学院的高才生作曲。孟真是把戏剧视作性命的人，他坚持让没有出处的民间歌手张广天来做这工作，事实证明他是有眼光的。初识始广天，觉得是个谈锋很健的人，后来听过他的一些歌，其中的文化关怀和左翼立场深获我心，遂引为同调，这便有后来的合作。这出戏演得青春酣畅，陈建斌、周迅、陶红各具魅力。稍觉可惜的是，汉诺勒温对人生冰冷的目光不见了。但我又这样想：淮橘渡江，因新水土而有新面目，文化交流的美丽之处也许恰恰在此。孟京辉要为《亚克比和雷蛋头》取个新名字，想来想去，想出了《爱情蚂蚁》。那种小昆虫和人间至情搭配，的确是件很新颖的事。孟对形式的痴迷可见一斑。

　　　　　　　《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以外死亡》

　　97年意大利的左派剧作家达里奥福获得诺贝尔奖。国内的文化公司立即引进他的产品，并请来已有些票房的孟京辉做导演。孟对剧本的读后感已不得而知，但读完的结果是决定找人润色润色。沈林建议我来做这工作，剧本在我枕边放了两个多星期。后来孟、广天和我三个人在高静那里无精打采碰头时，我是非常祈望大家都说这事就算了。不料三人聊着聊着了就聊出了有趣的思路，那就是对剧本做一番大的手脚，不是把达里奥福长途运输到中国，而是让他投胎转世到中国。这样一种思路，不但契合我平日对翻译的理解，而且接通了我对一些社会政治问题的思考。于是就有了改编本《无政府主义者属意外死亡左派剧作家属意中死亡》。孟京辉搬上舞台的，则是改编本的改编本。此事原委在最近出版的《舞台2000》杂志上有详细的说明。
　　这出戏暴露了我们跟孟京辉的分歧。孟的风格由反叛姿态和游戏感组成。前者源自改革开放后的反思文化，是对上一个时代的反动；后者则属于个人性情，在这方面孟京辉的确是话剧界最有禀赋的导演。游戏感赋予孟氏舞台生香活色，《思凡》、《我爱X XX》的剧场里流光溢彩，充满了荷尔蒙气息。而八十年代的反叛姿态则像裤子，对于92、93年后的中国形势，已觉得勒腿；到了世纪末，就更连季节都对不上了。孟若能为反叛注入新的生命，他的游戏本领是会发扬光大的——《无政府》中“火车向着美国跑”那段表演就是证明，否则只能沦为舞台形式上的噱头。孟在思想内容上似乎还没有要动身的迹象，这的确也有环境的原因：如今被小刀刘净过身似的话剧也实在太多，前些天去人艺小剧场看戏，名义上是看戏，其实在看表。设想在残联大院里，那个戴着红肚兜的跳皮筋女孩，难道不该为自己这副轻快的腿脚“二八二五六，二八二五七”地欣然做歌么？但我还是真心希望孟不满足于游戏，而是更上一层楼。

　　　　　　　　　　　《切·格瓦拉》

　　好像是97年秋天，沈林建议搞一出格瓦拉题材的戏。转过年的春节，在沈林家，广天、沈林还有我再度谈起这件事。那天晚上主要是他们两位逸兴飞扬地说个不停。黄色的灯光下没有了时态，上下古今混为一谈，我坐在明暗交界处思接千载，恍然不知身在何处。9 8年5、6月间，《读书》杂志上刊载了刘承军女士的《永远的怀念》，我记得晚上睡觉前看了三遍，第二天醒来后又看了两遍，感动不已。这些年真正有正气的东西，我听到的只有张广天的歌，读到的只有刘承军的文字。我当时托人辗转打听到她，只想表达谢意。7 、8月间，我和广天去古巴使馆参加刘承军的《丰饶的苦难》一书首发式。出来时两人坐在马路沿上商定了创作日程。99年1月，我写出《创作思想概要》，把这出剧所要表达的思想做了大致的说明。广天说每一个字他都赞同。根据这个概要进行文学创作，断断续续，讨论来讨论去，到9 9年秋天基本定稿。接下来就是找钱找演员了。在告别革命的大环境里为一出重申革命的戏剧筹措资金，是感慨系之的事情。记得一个冬夜，在打了不少无望的电话之后，我试着给一位刚认识不久但已读过剧本的左派朋友拨电话，他的一个朋友做电脑软件小生意，同情我们的立场。三分钟后他回电话，对方问需要支票还是现金。我做了回答。两分钟后他又来电话：钱已准备好了。道义上的认同为这出戏的运行提供了不小的动力。患有严重血液病的袁鸿为找赞助日夜奔波，到各大学联系座谈，甚至亲自登坛说法，其参与程度远远超出一个雇员的角色。王涣清前期参加导演工作，也是殚精竭虑，他艺境高而人品正，后来从工作全局出发，引身而退，却不吝随时贡献良谋。天地仁慈，化育这等人物，使我此时灯下忆及彼时灯下，默然良久。演员周文宏每天排练或演出，要往返上百里路。杨婷便主动开车接送。这种和衷共济、友爱互助的关系，其意义不尽在于保证了演出的成功，而且在于将戏剧存在转化为社会存在，使舞台在无形中延伸。
　　这出戏以社会主义运动的惨痛失败为背景，它所重申的无非是压迫不去、革命不死这个许多人已不肯说、不屑说、不敢说而且还不许别人说的历史小常识。灵魂已被资本主义买断的中国知识精英，他们对这样的主题感到不舒服，是太自然不过的事情。这出戏采用了主题先行的创作方法，就是要载道说教，就是要把话讲清楚道明白；为此，我们在中产阶级的美学面前没有丝毫歉意，因为，为人生的艺术理应如此，而且历来如此。这出戏实行集体创作，就是想在现实环境中为未来世界，摸索一种合作的工作方式和平等的分配方式。正义原则和社会理想不仅需要学理上的探索、文艺上的促进，更需要生活实践上不厌琐细、不辞辛劳的试验。理想主义者在痛定思痛、退而结网的日子里既要坚守自己的出发点和终极目标，也应向一切有建设性的的思路实行开放。
　　剧组正式成员之外，其他一些人如刘承军、黄觉、祝东力、杨斌、韩德强、沈关木、萧喜东、史航、黄海威、孟京辉、田沁鑫等，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给予这出戏无私的支持。在我们的感情中，他们每一位都是这个集体中的一员。祝东力在一篇剧评中写道：“砰然心动，怆然泪下，流落在旧世界的战士仿佛听到了革命的乡音。” 在《切格瓦拉》的整个创作演出过程中，一些相识与不相识的人举着道义的火把从天津，从郑州，从台湾，从美国，从四面八方赶来，“同志”一词的本义在黑夜中复活，熠熠生辉。

工业化时代的民间音乐

1........连载之一·音乐之魂——维克多

　　　　　　　　　　　　　　　　　　　　　　　　作者：索飒

　　如果一个人对拉丁美洲的音乐、民歌没有一丁点感悟却奢谈对于这块大陆的理解，那种理解不是令人生疑就是味同嚼蜡。音乐像繁衍生命的爱情，是滋润这片土地的雨水甘露。这是一个血液里流淌着乐感的民族。安第斯山高空的雄鹰、潘帕斯草原的孤寂、加勒比群岛的混血姑娘、墨西哥谷地的神话，还有无数次流血和牺牲，都是拉丁美洲音乐的源泉。

　　　　　　　　　　一、孕育歌声的土地

　　在西班牙殖民者到达拉丁美洲之前，这片大陆就是一片乐声飘渺的土地。
　　从前有人做过调查，仅在墨西哥和中美洲地区就发现了分为 400个不同发声种类的1000种土著乐器，其中最主要的是笛与鼓。流行的笛是用竹芦或黏土制作的竖笛，但是在18世纪的秘鲁编年史里还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名叫冈波里尔的印地安音乐家爱上了一位印地安姑娘。姑娘死后，他悲恸欲绝，偷偷取出姑娘的胫骨，削成一支竖笛。每当他不能自拔于伤逝之情时，就拿出用遗骨制成的笛子吹奏一支“亚拉维”——那就是安第斯山区典型的忧伤小调乐曲。一排连在一起的竖笛或几行连在一起的竖笛就成了有名的排箫。用排箫奏出的安第斯山印地安民歌《雄鹰飞过》，会使每一个有点音乐细胞的人感受到脚踩白云的眩晕；据说能够完美地演唱这首民歌的唯一一位印地安女歌手是世界上音域最宽的女高音。关于排箫，危地马拉著名作家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1899-1974）写过这样一段话：在安第斯高山上开放着一种“康杜塔花”，这花也叫“血串花”，是大红色的，它只有在听到排箫和飞流直下的瀑布声时才会开放。　　　　　

　　在拉丁美洲被西班牙殖民者征服后的头几个世纪里，天主教会把土著人的鼓和笛视作异教的物品而禁止使用。17世纪秘鲁的一位耶稣会传教士自豪地向上级汇报，说他在秘鲁农村亲自销毁了 605只大鼓和3418只小鼓以及笛子。1614年，秘鲁首都利马大主教下令销毁教区中的一切印地安乐器。凡发现私藏禁品者，被罚在广场抽300大鞭，然后骑上美洲羊驼游街。然而禁令并没有奏效。就象屈死的印地安人用血液延续了战败民族的灵魂一样，印地安民族的音乐也成了向苦难的大地招魂的正义法术。比如在60年代“解放神学”运动中出现的阿根廷著名音乐套曲《本地弥撒》，这个作品运用了大量的印地安音乐素材。然而20世纪70年代的智利军人独裁政府却像当年的殖民主义者一样，下达过同样愚昧的禁令，宣布一切印地安乐器具有颠覆性。

　　传入拉美的欧洲乐器主要是竖琴和西班牙吉他。尤其是吉他，这种历经400年演变、最后在西班牙定型的浪漫乐器跟随最早的殖民者来到拉美，成为美洲大陆从北到南最主要的民间乐器。

　　有一则乌拉圭传说表达了人们对吉他的爱情：大草原上有一个孤独的高乔，因为找不到精神上的伴侣，就去请教一位当地的贤者，贤者给了他一块木头，形状像一个美妇人的身体；这个高乔人从她的乳房挤出诗意般的叙事歌，左手抚摸她美丽的脖颈。

　　西班牙人到来之前，美洲大陆上没有马，18世纪出现的高乔人是阿根廷、乌拉圭潘帕斯草原上第一代混血骑马游牧人，他们酷爱自由胜过生命。最好的高乔人一定是歌手，在他们之中产生的“巴亚多尔”（游吟歌手）擅长即兴对歌：两个身穿破烂“篷乔”（斗篷）的歌手各坐在一个牛头骨上，个人怀抱一把吉他，谈天说地的歌声通宵达旦，四周助兴的欢呼此起彼伏。阿根廷杰出诗人莱奥波多·卢贡内斯（1874-1938）曾经写过一篇题为《巴亚多尔》的长散文，赞美民歌和民歌手的永恒。现代阿根廷人保留了一种从高乔人那里继承下来的美妙习惯，即在朋友圈子里共饮同一杯马黛茶：三、四个人或五、六个人从同一个用瓜壳做成的小茶杯里，通过同一根金属吸管，轮流传递、饮用一种苦涩的、有点“罗布麻”味道的叶泡茶。对于这样一种传统，一位典雅的欧洲绅士可能会说它野蛮，但这种“野蛮”却是阿根廷式友谊的基础。同样，在一个朋友圈子里，只要有一把轮流传递、弹唱的吉他，再加上一杯醇酒，心韵便在音韵中越传越浓。怀抱这种吉他演唱的歌手也许并不是享誉世界的吉他演奏家，也不会象美
国的嬉皮士歌手亨德里格斯那样去和吉他放纵地进行“性结合”，或者是像英国的《门》摇滚乐队那样在舞台上砸烂昂贵的电声吉他。在拉美大陆扎根的西班牙吉他就像混上了一重印地安血液的穷白人，镀上了一层人民的、民间的色彩。有一首民歌这样唱道：“人们把六齿的犁变成了一把吉他”。另一首阿根廷民间音乐桑巴里有这样一段歌：“我的桑巴被人叫作穷丫头，因为她出生在农民家，用一把对不准弦的吉他伴奏，图库曼的乡亲们世世代代歌唱她。”
　　从音乐语言本身来看，拉丁美洲音乐主要有三个来源。印地安人的基本音乐模式是五声音阶，但它们已经有相当丰富的变化音，节奏一般是短句长休止的单一节奏。西班牙人的影响表现为扩展音阶、扩充和弦，他们还带来了6/8和3/4的双重节拍。黑人则增加了变化音的修饰和切分的2/4拍子。这三个民族都是富有艺术气质、擅长音乐的民族。有人把拉美音乐的这个发展过程称为本土音乐的混血化、再混血化过程。拉丁美洲拥有这么丰富的音乐背景，在这辽阔、美丽的大陆上，大多数居民又说同一种语言，共同的语言有利于音乐尤其是歌曲的交流，于是拉美音乐便处在一种不断丰富的良性循环之中。

　　古巴著名作家阿莱霍·卡彭铁尔（1904-1980）也是一位音乐评论家。他曾指出，在拉美音乐风格的形成中，歌手的演唱和乐手的演奏所起的作用甚至比旋律本身更重要，他们富有个性的表现能力充分展示了拉美人的内在抒情性。

　　在现代拉丁美洲，歌手是一项重要的谋生职业。尤其是穷人家的男孩子，但凡有点乐感，就能从父兄、叔伯或邻人处学会吉他弹唱，即便没有其他机遇，长大了也不至于喝西北风。

　　墨西哥城有一处独特的歌市。每晚日落至翌日黎明，著名的“加利瓦尔迪”广场上汇集着上百个被称作“马里亚其”的民间乐队。歌市的一大特点不是花钱听歌，而是花钱唱歌。墨西哥人自称，没有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没有光顾过这个小广场。有些在城里打工的农民甚至能在这里一夜花光一星期的血汗钱。他们一手举着酒杯，一手端着小吃，在乐队的伴奏下边叫边唱，这种时候，人们真不怀疑墨西哥人一半是在靠唱歌活着。地铁里、公共汽车上的流浪歌手更是司空见惯。听说有些流浪歌手就这样一直唱过边境，唱到美国，这也许是夸张，但在境内对他们免验票证则是一条
不成文法。

　　然而，真正值得拉丁美洲人民骄傲的是他们拥有一批朴素的民间歌手。他们继承了印地安歌手的无名传统和“巴亚多尔”的流浪精神，在天地间游走，在穷人中栖身。对于他们来说，唱歌远远不只是谋生的职业而是生命的需要，就像一首歌里所唱道的：“歌手活着就是为了唱歌，为了亲身体验热烈的冒险生涯”。这些歌手往往兼作词、谱曲、弹唱于一身，并随时随地采集流传于底层的民歌。他们是漂泊于这块土地上的艺术之魂。

　　阿根廷人阿塔瓦尔帕·尤潘基（1908-已去世）就是这样一位现代
“巴亚多尔”。尤潘基长着一副黝黑的印地安人胸膛，他的歌声给人的感受无法用任何雅的、俗的传统音乐语言来概括，那是心的颤抖和血流的搏动，是附有音符的呼喊和叙述。像他那样的歌手，哪怕是城市出身，咬字吐音都微微带有一点并非模仿的乡村口音，那是风土和行程对他们的改造。我有一本尤潘基的歌曲集，集中了他从30年代起创作的民歌。读着这些诗一样的歌词，我深切地体会到了人民对他的评述：“一个终身游走的旅人”。他在一首阿根廷桑巴里唱道：“我是一个长驱不停的遥远、美丽的梦，总是与石头和道路相逢，每当应该停步的时候，我却又四方漂游；有时我好像那条河：唱着歌走来，趁着人们还没有注意，我又流着泪走远……”他就这样不停地走着，流浪成了生活的方式，定居成了生活中的“旅游”，直到有一天，道路的反复已经让他恐惧，一首他谱曲的潘帕斯草原民歌这样唱道：“因为我不给木轮车的轴上油，人们叫我邋遢鬼……如果说我喜
欢听车轴吱吱扭叫，为什么要给它上油？沿着车辙走啊走，只有单调的节奏，我总是走着那些路，什么消遣也没有……我不需要安静，因为我现在连思想也没有；我曾有过可想的事，但是，那已经过去很久……我的木轮车啊，我再也不给你的轴上油！”

　　真正埋藏在底层的歌，大多是一些悲伤的歌，并且带有隐蔽的或公开的抗议性：“我的桑巴不歌唱幸福，因为乡亲们只有悲伤”；“我一路播撒痛苦，歌声涂抹了我的足迹”。这些歌与底层人民的心声相濡以沫，明显不同于粉饰太平的伪民歌，也与那些渺小的无病呻吟者格格不入。民间歌手蔑视那些夸大个人痛苦、无视民众艰辛的蚊蝇之声：“失去了朋友的孤单者，无论在家中还是在街上，都找不到一块喝酒的伴儿；只顾自己过日子的人，对别人的苦难不闻不问，他在生活中一定没有所爱的人；躲在一个角落里嘶喊的的家伙，谁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他的歌唱给谁？”在人民歌手的歌声里，爱情是裸露的心肺；“因为女人你是大地，因为男人我是河流，我滚滚的血脉把你找寻，找寻”。在这些民间歌手的歌声里，山河、故土是伤痕累累的身躯：“像一块从高处落下的卵石，我的歌声旋转着，它是梦，是创伤。我像你荆棘丛生的悬崖断壁刚烈不驯，我就是这样把你歌唱，亲爱的故乡”。这样的歌手根基深厚，绝不像当今的流行歌星，轻易接受包装者的改造。阿根廷女歌手梅塞德斯·索萨享誉世界，但在国
内巡回演出时，她不乘飞机，常常自己驾驶越野车，在农舍歇息，为乡亲们演唱，她的歌声也永远不背叛人民：“我无比深重的痛苦，曾远离家园流浪，却发现四处寻觅的事物，就在我出生的故乡……我的乡亲们总把‘查卡雷拉’（阿根廷民歌曲调）歌唱，他们的每一句歌，都来自心灵的深层，如果你想听这样的歌，兄弟，请进我的小草屋，不用敲门。”

　　拉丁美洲的60年代是一个民间歌手得以展现其全部风华才貌的时代，涌现出一大批继承了这种底层色彩和抗议色彩的歌手，他们在正义的社会变革中成了人民的歌星，其中有一些人因为这种“名声”献出了热血和生命。一位不懂西班牙语的朋友由于偶然的机会在西德出席了一场索萨的演唱会并为之震惊：“一个穿民族服装的老太太，挥着一条小手绢；我根本不知道她唱的是什么，但那激情的力量、浑厚的嗓音、朴素而高贵的气质使我感到了一个民族的音乐潜力。”一个热情的德国听众告诉我的朋友，在拉丁美洲有许多这样的优秀歌手，智利歌手维克多·哈拉就是在歌手的战斗岗位上被右翼军人杀害的。

　　就这样，我第一次听说了维克多·哈拉的名字。几年来，我一直在寻　找有关他的资料，直到最近一位朋友从智利带回了一本他的妻子写的传记，我才更多地了解了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二、追求艺术的穷孩子

　　维克多·哈拉1938年出生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附近安第斯山区一个偏僻的小村子。他的父亲是当地一个大庄园主的佃户，维克多从小就体验过农民家庭的艰辛。维克多的母亲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血管里流淌着南部印地安部落马普切人的不屈血液，她以顽强的劳动坚持供养孩子们上学。维克多懂得母亲的艰辛，从来是学校里最勤奋、最优秀的学生。母亲还是一个乡间歌手，会弹吉他，经常受邻人之邀，在婚丧嫁娶的礼仪上或收获庄稼的季节里即兴演唱，小维克多不止一次伏在母亲的膝头上，听着喃喃的歌声，朦胧进入梦乡。

　　后来，为了摆脱生活的困境，母亲像许多智利农民一样，怀着一线希望，带着五个孩子来到智利首都圣地亚哥谋生，全家挤在贫民区一间破烂小屋里。母亲不再唱歌了，在集市上卖小吃，给人洗衣服，像奴隶一样地拼命干活，仍然坚持供养孩子们念书。那时，维克多结交了一个富裕一点的年轻人，跟着他学弹吉他。一天，小伙子带着一张动听的民歌唱片到维克多家来放给他听，惊讶地发现这个卖小吃的女人在一旁被歌声感动得悄悄流泪。维克多15岁时，母亲由于劳累过度，瘁死在小吃摊旁。母亲去世后，维克多成了流浪儿。

　　几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使维克多接近了艺术。他一边在某家医院看大门，一边担当大学合唱队的业余队员，后来又在一个业余哑剧团演哑剧。1955年，他终于考上了智利大学戏剧学校，获得了在演员班学习三年的机会。学校里的大多数同学都是中上层子弟，谁也不了解维克多的过去，只知道他经常穷得饿肚子，除了领取一点微薄的助学金，还接受教会慈善机构的捐赠。但他是学校里最勤奋的学生。一次，为了在一出神话剧中扮演一个熊的角色，他连续几天去动物园观察熊的动作。同学们见他黎明即起，深夜返回，便加以询问，才知道他清晨步行去较远的动物园，然后步行去市中心的学校上课，下午课后再步行去动物园，因为他连一张公共汽车票都买不起。

　　在演员班的三年学习过程中，维克多利用每个假期去智利南部的纽布莱省农村与农民一起劳动，调查民情，向他们学习民歌——纽布莱是他母亲的故乡，也是智利有传统的民歌故乡。他和一个酷爱吉他弹唱的农村拖拉机手交上了朋友，每个假期跟他到二三十个小农场帮人收麦子；当然，收完了麦子照例要吃一顿好饭，喝酒，唱歌，聊天。三年里，他晒黑了皮肤，结交了许多农民朋友，学会了农民的语言，记录了许多真挚、朴素的民歌。在维克多的一生中始终贯穿着这种强烈的色彩，他从没有一刻从感情上背叛过养育自己长大的底层人民，也没有在实际生活中长期远离过他们。

　　
　　　　　　　　　　三、歌魂比奥莱塔

　　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拉丁美洲，包括智利在内，是一个左翼力量呈上升趋势的进步时代。艺术家也越来越接近社会运动和人民生活，著名左翼诗人巴勃罗·聂鲁达（1904-1973）的《漫歌》在国内被秘密传诵。维克多本能地迅速靠近这股洪流。1957年，维克多认识了女民间歌手比奥莱塔·怕拉（1917-1967），这是维克多歌手生涯中，也是60年代“智利新歌运动”史上一件重要的大事。

　　比奥莱塔是智利人民的“歌魂”，也是底层人民尊严的象征。比奥莱塔也出生在纽布莱省那同一个艺术摇篮。她的父亲是农村音乐教师，母亲是个普通农民，会弹吉他，会唱许多民歌。比奥莱塔七八岁就会弹吉他，九岁就能自编简单的旋律。她从来没有机会接受正规的音乐训练，也不识五线谱，但她从一个流浪歌手变成了一场伟大艺术运动的推动者。1952年，比奥莱塔开始了史诗般的搜集民歌远征。她没有现代化的考察设备，甚至连一个小小的录音机都买不起，随身只带记录本、铅笔和一把吉他；她没有交通工具，经常步行，或骑驴，搭农民的木轮车，小船，但她的足迹几乎遍布整个智利大地。从高山到海滨，从草原到沙漠，她有时卖唱，有时跟随流动剧团演出，住农民的草屋，吃粗茶淡饭，几年之中，搜集、整理了三千多首民歌，其中一首已经濒临绝迹。人们评论说，比奥莱塔一个人的工作抵得上整整一个人类考察队的工作量。比奥莱塔不仅搜集、创作民歌，还学习民间制陶、雕塑、绘画、挂毯编织，人们说，比奥莱塔还凭自己的力量把智利的民歌、民间艺术介绍到国外，甚至在巴黎的卢浮宫举办了展览，在英国的 BBC电台录制了智利民歌。她的宏伟理想是建立一个智利民族乐团，但是，智利的上层人从来没有接受、尊重过比奥莱塔的艺术贡献，比奥莱塔也从来没有向任何权势低过头，从来没有在任何官方机构任过职，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传播媒介的“包装”。比奥莱塔永远的农民装束、平直发型、质朴嗓音是她忠实于人民的象征，这种形象已经成了智利底层人民以至整个拉美底层人民的骄傲。一个晚上，比奥莱塔就以这样的装束第一次走进了智利上流社会最有名的俱乐部——绅士们想见识一下这个在国外出了名的“异想天开”的乡下女人，比奥莱塔则要让先生、太太们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艺术。演唱会在礼貌的掌声中结束了，晚宴即将开始，高雅的绅士太太们纷纷入席，比奥莱塔则被安排“到厨房用一点便餐”，这是资产阶级对待“卖唱艺人”的惯常作法，但比奥莱塔不能接受这种侮辱艺术家人格的方式，她顿时热血沸腾，还未等慌了神的组织者道歉，便站起来，当众怒斥：“你们这些吸血鬼，剥削者！”随即拒绝了高额谢金，穿过人群，扬长而去。

　　1965年前后，被资产阶级拒之门外的比奥莱塔与她的歌手儿女在圣地亚哥创办了自己的“民间歌手之家”，这个团体成了数年后轰轰烈烈的“智利新歌运动”的先驱。比奥莱塔没有来得及看到由她播下的火种所燃起的燎原大火，1967年在种种压力下自杀身亡。成千上万的智利人自发为她送葬，后来成为智利“人民总统”的阿连德走在最前面；世界各地许多国家也都陆续举办过活动，纪念这位伟大的人民艺术家。70年代初阿连德执政期间，圣地亚哥市郊出现了一些无房农民建起的棚户区，农民们不约而同地给自己的小区取名为“比奥莱塔·帕拉区”，1973年军事政变后，独裁政府下了一道特别法令，禁止这些贫民区再使用比奥莱塔的名字。

　　翻开比奥莱塔的歌曲集，人们除了对大量的民歌感慨外，也会为歌曲中尖锐的战斗性震惊。在一首题为《我们缺少一个游击队员》的歌里，她毫不含糊地唱道：“我想有一个儿子，让他叫曼努埃尔，姓罗德里格斯（智利独立战争中的英雄）；当有人想把我们的祖国像枚大头针一样卖掉的时候，我希望有一个游击队员儿子起来保卫她”。比奥莱塔的自传全部用智利常见的诗歌体8音节10行诗写成，题为《比奥莱塔诗体自传》。

　　50年代末，维克多经常参加比奥莱塔组织的艺术家聚会，并经常单独拜访她，切磋音乐，就智利的民歌道路与比奥莱塔进行长时间的恳谈。比奥莱塔曾亲自为维克多谱写过歌曲，她是维克多的直接导师。维克多不仅接受了比奥莱塔的教诲，更继承了比奥莱塔作为人民歌手的灵魂。

　　比奥莱塔临死前不久曾谱写了一首题为《感谢生活》的歌，类似遗嘱，唱出了特殊的生活道路所教给她的人生真谛。维克多第一次听比奥莱塔唱这支歌时，曾禁不住感动得热泪盈眶。今天，在拉丁美洲的每一个角落，只要响起“感谢生活……”这第一句歌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很多人都会跟着那熟悉的旋律唱下去：

　　　　感谢生活，生活对我意重情深，
　　　　她给了我一对明眸，当我睁开眼睛，
　　　　世间的一切黑白分明，
　　　　我看见了高空星光点缀的天幕，
　　　　在茫茫的人海中我人出了所钟爱的人。

　　　　感谢生活，生活对我意重情深，
　　　　她给了我敏锐的听力，
　　　　它记录下白昼和夜晚，蟋蟀和金丝雀，
　　　　锤击、汽笛、犬吠和暴风雨的声音，
　　　　还有我心爱的恋人温柔的呼唤声。

　　　　感谢生活，生活对我意重情深，
　　　　她教我发声和认识字母表，
　　　　我用它们表达和思考，
　　　　我从心底呼唤着母亲，朋友和兄弟，
　　　　从此光明照亮了我心灵的路程。

　　　　感谢生活，生活对我意重情深，
　　　　她让我疲惫的双脚不停地行走，
　　　　我靠着它们走遍城市和水洼，
　　　　海滩，沙漠，山林和平原，
　　　　还有你的家，你的庭院和你的小镇。

　　　　感谢生活，生活对我意重情深，
　　　　她给了我这样一颗心灵，
　　　　当我看到人类思维的累累硕果，
　　　　当我看到善良远离邪恶，
　　　　当我望穿了你清澈的双眼，
　　　　这颗心就情不自禁地激动万分。

　　　　感谢生活，生活对我意重情深，
　　　　她给了我泪水和欢笑，
　　　　使我能分辨苦难和幸福，
　　　　我的歌和你们的歌就是由这两部分组成，
　　　　而你们的歌声就是我自己的歌声。

　　　　　　　　　　　（未完待续）

读者来稿

1........每个中国人邮箱里都应该有的一封信

　　　　　　　　　　　　作者 : cattsoft　　翻译 : 胡学群

　　这是一封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看一看的邮件. 这次我将其译为中文以引起更多人的注意和参与,有不当之处请指出,以便修改後在Internet上分发。——译者

　　　"Chinese" ，一个对中国人带有种族侮辱的称呼

　　我来自一个叫做"中国"或"中央之国"的国度, 英国人将其为"China". 我在美国已经生活了十年了, 期间我碰到了一些非常怪异的事情并且意识到了"Chinese";实际上是对我们中国人的一种蔑称. 这里我愿意同各位同胞分享我的观点和想法.

　　去年我在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市中心乘坐电车时同司机聊了一会天, 他收养了一个韩国男孩.令他大伤脑筋的是他的儿子在学校里经常被其他男孩捉弄, 并将其儿子"Chinese". 他的儿子每天都哭着从学校回来并且感到非常痛苦. 这个司机让他儿子告诉其同学他不是" Chinese" , 而是" 韩国人", 或者"韩裔美国人".

　　我当时就在捉摸为什麽那些学校里的小孩不管那个男孩叫做　"Korean"来侮辱他呢?

　　1991年的冬天, 我去辛辛纳提市见我的女友, 在大街的一个角落有一群年轻人在那里,他们看见我走过来. 令我吃惊的是他们竟然拿我开心: 指这我喊道: "Chinese,Chinese.". 我当时还是不太明白这是怎麽回事. 还有一天在我下班後走向停车场的途中, 一个无家可归的男子拦住我乞讨, 我想了一会说:" 对不起,没有.". 再次令我惊奇的是这个流浪汉居然生气了,并且对着我叫到:"Your Chinese."

　　我已经怀疑很久了,现在我突然明白了"Chinese"实际上是一个种族蔑称. 在英语中,英国人过去将非洲人叫做"黑鬼(Nigger)"而将黄种人叫做"Chinese". 在前面我讲的第一件事情中, 那些学校里的小孩完全知道电车司机的儿子是一个韩国人;但是将其叫做"Korean"没有任何意义,而将其叫做"Chinese"却是对那个男孩的侮辱和轻视. 因为在英语中, 英国人用後缀"-ese"来表示那些他们认为"低等的","不重要的 ","弱小的", "怪异的", "带有疾病的","从虫子演变而来的"种族";他们蔑视和厌恶这些种族. 这些种族包括中国人,日本人,越南人,葡萄牙人.(Chinese, Japanese,Vietnamese, Portuguese). 他们用"-ese"来羞辱我们,同时他们用後缀"-an"来表示那些所谓"优等"的种族, 例如美国人,加拿大人,英国人,德国人,加州人,德州人.(American, Canadian, Britain, German,Californian, Texan). 这就是为什麽那个一文不值的流浪汉居然叫我"Your Chinese", 而不是"Your Asian";"your American" 或" your Korean"来侮辱我, 尽管他根本不知道我是从哪里来的. 他需要使用一个羞辱我,伤害我的蔑语,这里"Chinese"就正好可以用於伤害任何黄种人. 那麽"Chinese"的字面意思是什麽呢?

　　"-ese"表示小的,微小的和不重要的, "China"的意思是坚硬的粘土或泥土, 那麽放在一起"Chinese"就是用坚硬的粘土或泥土制成的微小的、微不足道的、"怪异"的东西。这真是一个莫大的侮辱！！

　　我来自东亚，在那里英国人曾经去过，征服、压迫和羞辱过那里的人民，并且把那个地方叫做"China"，把那里的"弱小的"、"劣等"、" 分文不值"、"带有疾病的"、"虫子一样的"的人叫做"Chinese"，尽管他们知道我们的土地的名字叫做"中央之国"、"中国"。

　　我知道上天所创造的每一个人天生是平等的，我也热爱我自己、我得种族和我的故土，我丝毫没有因为我的种族和文化背景而感到耻辱。当别人叫我"Chinese" 时我感到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就象是一个黑人被叫做了"Nigger"。

　　我记得我第一次来到美国时，我在田纳西大学有一个名叫约翰的朋友，他的祖父来自中国的上海。很显然他对他的身世和种族背景一点也不感到羞耻，但是每当别人问他是不是一个" Chinese"时，他会感到非常生气并且说"不是"。他憎恨"Chinese"这个词。我当时还不明白这是为什麽，现在我知道了。因为它是一个用来侮辱我们的种族的蔑称，就相当於用於侮辱非洲人的" Nigger"。

　　我来自一片我们称之为"中国"的土地，我为我自己和我的故土而自豪。"China"这个单词无论在含义或发音上都无法体现出"中央之国" 的本意，并且"中央之国"的人民绝对不应该叫做"Chinese"。那些所谓的"大不列颠"人居然如此的不知廉耻和心胸狭窄，以这种带有侮辱性的词语来命名我们的国土和人民，这真一个莫大的悲哀。几百年以前，当那些所谓的" 优等"的"大不列颠"人来到我们的"中央之国"时，看到了我们的人民，在那些英国人看来，这些与他们穿着迥异的中国人简直不如狗和虫子，他们身无分文、面黄体弱、" 带有疾病"、"是从虫子演变而来"。

　　於是这些"优等"的"大不列颠"人觉得应该用带有贬低性的、侮辱性的"China"、"Chinese"来形容我们的人民和国土。我想仅从那些英国人对待我们的态度和方式，我们中国人就应该更加警觉和更早地怀疑" China"和"Chinese"是带有恶义的词语。难道你会认为那些"大不列颠"人会那麽文明地给我们这些"虫子"起一个体面的名字？

　　可悲的是，那些"大不列颠"人在为这个蔑称编造的故事中竟然没有丝毫掩盖他们对我们的恶意和偏见。他们宣称我们的国家被称为"C hina"是因为我们的景德镇出产陶瓷。并且他们随便地在"China"後面加上"-ese"来称呼"China"的人民。那我们不禁要问：如果这是"不列颠" 人为其他的国家和人民命名的方式，那麽为什麽不将意大利叫做"比萨饼"（Pizza）、意大利人叫做"比萨饼人"（Pizzese），因为意大利是因为比萨饼而闻名？为什麽不将德国叫做" 啤酒"（Beer）、德国人叫做"啤酒人"（Beerese），因为德国人以喝啤酒而闻名？为什麽不将美国称为"玉米"（Corn）、美国人叫做"玉米人" （Cornese），因为它因出产玉米而闻名？为什麽不将英国人叫做"罪恶之地"、英国人叫做"鸡奸者"？因为大多数英国人都进行鸡奸？

　　让我们回到七十年以前，当时的中国人选择共产主义并不是出於疯狂，而是为了同不仅仅是来自国内的压迫进行斗争，更是为了同英国人和日本人这些外来侵略者的压迫和羞辱进行抗争。这些侵略者来到中国并不是象他们的子孙所宁愿相信的那样是来提供援助的基督或救世主、传播兄弟情谊的传道士，而是作为掠夺者来到中国的。感谢上苍，在共产主义者的领导下我们将这些强盗赶出了我们的家园。

　　每次当我听到有人说"我很自豪我是一个'Chinese'"时，我感到无地自容。我们，这些来自"中央之国"的人，应该对英语和那里的人有更深的了解。为自己的传统、民族和" 中央之国"而感到自豪是没有任何错误的，但是你决不会听到某个非洲人说"我很自豪我是个'Nigger'"，他们只是说"我很自豪我是一个A frican'"。在很久以前，我们把小日本叫做倭寇，如果我们告诉小日本他们的汉语名称是倭寇并且这样当面称呼他们，他们难道没有理由生气吗？我们现在还这麽叫日本人合适吗？如果他们自己还叫自己是倭寇这不是侮辱吗？如果现在我们还是被当面叫做" Chinese"，难道我们没有理由生气吗？这个由"大不列颠"人在几百年前杜撰的用於侮辱贬低我们的蔑称，难道我们到今天还要用它来称呼自己吗？

　　该是扔掉这些英国佬强加给我们的蔑称的时候了，我们要用自己的称呼并且找回我们的尊严。30年前伊朗就成功地将其英文名从波斯（P ersia）该为伊朗（Iran），并将伊朗人叫做"Iranian"，他们以被称为"Iranian"而自豪，他们不会幼稚到称自己为"Iranese"。在芝加哥一名出租车司机（在美国已入籍3 0多年了）再三坚持让我称他为"Iranina"而不是"American"。相反的，许多有中国背景的美国人乞求被叫做　"Asian"或"American"，而不是" Chinese"，这绝不是因为他们为自己的种族和背景而感到羞耻，也不是因为他们渴望被称为美国人，而是许多中国人在不同的程度上都意识到" Chinese"这个字带有贬义和侮辱性，极力回避这个单字。许多来自中国的人乞求被称为"Asian"，这一点在最近的一部叫做"Big Lebowski"的电影中表现得非常清楚，影片中男主角John Goodman大肆捉弄中国人，他嘲弄我们，嘲笑我们的"怪异"的行为，他想我们满足於被称为"C-ese"。那麽Goodman先生，请你记住：我们希望被称为" Asian"是因为我们不想被叫做"Chinese"。因为英语中没有我们一个合适的称呼，所以我们请求你叫我们为"Asian"，这难道过分吗？就象是黑人不愿意被称为" Nigger"，我们当然不愿意被称为"Chinese"。你这个卑鄙的、丑陋的肥佬、白痴，为什麽你一定要刺痛我们的心呢？

　　从现在开始，我们在英语中应该这麽说："我来自Central Kingdom of Sinai（希腊语中表示中国）或C. K. "， "我是一个Sinaian"，或者"我很自豪是一个Taiwanan"，而不是"Taiwan-ese"。 Sinai 在希腊语中表示中国，在英语中，Sinai是各路神仙居住的地方。在圣经中，上帝就是在Sinai山给摩西十条戒律。

　　China"，"Chinese"，"Taiwanese"应该从官方字典中去掉。它是一个种族的蔑语并且对亚洲人民带来了太多的侮辱和偏见。连那些学校里的孩子、流浪汉和乞丐这些词的含义。在讲英语的世界里，一直到今天还在纵容这种对我们同胞的侮辱和不公平的待遇，这真是一种耻辱。

　　有些人也许会质问：既然我们实际上并不是处於世界的中央，为什麽我们称自己为中国呢？我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完全没有必要将一个国家的具体地理位置同它的名字直接联系起来。比如说，" 不列颠联合王国"，难道真是一个"联合"的王国吗？根本没有！！并且这个国家也早已不复存在！！！那麽我们应该让英国人将其国名改为" 罪恶之国"（Sodom）并将英国人叫做"鸡奸者"（Sodomese），因为这才最接近他们的本质？不，我们不会那麽做，英国人可以继续将他们的国家称为" 不列颠联合王国"，当然我们也可以将我们的国家称为"中国人的中央王国"（Central Kingdom of Sinaian，C.K.），尽管我们并不是处於世界的中央。

　　我希望通过铲除"C-ese"这个单字，我们的孩子在这块土地上受到的歧视和伤害会少一些，他们将被称为一个体面的、尊敬的名字，希望我们再也不用告诉孩子他们是" Korean"而不是"Chinese"，尽管他们确实是中国人。我的一位朋友曾经这麽说，如果我们中国人能够显示我们在每个方面都比别人优秀，那麽" Chinese" 的含义就会改变。我对此持怀疑态度。首先，我们不可能在每个方面都比其它种族优秀；第二，我们没有必要在每个方面都比别人优秀来赢得尊敬和一个体面的名字。第三，即使我们在每个方面都比别人优秀，" C-ese"的贬义也不会改变。飞人乔丹是一个"Nigger"并且在每一方面都非常优秀，难道他能改变"Nigger"的含义吗？日本经济上的成功能够改变倭寇或" Japanese"的含义吗？不能！！他们做不到！！这些词必须彻底地从词汇中根除，这是无可争议的！！！美国的黑人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去争取被正式地称为"非裔美国人" 的权利，而不是被叫做"Nigger"，在这个过程中许多人因此而献出了生命。我希望我们中国人在争取我们的权利时不要象黑人那样艰苦和漫长。我知道有的人在背後对别人叫不同的名字，他们仍然在自己黑暗肮脏的卧室里用　"N-word"，"Chinaman"，"pale people"这样的字眼。如果我们听不到这些，这就不会对我们造成伤害。但是，我们绝不应该让别人"正式地、公开地"、当面地叫"Chines e"，并且默默地接受别人对我们每天进行公开的、肆无忌惮的贬低。连那些学校里的孩子、流浪汉和乞丐这些词的含义。现在很多人出於漠然或用词方便而使用" C-word"，但是象流浪汉和乞丐这些人却在利用这些蔑称来伤害我们的心灵。这些蔑称就象毒液一样，那些体内充满毒液的人总要用它来伤害别人。如果我们让他们把毒液撒在我们身上，我们会受到伤害。否则他们必须抛弃这些毒液，或者留在他们自己的心里去毒害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家人。现在让我们拿出一点实际行动来：有一件事情我们是可以做的：让我们中国的领导人注意到这个事情，让他们相信确实需要拒绝" C-ese"并且用我们自己的词汇来描述我们的国家，还有去关心在其它语言中我们的名字。

　　请把这篇文章分发给你的家人，朋友，以及所有你认识的人。

每周诗歌选

1........有一双手

　　　　　　　　　　　　　　　　　　　作者：洛崇

有一双手，粗糙的大手，
布满了勤劳与辛酸，
他托起过沉沉的钢锭，
他插过纤纤的秧苗，
他握过班驳的土枪，
他写过雄美的诗文。
这双手推倒了吸血虫的美宅，
这双手埋葬了施淫威的高堂，
这双手筑起了劳动者的新房。
这双手，攥紧了，
愤怒的拳头，
是长城，是理想，
是排山倒海，
是满腔的一声吼，
管教他硕鼠老爷好受！
这双手，温和，轻柔，
永远与饥寒交迫的人紧连紧握，
谁的手，我们的手。

有一双手，白白嫩嫩，
每个毛孔充塞膏脂，
没有劳动的沧桑，
他握过资本家，握过投机家，
握过总统，握过独裁者，
可曾握过人民？
有，那是带着消毒手套。
有一双手招来豺狼，
有一双手沾满鲜血，
有一双手扼杀无数穷苦人，
有一双手签下过无数卖国契约，
有一双手营造了无数思想囚笼，
可这双手总是那么干净，
那么干净，
这是谁的一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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