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电子杂志—黑板报文艺周刊
2000.10.27
星期五总第41-42期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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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稿 编辑的话 纪念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国人民的胜利是永恒的！ 欢迎对《黑板报文艺》提出宝贵意见！来信请发到webmaster@heibanbao.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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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围绕“反盗维权”演唱会的讨论（二） |
| ［按语］这几天围绕盗版问题，争论很激烈。
Dylan先生贴过来的袁越先生的“再论‘盗版有理’”是一篇很认真的文章，作者的分析也很有道理。但是，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后来，
Dylan先生又加帖问道：“国内的磁带一盘卖多少钱？看来现在意见集中在这么一个问题：现在国内的磁带一盘卖多少钱？有谁能告诉我？另外，《工业化》一盘出价多少？如果问题真的是那么简单，为什么我们的唱片商们不降点儿价，来个薄利多销呢？他们都是纯粹的资本家，这点道理应该不会不懂吧？看来这里面还有更复杂的原因。有谁能帮忙分析一下？” 就这个问题网友“氓”做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回复。 ——编者 回答Dylan，揭露内幕！ 作者：氓 你到底问的是国内的磁带还是CD？真正国产的磁带和CD几乎已经绝迹。只有引进的或由国家复制的暴利金、白带等唱片公司的产品。如果是引进或复制品，售价C D在１５－６０不等，盒带在１０－２０不等，这个价位还是合理的，所以街上几乎看不见这类产品的盗版。但是，原产地的CD要卖到１００－２８０，这就必然会产生盗版。实际上，盗版是国际产品价格和国内消费水平的矛盾体现。那些组织“反盗维权”演唱会的人，他们的唱片如果是由国内渠道出的，根本就不存在盗版问题，完全是做秀，而被大公司签约的，几乎出不了唱片，只是给口饭吃，给几次录音机会，或带你抛头露面，但总不出版你的产品。这里面有深刻的原因。 |
| 1........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毛主席与亲友谈抗美援朝战争 |
| [香港大公报]——转载自士柏论坛
作者：王宇清 五十年前发生在鸭绿江彼岸的那场战争，曾经令世界为之深深震动，也对当时刚满周岁的新中国发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光阴荏苒，过去的对手不再是敌人，史家也在重新审视这场遥远的战争。作为那场战争中中方的最高统帅，毛泽东曾就此与我的曾祖父王季范及早年同窗周世钊多次畅谈。 毛泽东：将有三把尖刀插在中国身上，不能“置之不理” 抗美援朝究竟有无取胜把握，在当时是颇受人们关注的问题，因为解放战争刚刚结束，经济遭受了重创，国家一穷二白，面对美帝的经济和军事优势，不少人对战争的前景心存疑虑，而且认为这会影响国家的和平建设，一时间意见很不统一。王季范和周世钊作为毛泽东的亲友，希望能就此事请教主席。一九五零年十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二老，针对王、周的疑虑作了分析。 毛泽东说道：“不错，我们急需和平建设，如果要我写出和平建设的理由，可以写出百条千条，但这百条千条的理由不能敌住六个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现在美帝的矛头直指我国的东北，假如它真的把朝鲜搞垮了，纵不过鸭绿江，我们的东北也时常在它的威胁中过日子，要进行和平建设也会有困难。所以，我们对朝鲜问题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还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中国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国的头上，从台湾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腰上，从越南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脚上。天下有变，它就从三个方面向我们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可是党内有很多人不同意。” 听了毛泽东一席话，周世钊频频点头，但仍是信心不足，重覆提出了刚才的疑问：“是不是有胜利的把握呢？” 毛泽东：这仗我们有把握打好，不必苏联参加，看家法宝是要留著最後用的。
毛泽东说：“那它不敢。这样做，我们不怕它。并且我们有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它如果向我国进攻，就会引起苏联的参与。苏联参与，不一定派兵来，它可以在几天之间用兵西向，席卷欧洲，欧洲是美国的必争之地，它们要照顾欧洲，自然也就无力入侵我国了。” 美国的空中优势是周世钊担心的另一个问题。朝鲜战争爆发後不久，美军飞机就曾轰炸过我国边境城镇，以新中国的空军实力而言，是难以阻止美军大规模轰炸的，故此，周世钊向毛泽东发问：“假如美军用飞机滥炸我国的重要都市呢？” 岁月飞逝。随著时空的转换，以前不少似乎是金科玉律的理论和不容置疑的答案，都受到了人们的质疑；也有很多颇为权威的结论，正在社会上和学术上引起争鸣。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当年抗美援朝时，我国承担了本应由苏联承担的国际义务，而作为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的苏联却只提供了装备和技术的支持，这对中国是非常不公平的，我们吃了亏。毛泽东当年是怎样看这个问题的呢？他说：“这个仗，我们有力量、有把握打好，不必要苏联参加。你们晓得玩扑克吗？『大鬼』、『小鬼』是留著保底的；你们看过剑侠小说吗？看家的法宝是要留著最後用的。我看美帝侵略，一定会要彻底失败。不管它怎样挣扎，终是黔驴技穷，在中朝人民共同抗击之下，他是一定不能得逞的。”毛泽东的一番话消除了两位老人心中的疑问，他们带著对战争的全新看法离开了中南海。 周世钊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的同班同桌同学，情同手足。解放後，毛曾多次接见周世钊，在谈话中数次涉及朝鲜战争。一次周去看毛，毛高兴地说：“我们在朝鲜战场上的形势是越来越好，造成这种好的形势主要依靠我们志愿军的勇敢和机智。他们现在层层挖掘地道，这些坑道都在山底下，纵横沟通，随意出入，飞机炸不垮，大炮轰不坏，敌人不好攻，我们却可以出去，万一失了第一线，还有第二线、第三线。这都是志愿军指战员想出来的好办法。像我们在北京的人就不一定想得出这种好办法。一个美国记者说：『美国的军队再花二十年也打不到鸭绿江。』我看再打二百年，他们也没有希望打到鸭绿江。”毛泽东豪迈的语调，令周世钊倍感振奋。 毛泽东：光派别人的儿子去前线打仗，这还算什麽领导人呢？ 朝鲜前线的战斗是空前残酷而惨烈的。无数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保家卫国，血染三千里江山，这其中也包括毛泽东心爱的长子毛岸英。当这个不幸消息传到周世钊的耳朵里时，他感到非常震惊和悲痛。作为和毛泽东相交几十年的老朋友，他知道主席一家先後已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好几位亲人。现在革命刚刚胜利，正需要下一代去建设的时候，岸英却永远留在了朝鲜。白发人送黑发人，和毛泽东情同手足的周世钊，心里深深地体会到老同学那种难以言宣的悲凉和伤感，在後来他和毛泽东的一次闲聊中，周向毛表达了这种想法。 对於周世钊的议论，毛泽东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他说：“不能这样说。岸英的牺牲，责任完全在美帝国主义身上。岸英是为保卫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的利益，为保卫我们祖国的安全而出国作战的，他是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为保卫世界和平事业而牺牲的。当时我得到岸英在朝鲜战场上不幸牺牲的消息後，我的内心是很难过的。因为我很喜欢岸英这个孩子。岸英牺牲以後，当时有人提议要把他的尸体运回国来安葬，我没有同意。我说岸英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为保家卫国而死的，就把他安葬在朝鲜的国土上，让他显示中朝人民的友谊，让中朝人民的友谊万古常青。当然，你说如果我不派他到朝鲜战场上，他就不会牺牲，这是可能的，也是不错的。但是，我是党中央的主席，在那种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我是极力主张发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的，後来得到党中央的赞成，作了出兵朝鲜的决定，并很快就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抗美援朝的伟大运动。我作为党的主席，作为一个领导人，自己的儿子不派他去朝鲜，又派谁的儿子去呢？光派别人的儿子去前线打仗，这还算什麽领导人呢？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岸英是个青年人，他从苏联留学回国後，到农村进行过劳动锻炼，但却没有正式上过战场。青年人就是要到艰苦的环境中去锻炼，要在战斗中成长。基於这些原因，我才派他到朝鲜去的。” 对於发生在五十年前的那场战争，毛泽东曾有过许多论述，这里仅是他对自己的亲友的一些零散的议论。时光流逝，毛泽东主席和王季范、周世钊两位老人均已作古。然而，这些片段的，但却弥足珍贵的谈话，对於我们当前正确认识那场遥远的战争，不失为是一份重要的参考资料。 |
| 1........意大利影片《邮差》中的音乐 |
| 作者：杨大林 1945年，智利诗人帕布洛·聂鲁达(Pablo Neruda)当选为参议员。在右派掌权时，作为共产党员的聂鲁达被迫与其他左翼分子一起转入了地下。这位有“受奴役者的诗人”之称的革命家在数年后，曾与年轻的妻子流亡到意大利南部的一个小岛上，直到1 952年当权者撤消了逮捕左翼作家与政界进步人士的命令以后，夫妇两人才回到祖国。1994年获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的《邮差》，讲述的就是在聂鲁达流亡意大利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一个平凡而又感人的故事。 失业的青年马里奥是岛上渔民的儿子。在电影院里他从纪录片上得知，智利大诗人聂鲁达的避难场所就是自己的家乡——位于天涯海角的小岛萨利纳。大家热烈欢迎著名诗人的光临，马里奥还幸运地得到了一份邮差的工作——专门负责给诗人送信。来自世界各地的信件开始雪片一般地飘向原本宁静的海岛，所以马里奥骑着自行车跨越山路，每天都要光顾诗人夫妇居住的小屋。在聂鲁达的启发下，他开始感悟到了诗歌艺术的美。邮差与诗人之间产生了深厚、真挚的友情。多次出现在镜头中的音乐主题，标题为“B icycle(自行车)”。在一个律动均匀、富于动感的节奏上，单簧管和班多钮(Bandoneon)手风琴交替奏出的一曲亲切、质朴的旋律，生动地描绘出骑着自行车在路上奔波的邮差的形象。这一富有乡土气息的曲调作为配乐的主题( Main Theme)，自始至终贯穿在了影片里。班多钮手风琴是一种用发单音的钮键取代了键盘的手风琴，在影片《邮差》里它成了一件富有特色的主奏乐器，以各种形式出现在该片音乐中，如西班牙吉他和班多钮手风琴的二重奏主题，还有钢琴、班多钮手风琴和小提琴的三重奏主题等。 意大利作曲家路易斯·巴卡罗夫(Louis Bacalov)于60年代开始电影音乐创作。在笔者的个人数据库里，除了《邮差》以外，他名下还有一部1983年的法国影片《Entre Nous》(英文是Between Us——“我们之间”，由法国女性导演Diane Kurys执导)。除此以外，我对这位意大利人也知之甚少，他并不在作曲名流之列。但就是他得到了1995年度奥斯卡评委们的青睐，以一部旋律质朴动人、配器淡雅独到、充满乡土气味的“邮差”配乐，战胜当年参加角逐的另外千部“劲敌”——大名鼎鼎的约翰·威廉斯( John Williams)谱写的政治片《尼克松》(Nixon)；如日中天的詹姆斯·霍纳(James Horner)参与的两部好莱坞大制作《阿波罗13》(Apollo 13)和《勇敢的心》(Brave heart)；以及由英国作曲家帕特里克·多伊尔(Patrick Doyle)作曲的古典文学著作改编题材名片《理智与情感》(Sense ＆ Sensibility)等。一部不起眼的意大利影片获得了第68届奥斯卡最佳剧情片配乐奖。我想，打动奥斯卡评委的，也许正是《邮差》配乐里与影片题材、时代和地域相吻合的那种朴素本色。班多钮手风琴作为主奏乐器来使用，除了表现出作曲家音乐设计的独到以外，也表现出他的构思与剧情的息息相关。班多钮手风琴是源自阿根廷的一种民间乐器，首先应该在南美洲留传颇广。那么在多次听到这种无和声乐器所发出的明晰朴素的声音时，我们就会把它和国际共运史上的来自南美的那位集政治家和艺术家于一身，时刻关怀世界劳苦大众，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革命者聂鲁达( 由1975年法国影片《老枪》中的男主人公——复仇者、医生的扮演者Philippe Noiret扮演)的形象联系起来。 影片配乐中的另外一缕“南美因素”，就是阿根廷探戈舞曲“Madreselva”(塞尔瓦母亲)。在马里奥送来的邮件中，诗人的妻子马蒂尔德( Matilde)发现一叠唱片，她选出一张放在了唱机上。顷刻间，屋子里飘荡起著名的阿根廷探戈歌王卡洛斯·加德尔(Carlos Gardel)演唱的一首熟悉亲切的歌——《塞尔瓦母亲》。在这动人歌喉的感召下，诗人和妻子相拥起舞，跳起了探戈。这是影片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一幕。英国导演麦克尔·雷德福( Michael Radford)一向认为“歌曲是文化的一种十分重要的表现方式”，这一点从他的作品《邮差》中就可以感觉到。他用一首探戈歌曲表现了故事情节中蕴涵的忧郁的情思、亲切的温情和天涯沦落人对故土的眷恋。 意大利影片《邮差》远离了典型的好莱坞叙事方式、手段、风格及内容，以一种至纯至真的手法讲述了一个关于善良的普通人和著名诗人之间友情的伟大而又平凡的故事。影片所达到的深挚感人的境界，首先离不开1 953年出生的意大利优秀演员马西莫·特罗伊西(Massimo Troisi)毫不矫揉造作、没有表演痕迹的表演。遗憾的是，这位难得的演员在影片拍摄前已经接受了心脏手术。随着他艺术生涯中所饰演的最后一个角色——邮差马里奥的英年早逝，他本人也在影片完成的同年( 1994年)因心脏病离开了人世，年仅41岁。在片尾字幕中，出现了导演和摄制组全体人员发自肺腑的最简单、真挚的一句话——“To Our Friend Massimo”(本片献给我们的朋友马西莫)。而作曲家巴卡罗夫创作的朴素、风趣、生动的“邮差主题”，也永远和马西莫令人难忘地塑造的一个普通的善良人形象结合在了一起。 |
| 1........连载之三·音乐之魂——维克多 |
| 作者：索飒
六、化为歌声的正义
60年代末、70年代初，围绕阿连德的选举，智利的政治局势进入了白热化阶段。面对人民创造新生活的热情和勇气，维克多开始走进工厂，走向矿山。从火地岛的油田到北方的荒漠矿区，他勇敢地和人民站在一起，成为他们的歌喉。这种歌手生涯使维克多感到：“一个艺术家，如果他是一个真正的创造者，他就是一个和游击队员一样危险的人，因为他的沟通和传播能量是巨大的。”
1969年3月9日，智利内政部长派250名防报警察飞到南部的蒙特港，强行驱赶91户占地盖房的流离失所的农民。警察用机关枪向手无寸铁的农民扫射，7名农民和一名9个月的婴儿死于血泊之中。这一事件在群众中引起了极大的义愤，而对于维克多来说，这些无辜死去的农民、尤其是孩子，就像是他自己的亲人。他即刻创作了《蒙特港之问》，歌中对内政部长直呼其名，严正发问。4 天之后，维克多在首都群众集会上第一次演唱了这首歌：他紧绷着分开的两腿，热血在全身和吉他间流动，聚集着10万人的黑鸦鸦的市中心大道上，继静谧之后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这人生中的庄严时刻永远铭刻在维克多的心中。
几个月之后，一所称作“乔治学院”的贵族学校邀请维克多去演唱。维克多深知迎接他的将是一种敌对情绪，但是维克多一向把生活当作挑战，同时也怀着与青年人达成某种沟通的善良愿望，于是他勇敢地应邀前往。当一些学生不顾维克多的友好姿态发出侮辱性挑衅时，愤怒的维克多干脆唱起了锋芒毕露的《蒙特港之问》，对于歌声的回报是雨点般的石块。在进步师生的掩护下，维克多脱离了险境。后来他才知道，那场骚乱的指挥者就是他在歌中抨击的内政部长的小儿子。这时，维克多已清醒地知道自己走上了一条荆棘丛生的险路，但他没有退缩。在他的心中，那首题为《如果歌手沉默》的歌不仅是歌而且是誓言：“如果歌手沉默，因为生活本身就是一首不朽的歌……歌手你不能沉默，因为寂静使人胆怯，没有勇气驱恶斗邪，歌手从来就不懂得屈服，他绝不会面对罪行沉默无言……”
1969年末，在智利体育场举行了全国第一届智利新歌音乐节，包括维克多在内的12名选手参加了大赛。维克多以一贯的挑战者姿态创作了《向农夫的祈祷词》参赛，这是一首被新闻界称作“爆炸性”的歌曲。维克多在解放神学运动的影响下，意识到了原始基督教中的人道主义精神对于拉丁美洲人民的意义，这首歌便利用了天主教徒熟知的《天主经》的形式，但是把对上帝的祈祷改成了对于农民的祈祷。维克多用深情的曲调、悠缓的节奏庄重地向劳动者发出祈祷：
“站起来吧，望着那山岗， 从那里传来了风、流水和阳光， 你操纵着河流的方向， 你将自由的灵魂播撒向四方。 站起来吧，看着你的双手， 要想壮大就握紧你兄弟的手， 让我们团结起来在血流中向前走。 ……” 音乐节实际上是智利第一次音乐对抗赛，听众中有大量劳动人民，他们拼命给维克多鼓掌，为有机会向自己的歌手表示谢意和支持感到无比兴奋。维克多在这次大赛中与另一位优秀歌手并列第一名。这次音乐节也明确了“智利新歌”的特征：以本国人民喜闻乐见的音乐节奏为主要节奏，以印地安乐器和吉他等民间乐器为主要伴奏乐器。 这几个重大事件使维克多一下成了风口浪尖上的人物。敌对势力把他看成斗牛场上的红披风，他所担任艺术指导的街区文化馆馆长要求他辞职。同时，维克多对于他所担任的智利大学戏剧研究院院务委员会成员和导演职务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他毅然放弃了这两个许多人梦寐以求的职位和他钟爱的戏剧专业，决心全力以赴，发掘用音乐联络人民的最大可能性。 1970年的第二届音乐节之际，智利大选已经临近。智利具有在政治运动中利用艺术形式的传统，这时，人们感到迫切需要为阿连德的“人民团结阵线”创作一首歌曲。一首题为《我们必胜》的“人民团结阵线”之歌在集体构思下诞生了，歌曲参考了维克多的重要意见。1970年10月大选之日，人们听到了这首由80万人齐声发出的正义之歌：“从祖国大熔炉的深处，传出了民众的呼声……我们必胜，我们必胜，一千条锁链将被打断，我们必将战胜苦难。” 1970至1937年“人民团结阵线”执政期间，人民恢复了神圣的地位。当一年一度的雨季来临、洪水泛滥时，圣地亚哥不再像过去是穷人流离失所的城市，大学师生们纷纷走出校门，参加义务救灾，甚至把生病的孩子们接到舞蹈系的贵族式练功房里来照料。维克多夫妇曾在这期间把一个叫卢钦的一岁穷孩子接到家里来养病，后来这孩子被另一名教员正式收养。维克多为此作过一首歌，题目就叫《卢钦》。 维克多对这场创造性的尝试寄予了满腔热情，他曾写道：“我真想变成10个人来做10倍应该做的事情。我们遇到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尝试通过和平道路创立社会主义社会，我们不应该放弃这个机会……全世界都在期待着我们。”维克多和大学师生们以积极、忘我的战斗姿态参加了支持“人民团结”政府的各种工作。人们清楚地记得，他与大学舞蹈班、演员班的学生一起从火车上卸下各种生活必需品，记得他站在高高的面袋堆上，接过年轻人扛来的面袋往上码，并用他惯有的幽默和乐观鼓励大家。维克多还参加过收玉米、下矿井的劳动。 但这是一场悲壮的斗争。人们越来越发现通过民主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艰难。阿连德本人在遭到暗杀威胁时都得不到警方的保护，只得依靠自己的同志作保镖，用自己的手枪保护自己家人的安全。但他在最后一刻都在坚持用民主的方式解决国内危机。维克多也隐约感到了反革命暴力的阴影。早在1967年，维克多就创作了题为《幽灵》的歌曲，以A. E. （Ch） G.的缩写字母秘密题献给埃内斯托·（切）·格瓦拉。歌曲的题目试图告诉人们，革命者将会以出其不意的方式出现在大陆的任何一个角落，旋律在急促的节奏中表现叛逆者和追捕者的角逐： “他在山林中开辟了道路， 他在风行间流下了身影， 苍鹰带着他飞翔， 寂静将他隐蔽。 他是叛逆之子， 穷人纷纷追寻他的足迹， 因为他奉献出生命， 那些人要把他置于死地。 跑吧，快跑吧， 往这边跑，往那边跑， 他们就要杀害你……” 在这首歌曲问世的几个月之后，人们沉痛地得知，“切”死于玻利维亚。 七、把文化归还给人民 维克多一生的道路指向用艺术歌唱那些最底层的无名百姓。当人民成为历史的主人之后，这条道路越走越宽广。他在1971年曾说：“我们应该把自己提高到人民的高度，而不要认为我们正在降低到人民的水平。我们的工作在于把属于人民的——即他们的文化之根——归还给人民。”在阿连德时代，“帕拉兄妹之家”变成了整个居民区的文化之家。歌手们除了坚持演唱之外，还组织本地区的居民学习创作歌曲，制作民间工艺。 维克多在这样的洪流中更是如鱼得水： 1972年底，维克多和另一位艺术家导演了一场大型群众性文艺演出，庆祝智利诗人聂鲁达。聂鲁达是深受智利人民爱戴的诗人，他几乎是第一个公开呼吁人民接受西班牙内战历史教训、警惕军事政变的人。这是一场根据聂鲁达的生平和诗歌编排的特殊演出，参加演出者是群众推举出的代表，他们来自全国各行各业。他们在专业艺术家的带领下，用自己宏壮的嗓音一句句朗诵着聂鲁达的诗句。这样的庆祝在诺贝尔文学的历史上恐怕还是第一次。 有一群忍无可忍的无地农民，在一条深沟里用自己的双手建起了自己的棚屋，历尽艰辛修起了水、电设施，参加者还有一群妓女。后来警察强行驱赶他们，一个女婴死于警察的枪击，农民们从此用女孩的名字给自己的家园命名。他们对维克多说：“维克多，你到处找编歌的事儿，就把我们这里的经过写成歌吧！”维克多带着一把吉他和一个录音机在村子里住了几个星期，听村民们激动地讲述他们为得到一块居住的土地所付出的代价。维克多为这个坚强的贫民村创作了一首题为《村子》的组歌，帕拉的女儿伊萨贝尔也参加了演唱。维克多写进了妓女们的心情和感受；维克多用“人是一个创造者”称赞自学木匠活、电工活的农民，维克多还特意用圣歌的形式为被警察杀害的女孩谱写了一首用她的名字命名的歌。为了加强组歌的戏剧效果，维克多在背景音乐里融进了印地安音乐、妇女的诉说、儿童的朗诵、村子里的鸡鸣和狗吠。 《村子》一发表，智利南部朗基尔地区全国最大的农民联合会派了几个代表来找维克多。他们认定维克多是自己的艺术家，委托他为这个经历了大屠杀后顽强存活下来的农民谱写一部历史。1972年11月，维克多跟随这些农民到了他们的故乡，与他们一起骑马进了深山，在那里受到了贵宾式的热烈欢迎。一位老人向他出示了珍藏的智利第一个农民工会的大事记，这个工会成立于1928年。人们带维克多去看当年的屠杀场，向他讲述了一位宁死不屈的母亲的故事：她不愿抛弃刚出生的婴儿，于是怀抱着婴儿跳进了激流。这是一个充满了印地安神话和传说的山区，维克多试图用当地印地安民歌的节奏谱写一部诗剧，这是维克多许许多多未实现的理想之一。 维克多1973年9月正在写这部作品，他死于当月14日。 维克多从朗基尔回到首都后，亲自向政府反映当地的情况，并出席了颁布没收该地区大地主土地决定的会议。今天，朗基尔的人民仍在深深怀念他们的维克多，怀念这位艺术家和人民的儿子。 作为一个艺术家，维克多所获得的最高奖赏是来自底层普通人民的真实感情。 1971年维克多带着他的吉他到拉美数国巡回演唱，从中美洲的墨西哥到南美的阿根廷，所到之处，受到人民的热烈欢迎。在哥斯达黎加美国联合果品公司的香蕉园里黑人农工拥上台去与他一起歌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大学，学生们面对进驻校园的持枪士兵，全体起立高唱该国国歌，向维克多表示支持和敬意。1973年7 月，应秘鲁国立文化研究所之邀，维克多访问了这个安第斯山区的印地安古国，并登上了山城库斯科之颠的古印加王国城堡遗址马丘皮克丘。同行之友坚持为维克多拍了一张意味深长的照片：维克多穿着印地安人的篷乔，怀抱着吉他，在白云环绕的山峰上迎风伫立，注视前方象征着古代美洲人民智慧和尊严的印加城堡。 这时离他遇难还有两个月。 维克多记下了他在秘鲁许多感人经历中的两段： 一次演唱会结束后，听众中一位秘鲁首都利马郊区的农民像老熟人一样邀请维克多到他家里作客，去认识他的家人，一点也没有因维克多是著名歌手而感到拘束。他们一路走一路聊着农村的日常生活。来到他简陋的家时，那个农民的妻子碰巧正在收听收音机里播放的维克多的歌声。维克多牢记着这段使他感到极其温暖的小事，详细地写在了给妻子的信中。信里还写到了在库斯科的另一段经历： “在一个农民协会，我为一群农民唱了歌。他们中的一些人披着篷乔，戴着护耳帽，脚穿着那种当地人的系带皮凉鞋。他们好像吃惊地望着我，我也吃惊地望着他们。和他们在一起，我觉得世世代代的历史似乎都活了。我不知不觉地唱着，一支歌接一支歌。我对他们谈到了智利，谈到阿劳坎人生活的南方，谈到安赫利塔·乌埃努曼、我们的田野和土地改革。他们中间有几个人羞怯地微笑着。阳光明媚，附近的阿普里马克河发出潺潺的流水声。气氛中有一种节制，就像我们抑制着就要夺眶而出的泪水。当我唱完最后一首歌时，他们中的一个走近我，用克丘亚语对我说了几句话并唱了一段歌： ‘我觉出我们用力地握了一下手。 在激动和忧伤中，在痛苦和喜悦中，我听到了印加人克丘亚语的歌声。那歌声像山峰一样古老，像河流一样动情。 歌像一条绳索，它能联结感情，也能扼杀感情。 没有其他选择。 ’ 那些不厌其烦寻求个人地位的人，那些亵渎淳朴和纯洁的人，他们永远不会理解：歌就像冲刷石子的流水，就像纯净我们身心的清风，就像使我们团结的火焰；歌在我们的心灵深处，使我们一天天变得更美好。比奥莱塔说：‘众人的歌就是我自己的歌’，她的话将像群山和马丘皮克丘的巨石一样永恒。” 维克多曾经很遗憾没有能报答终生为子女操劳、猝死在小吃摊旁的母亲，但是他却用赤子般的深情回报了大写的母亲——人民，直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八、牺牲 智利的政治局势越来越紧迫，历史上少见的政治谋杀也接二连三地出现了，暴力的阴云笼罩全国，针对维克多个人的挑衅和威胁也越来越频繁。他和家人经常接到侮辱性的电话，维克多多次被暴力群伙堵截并奇迹般地幸免于难。他对于死亡的预感是明确的，晚期的许多歌曲都隐约透露出这种预感。在他牺牲前4 个月写给秘鲁诗人阿图罗·科尔库埃拉的一封信的末尾，我们读到了这样一句话：“我们能够活着看到社会主义的实现吗？” 与他朝夕共处的妻子若安对此更有体会，她曾多次发现维克多从噩梦中惊醒。有一次女儿们站在妈妈一边批评爸爸不负责烤面包片，维克多半开玩笑地说：“你们别攻击我了，放心吧，我不会活过40岁。”若安是一个出身贫寒、热爱艺术的英国女性，应聘在智利大学艺术系担任舞蹈老师，她曾教过维克多所在演员班的形体表达课。维克多从第一次看到她跳舞，就悄悄爱上了她。在与维克多的共同生活中，若安从一个富有同情心的自由主义者变成了一个有政治觉悟的、深深热爱智利人民的坚强女性，这一点从她所写的维克多传记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实。维克多很爱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他有几首歌就是献给她们的。出于形势的恶化，英国大使馆出面找过他的英国籍妻子，表示在危急时可以提供保护。维克多听到这个消息后，幽默地第一次称呼妻子“我的英国姑娘”；他知道，也许离别的时间不远了。 1973年 9月11日清晨，首都圣地亚哥貌似宁静其实剑拔弩张。维克多正准备出发去国立理工大学。这一天，按计划阿连德总统将参加在该大学举办的“反法西斯分子内战恐怖主义”展览开幕式，并准备在开幕式上宣布一项勇敢的决定，即举行公民投票、坚决通过民主途径解决国内危机。维克多将在这个群众大会上演唱。临行之前，维克多按照时局紧张化以来的习惯打开了收音机，这时，收音机里传来了阿连德总统向智利人民发出的断断续续的告别演说声： “这肯定是我最后一次向你们讲话的机会。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我只能对劳动者们说：我不辞职。（处在历史的转折时刻，）我将以我的生命来回报人民的忠诚。我要告诉你们，我坚信，我们在智利人民心中播下的种子值得成千上万智利人自豪，它绝不会死灭。（他们现在有力量，他们会压倒我们，但是）罪行和武力都无法阻止社会的进程。历史是我们的，创造历史的是人民……” 阿连德的声音被军歌打断了…… 维克多知道阿连德不可能在理工大学讲演了，但是他对妻子说：“你知道，我无论如何得去。”维克多相信人民的总统阿连德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而作为一个歌手，自己的岗位应该在舞台上，应该在自己的听众之间。他默默地给汽车加上了为紧急时刻备用的最后一罐汽油，镇静地向妻子告了别。这时，一个怀有敌意的上流社会的邻居从隔壁的阳台上向维克多骂了一句讽刺的粗话，维克多只是对他报以宽容的微笑。 维克多迎着四处集结的军队和坦克，艰难地驶向大学。在车场停好车下车时，维克多扔掉了自己的身份证，他很清楚自己作为一位人民“歌星”的处境。（几天后，当维克多的妻子若安在车场上找到这辆孤零零的车时，一位自动看守了它几天的老人把维克多的身份证还给了她，曾有人企图偷这辆车，被暗暗保护它的人揍了一顿、赶跑了，车的周围还有一摊血迹。）大学的电台已被军人占领，维克多和 600名师生被军人和他们的坦克封锁在校园里。他们听见从总统府莫内达宫传来的枪炮声，从学校的高层建筑上看见了莫内达宫上空升起的滚滚浓烟…… 在被围困的第一天里，维克多排了长长的队，给妻子打了两个短暂的电话，在四点半的第二次通话中，维克多没有告诉他校园里的真实情况，只是对她说：“明天一早解除戒严后我就回去，我爱你。”这是维克多给亲人留下的最后一句话。以下的记叙都是若安在维克多遇难之后访问了许多人后重新连接起来的经历： 寒冷的夜间，衣衫单薄的师生们偎依、围坐在校园的各个角落里，为祖国、人民、亲人的命运忧心忡忡。为了鼓舞大家的士气，维克多唱起了在斗争的日日夜夜里陪伴了人们的歌曲。没有心爱的吉他，年轻人击掌相伴，激动人心的歌声帮助人们抵御着寒冷和恐怖。第二天清晨，坦克开始进攻校园，密集的枪弹毁坏了教学楼，打碎了图书馆、实验室的玻璃，但是没有还击声，军人们面对的是赤手空拳的年轻人，两鬓白发的教授。 在军人的押解下，600 多名师生被迫用双手抱住后脑勺、跑步转移到智利体育场集结。在体育场的入口处，队列中的维克多被一个下级军官认了出来：“你不就是那个唱歌的混蛋吗？”虽然扔掉了身份证，歌手还是被敌人从人群中隔离出来，他被带走了，留给人们一个背影和一个熟悉的、明朗的微笑。 夜幕又降临了，也许是因为不愿意增加夜间看守，士兵们把维克多送还到人群中。维克多脸上和头上都是血，肋骨可能断了一根，他捂着被踢伤的肚子，勉强走到同伴们中间。他没有说一句自己受的折磨，只是向同伴要了纸和笔，写下了短短的35岁生涯里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是五千个人》，向世界揭露法西斯的恐怖行为，向有良知的人们呼吁正义。维克多写一句，围坐在他身旁的同伴们背一句，每个人都想把这首在死亡的威胁下用鲜血和生命写成的歌带回到生命中去。随着每一句歌词在笔下的出现，维克多的脑海里已经出现了歌的旋律。但是，他没有来得及给人们留下这音乐，甚至也没有来得及把诗句写完，歌中唱道： “我们是五千个人， 在这座城市的这一小块地方。 在整个国家每一个大大小小的城市里， 仅仅在这里 就有一万只手， 它们曾播下种子， 它们曾让工厂运行。 当我不得不诉说恐怖时， 歌啊，你让我唱得多么艰难！” 军人又来了，维克多把没有写完的歌塞给坐在旁边的一个年轻人，年轻人立即把纸塞进自己的袜子里。这批同伴又被转移到国家体育场，他们再也没有看见维克多，但是带出了歌手未竟的生命之作以及给妻子和女儿留下的热爱她们的口信。 军官又开始折磨这位让敌人发怒的穷人的歌手。他一边命令士兵用枪托狠命地砸维克多平日握吉他的双手，一边歇斯底里地叫喊：“看你现在还能唱吗，婊子养的！”经过 4天非人折磨的人居然用嘶哑的嗓子唱起了“人民团结”的战歌《我们必胜》：“……一千条锁链将被打断，我们必将战胜苦难……”智利体育场内又响起了这成千上万智利劳动者所熟悉的歌声。正是在这座体育场附近的贫民区里，维克多度过了艰难的少年时代，也正是在这同一座体育场里，成千上万的劳动者曾用暴风雨般的掌声为维克多的《向农夫的祈祷词》赢来了第一届智利新歌全国大赛一等奖的荣誉。 体育场内被监禁的劳动者、大学师生热泪盈眶地注视着这位人民歌手的最后时刻，军人的拳打脚踢、枪托、皮带雨点般地向维克多扑来，奄奄一息的歌手又被拖进临时刑讯室去忍受生命最后阶段的煎熬…… 政变第6 天的清晨，在智利体育场附近工人区的土围墙边，居民们发现了6 具遍体鳞伤、满身枪眼的尸体。“这是维克多·哈拉！”一位妇女痛心地惊叫起来，当年维克多应邀在这个小居民区唱歌时，曾在她家吃过一碗豆饭。正当居民们商量办法时，一辆小货车开来，跳下几个便衣打扮的歹徒，把6 具尸体扔上了货车。歹徒们把尸体拉到市立停尸房，在那里集中的所谓无名死者将被迅速埋葬在公共墓穴里，永远消失。 停尸房大楼每层地面上，走廊里，甚至办公室里都堆满了尸体，有年轻人，也有老人，有的赤身露体，有的仍被反绑着双手。美国《欣慰周刊》的记者曾在报道中描述说，大部分死者满手硬茧，像是青年工人。在这成百具尸体中，一位停尸房的工人居然认出了维克多。另一个叫埃克多的19岁的青年，停尸房职员，共青团员，冒着生命危险，在许多朋友的帮助下，在居民簿上查到了维克多家的住址，穿过白色恐怖的城市，通知了维克多的妻子：“请你相信我，我是朋友，很遗憾，我得告诉你，维克多已经遇难，他的尸体已经在停尸房放了48小时，他是穿着一条深蓝色的裤衩吗？” 就这样，9 月18日的清晨，若安在停尸房顶层的尸体中间找到了即将被扔进无名者墓穴的维克多·哈拉： “尽管头上有伤，脸上血迹斑斑，但维克多睁着双眼，似乎勇敢地凝视着前方。他的衣服被撕成了碎片，长裤落在脚踝上，套头衫被捋到腋窝下，蓝色的内裤好像被小刀或刺刀划成了条条破布，挂在腰下……胸部全是枪眼，腹部有一道划开的伤口……双手扭曲地挂在胳膊上，手腕似乎已经折断……但那是维克多，我的丈夫，我的爱人。” 一辆载着维克多尸体的木轮小车，沿着崎岖不平的石子路，向墓地缓缓行进。在公墓的大门口，一辆满载无名尸体的军车挤着要先进去，军车司机气势汹汹地按着喇叭，送葬者冷眼看着军人，一步未挪；在这正义目光的威逼下，军车向后倒了几步，维克多在亲人和友人的簇拥中走向墓地深处。 第二天，一份报纸登了一则关于维克多·哈拉的死讯，似乎他平静地死于家中。但是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在电视里播放的美国电影嘈杂的背景音乐中，有人冒着生命危险插入了几段《向农夫的祈祷词》的旋律。 军人独裁政权把与人民血肉相连的“智利新歌”视为危险的颠覆性音乐，他们不仅严禁播放维克多与其他人民歌手的音乐，查封了出售这些唱片的进步唱片社，烧毁了能找到的一切音乐资料，还野蛮地宣布一切印地安乐器为颠覆性乐器。许多进步歌手，包括比奥莱塔的儿女，遭到拘捕、拷打、流放、杀戮。但是，就像五千年前的印地安音乐之魂不死一样，60年代这一支从母亲大地深处诞生的音乐也永远不会死亡。 1973年9 月23日，智利人民爱戴的诗人聂鲁达病死在圣地亚哥的医院里。人们都相信，他的死是巨大的悲愤所致。25日，几百名圣地亚哥人冒着被追捕的危险，在机关枪的瞄准下，在秘密警察鹰犬般目光的注视下，为聂鲁达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行进中的人们背诵着聂鲁达的诗句：“兄弟，跟我一起诞生吧……请来看这遍地流淌的鲜血”；沿途高楼上的建筑工人摘下头上的安全帽，立正向送葬的队伍致敬。在墓地的大门前，一列装甲军车威胁着向送葬的队伍开来，从队伍里响起一阵阵由远及近的声浪： “巴勃罗·聂鲁达，现在、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萨尔瓦多·阿连德，现在、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维克多·哈拉，现在、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九、谁说一切都已了结 15年后，我的朋友在西柏林一场热烈的拉丁美洲音乐会上听说了维克多·哈拉的名字；20年后，我在墨西哥城的书市上买到了一盘维克多·哈拉的音乐磁带，封套上仍是那副人们永远铭记在心的真诚、明朗的微笑。但在读完了他的妻子写的这本传记之后，我很难再平静地去听那盘磁带，我希望这样善良的歌手不要死，尤其是不要死得这样年轻。 1992年我在墨西哥城听了一场梅塞德斯·索萨和古巴歌手巴勃罗·米朗内斯的联合演唱会，他们俩都是脱颖于60年代的民间歌手。唱到副歌时，歌手举臂一挥，台下的听众齐声附和，歌手则半闭着眼睛听，似沉思，似回味。从60年代到90年代，已经过去了30年，世界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也许现在我们只能看到灰烬里的火种，然而这微弱的火苗足以使我们想象那场燎原大火的强劲生命力。演唱会上有这样一首歌，它的第一句台词就揪住了人们的心： “谁说一切都已了结？ 我来献上我的一颗心。 多少鲜血随波流去， 我来献上我的一颗心。 用心来交谈并不轻松，我知道它的含义， 它不会像我想象的那么简单， 那是用爱的尖刀打开胸膛， 剜出深藏的灵魂。 穷人的月亮永远睁着眼睛， 我来献上我的一颗心， 月亮她像一个万古不变的证明， 我来献上我的一颗心。 我将把同一个网结的线头连接在一起， 我将平静地离去，我将缓缓地离去， 我将给予你一切，你也会给我一些， 你的那份将使我再得到一点安宁。 当远近再没有旁人， 我来献上我的一颗心， 当卫星失去效应， 我来献上我的一颗心。 我要讲述各个国度和各种希望， 我要为生命讲述一切，也许我讲述的一切并没有目的， 我要讲改变我们的家园， 我要讲改变她就是为了改变她再没有别的目的。 谁说一切都已了结？ 我来献上我的一颗心。” （全文完） |
| 1........江南童谣六则 |
| 一、黄栀花 黄栀花，淡盘心， 外婆留我吃点心， 舅舅欧［注1］我堂前坐， 妗母［注2］欧我灶下蹬［注3］； 一双筷，水淋淋。 一碗饭，冷冰冰。 一碗菜，纯是老菜根。 一碗肉，血淋淋。 注1：欧——“喊”，浙江方言。 注2：妗母——舅母。 注3：蹬——“蹲”的意思。 二、阿贵阿贵 阿贵阿贵， 淘米戽［注1］菜， 老虎来背， 背到云贵， 爷娘赶到， 剩得只大腿。 注1：戽——作“洗”字解。 三、小妹妹 小妹妹， 打棉线， 藤棚椅子坐半边， 紫铜火熜［注1］搁脚边， 一打打到夕阳天， 亲人哥哥还勿来， 冷坏鸡子糊坏面。 注：火熜——即“火炉”。 四、廿岁想游荡 廿岁想游荡， 三十想掘藏， 四十想开当［注1］， 一共开得两爿当； 一爿精当， 一爿光当， 凑带弄来精光当。 注1：当——店铺。 五、油菜开花黄如金 油菜开花黄如金， 萝卜开花白如银， 草子开花满天星， 荠菜开花碎粉粉， 蚕豆开花黑良心。 六、前庄白洋［注1］大地方 前庄白洋大地方， 有庙有祠堂， 走进屋里象霸王， 走出外面象虫郎［注2］。 注1：前庄、白洋——地名。 注2：虫郎——即“瘟孙”，没人理睬的小爬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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