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电子杂志--黑板报文艺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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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11.03 星期五总第4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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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更需要的是现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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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一周新闻视点警惕部分基层政权黑社会化（韩德强） m每周评论以孩子的名义——读《审视中学语文教育》（沙蕙） m文化广场连载之一·由“新左派”与革命谈我的文艺观（张广天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讲座记录，整理者：小雨） m参考资料中国的“新左派”是“自由左派”吗？（任赜） m读者来稿革命万岁——来自日本的新生代摇滚乐（左日科维奇） m每周诗歌选民谣·与自由人士对话（精忠报国）黑板报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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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新闻视点

1........警惕部分基层政权黑社会化

　　　　（本文为作者应《改革月报》之邀而写）

　　　　　　　　　　　　　　　　　　　　　　　作者：韩德强

　　读书人爱自夸：“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自从有了互联网，这似乎就不再是自夸。但最近到外地讲学，我突然感到，现实是如此丰富、深奥与严峻，远远不是普通媒体或互联网所能把握的。欲知天下事，还须万里行。
　　大概因为我关心弱势群体吧，一纸诉状展转到我手中，希望我能带回北京递交有关部门。据说，当地有规定，凡寄往中纪委等部门的信件一律扣压。其实，“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我区区一介书生能做什么？
　　但我还是认认真真地看了这份诉状，算是明白了什么叫“巧立名目，横征暴敛”。这是在中原大地Q县X镇D村发生的故事，几乎每一件似乎有益公利的事都成了谋私利的通道。例如照顾“五保户”，每人每年就加收3 4斤粮，而84年承包亩均定额仅为37斤；修硬化渠，37万元工程款仅修了800米渠，而沙石、土方还是由村民自备；领结婚证，按国家规定只能收取工本费9 元（精装）或2元（简装），但D村开“结婚证明信”就收取20—30元，X镇则收取《结婚证》费用225元，用车费100元（不管是否用车）。生育，按省政府规定，第一胎、第二胎《准生证》不收费，而X 镇却收取第一胎证700—1300元不等，第二胎收取2500—4000元不等。盖房，要收取《准建证》费100多元；上路，农民拿钱修的路，自己的农用车上路却要收费，少则几十，多则上百。此外如建校集资，人工降雨，道路集资等，不断有新的收费名目出台。
　　这还是有名目的，没有名目的也照收不误。例如1994年秋在完成国家定购任务后，该县又每人加收花生44斤。同年水费从国家规定的4 .5元/亩狂涨到50元/亩，次年更涨至100元/亩。1995年X镇要购买小汽车，全镇农民无偿上缴油菜籽每人24斤，棉花款每人100元。
　　更有甚者，D村村委将国家下拨的救灾物资折款入账，如三部喷灌机入购买账4000多元，救灾柴油高价卖掉。并将村里的公共财产如7 5匹链轨车、40车、50车、六盘耙、播种机、弹花机、压花机、打米机、磨面机等全部卖掉，供其吃喝挥霍。村干部甚至用公款买衣服，用公款缴党费。
　　显然，农民们难以承受如此沉重的负担。D村群众选出6位代表到地委上访，回来后便被村委每人罚款50元。他们再次选出20位代表上访，一个多月后，不但问题没有解决，反而来了1 00多名干警，带着手枪和警棍来抓上访代表。D村再次派700多名村民上访，其中20名代表到省委上访。这次上访产生了一些结果，县委同意D 村进行民主选举。上访骨干L1、L2因为人诚实、正直、敢于主持正义而被选为村委主任，副主任。L1上任后，以中央文件为依据，坚决抵制三乱。镇委书记如此相劝：“你们听我的话把《延包书》的2 1元/户钱收上来，你们提3元/户；把修乌石嘴大坝（该坝与D村无关）的6元/人钱收上来，你们提2元/人。我保证给你们每人补助5000元，每人给你们配一辆摩托车，你们下饭店还可以报1 0个盘、8个盘喝酒。你们要是不听我的，早晚把你们抓起来，打你个皮开肉绽，再判你三年。”但新村委抵制诱惑，不为所动。软的不成来硬的，先是纵容D 村原村委主任殴打L1，继之则由县委统一部署，调集了500多名干警，97辆车，于凌晨5时包围了D村，将新村委委员逐一从被窝里抓走，并逐户抄家，抢走并砸毁财物无数。被抓者则在公安局受到严刑拷打，并不准接受记者采访，不准律师取证。
　　D村村民再次组织起来上访，省政法委书记下令放人。但是检查院在以“取保候审”方式释放L1时，警告说：“回家不要再上访，再上访还抓你！天塌砸大家，会光砸着你L 1、L2吗？”次年1月，Q县人民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判L1有期徒刑6个月20天。D村原村委官复原职，各项收费照旧。
　　在弱者的血泪申诉中，我感到不寒而栗。我相信这些材料的真实性。因为弱者在与强者抗争的过程中，唯一的力量就在于讲理。行政权的正当性来自于法律，而黑社会则奉行赤裸裸的强权法则和利益法则，它收取所谓保护费靠的是武力威胁，内部分赃凭的是好勇斗狠的程度。如果某基层政权完全无视法律和法规，按权力大小谋取私利，那么该基层政权就在实质上蜕变为黑社会组织，而其危害则比普通黑社会更大。普通黑社会受到合法政权的打击和制衡，最多只能与合法政权共享对公众的控制权，不能一手遮天。而合法政权运作原则一旦黑社会化，就象那位镇委书记所表白的那样，民众就无可逃遁，只能听凭宰割。现在的危险恐怕也就在这里。由于全社会认同“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逻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着权力吃权力，致使一部分政府官员丧失了起码的道德和法律意识，其语言和心态与黑社会老大十分接近，从而使部分基层政权出现黑社会化趋势。我想，这正是农民负担在一片减负声中加重的根本原因吧。
　　D村村民是懂法、守法的好公民，他们在面临县、乡、村三级政权黑社会化的情况时，既没有对村长、镇委书记或县长实施暴力攻击，更没有将冤屈转嫁到社会，搞自杀性爆炸或其他反社会行动。他们仍然寄希望于法律，仍然相信党和政府。如果法律不能给守法者以尊重，不能给违法者以打击，那么这些守法的善良公民们将被迫铤而走险，以暴易暴。如果中央政权无法遏制基层政权的黑社会化，那么改革与发展就将失去稳定的前提，而中国的民主与法制进程就可能中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可能中断。

　　　　　　　　　　　　　　　　　　　　　　2000年10月29日

每周评论

1........以孩子的名义——读《审视中学语文教育》

　　　　　　　　　　　　　　　　　　　　　　　　作者：沙蕙

　　近来读了一本奇怪的书，是由孔庆东、摩罗、余杰主编的《审视中学语文教育——世纪末的尴尬》。审视——一种自上而下的心理关照，带着主观的精神优势，以知识精英的姿态自居，于是感到尴尬——不忍目睹的怪现状，令人难堪和忧虑的语文教育前景。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作为一名从事语文教育工作五年时间的青年教师，我有义务向广大的读者，包括我的学生和他们的家长作出必要的解释和澄清。

一、“这是一本批判的书”?

　　编者对于“一本批判的书”是这样解释的：“批判的对象不是老师，批判的方式不是谩骂。”这几位谦谦君子在接下来的时间又会对老师们说些什么呢? “可怜的中学语文老师，你们也明知这样的教材不对，这样的教法不好，为了应付上面的‘检查指导’——你们只好牙掉了咽下肚,硬把老鼠讲成猫。你们失去了‘人民教师’应有的气度和耐心，你们表现得比山大王还蛮横，比希特勒还粗暴。”“给人一种印象就是语文教学界的人都是些迂腐的老朽，他们比社会文化的发展滞后几十年，这无论怎么说都是一件荒唐的事。”我想，旁观者很容易看清楚这非但已经超出了谩骂的范畴，简直可以认为是诽谤或者人身攻击了。这也从一个方面暴露出编者对于语文教育界现状乃至语文教育工作者现状的无知。
　　尽管“可怜”的我们，在近年来对语文教育口诛笔伐的浪潮中真的会有不知所措的茫然、无奈甚至麻木，但更多的时候我们相互鼓励着，坚持在原本即已步履维艰的教育改革道路上顽强地跋涉。我们需要的是具体和明确的指导、善意的探讨、积极和有效的建议。在才子们的书中除了已经司空见惯的攻击和指责，几乎一无所获。至于说到“语文教学界都是些迂腐的老朽”，实在又犯了常识性的错误。仅以我所在的这所市重点中学来说，每年要进十几名应届本科毕业生以填补退休和离职人员的空缺，年轻教师的比例已经达到8 0％左右。我们这些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成长的脚步刚好赶得及改革开放的步伐。我们喜欢听MARYIA CARRY、BON JOVY、JOHN LENNON，听反町隆史、小室哲哉、华原朋美，静下来的时候我们也欣赏《高山流水》、《汉宫秋月》、《十面埋伏》。我们喜欢看《二十二条军规》、《麦田里的守望者》、《第二性》，我们也喜欢舒婷和海子。我们熟悉金圣叹、孔尚任和脂砚斋，我们也了解施莱格尔、克尔凯郭尔、瓦雷里和马尔库塞。在文化多样的时代，我们尽情地享受丰富的精神和物质财富，我们懂得去粗取精的原则，简言之，即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我们生活在时尚和潮流之中，周末我们会去C OFFEESHOP品尝星巴克，到“天上人间”或者“巴那那”蹦迪。在网上我们是一只可爱的“菜青虫”，会在约定的时间探访学生的网址，交流探讨各种彼此感兴趣的话题。教育者始终要服务于教育对象的，教师所做的一切最终都是为了学。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获得学生的信任，才能有效地进行教育实践、达到预期的教育目的。这不仅仅依赖于教育手段，更重要的是，心中有爱，对于学生的爱，对于教育事业的爱。因为心中有爱，我们常常会督促自己更加努力地学习，响应“终身教育”的号召，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以适应时代发展。因为心中有爱，我们会平等地与学生相处，用心地倾听来自他们心灵深处的声音，与他们共同面对成长过程中各种各样的挑战。我们一心想的是如何对孩子的未来负责，我们怎么会仅仅“为了应付上面的‘检查指导’”“就把老鼠讲成猫”? 面对天真无邪的孩子，我们又怎么舍得“比山大王还蛮横，比希特勒还粗暴?!”我们可以容忍类似“迂腐”和“老朽”之类的曲解，我们也不屑于理睬对于教师形象的恶意丑化，但我们决不能允许对于这人世间最美好、最纯真的师生感情的肆意践踏。

二、“这是一本控诉的书”?

(一)

　　我们暂且不去讨论控诉的被告究竟是谁，控诉的结果究竟如何，我们先来看看控诉的过程：“语文课入选内容的标准是什么?”(请注意这段“义正辞严”的自问自答。) “入选标准交代得再清楚不过：它要能够使学生‘激发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培养社会主义的道德品质和健康高尚的审美情趣。’所以入选现代文限定如下一些内容：一类是宣传党的优良传统；一类是帮中国共产党讲‘敌人’的坏话，而她的‘敌人’是1 949年以前的国民党，因此得骂臭。如此强烈的火药味，距离当代的‘和平环境’有多遥远!学生能从中获得什么样‘健康高尚’的审美情趣呢? 难怪许多学生读着它要头脑昏昏!”“世界如此广阔，人的心灵如此丰富，学生的好奇心如此强烈，但是我们提供出来的东西却如此狭隘、陈旧、片面、僵化，它窒息的不仅是学生的想象力、思想，而且是活鲜鲜的灵魂、灵气! 靠这些东西岂能不贫血?”
　　我每次读到这一段文字时总有一种啼笑皆非的感受，如果是以曾经的中学教师自居的话，那么这番貌似公允的批评之中漏洞百出的外行话实在要贻笑大方了，也就难怪不少中学教师对此书采取一笑置之的态度，大抵认为孩子一样的言行是可原谅的。而如果是以北大中文系的博士自居，那么不仅有辱同门师兄弟的荣耀( 编者们常以同为王瑶先生的徒子徒孙骄傲)，简直可以认为是砸了自家的牌匾。对于从诸如“讲坏话”和“骂臭”这样的文字中所表现出来的语言的匮乏和审美情趣的低俗，我们暂表同情，但作为中文系的博士对于本校所编纂的最基础的文学史教材居然一无所知我们实在无法理解。为此我在这里特意引用著名诗人、学者、北大知名教授林庚先生所撰写的《中国文学简史》的有关内容( 该书作为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国学研究丛刊之一，由北大出版社出版)与博士们商榷。林庚先生在这部文学史的《导言》中明确指出：“优秀作品，历来就因其不是虚伪的、屈从的；而是真实的、解放的，从而形成一个宝贵的精神力量。如果说其中含着痛苦的伤痕，那也是勇敢的、骄傲的伤痕。我们骄傲于这些作品，热爱这些作品，正如同我们对于祖国的骄傲与热爱一样。”“在长期封建制度下，广大人民正是这样满怀着信心，为自己的愿望与理想而斗争着，因此所创造的文化永远不该是阴暗的、低沉的、无望的呻吟；相反的，乃是鲜明的、开朗的、富于生命的高歌；这永远是光辉的、健康的、为世世代代所骄傲的文化。”
　　这几段文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什么是优秀的文学作品，不论是古代还是现当代，正是有着深厚的真挚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的作品才是最有生命力的，他们也因此具有强大的感召力。那种在血与火的历炼中诞生的文字才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它带给人们的感受是历久弥新的。正因为如此，语文教材的编选者把“激发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定为入选课本的标准并将其放在重要位置，才真正体现出学习语文课的目的和意义。我们的孩子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创立了新中国，一个崭新的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国家，一个能够为他们提供舒适的安逸的学习和生活环境的国家。他们在骄傲之余，也热切希望了解共和国缔造的艰辛历程。
　　当他们学习了《谁是最可爱的人》、《梅岭三章》、《七根火柴》、《周总理，你在哪里》、《记一辆纺车》、《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等文章之后，他们的自豪和钦佩之情溢于言表。这些文章的作者和编者们把最“痛苦的”然而也是最“勇敢”、最“骄傲”的“伤痕”揭开给孩子们看，不是为了展示斗争的残酷和社会的黑暗，而是让他们铭记一段不该忘记的历史，让他们真切地感受革命者将一切奉献给祖国和人民的解放事业的豪情壮志。“断头今日意如何? 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召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读着这样在战争的洗礼中冒着枪林弹雨写成的令人荡气回肠的壮丽诗篇，你会感到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的精神品质。在作品中，他们与我们亲切地对话，你同时也会感受到一个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灵魂，甚至伸手就可以触摸得到。他们虽然“距离当代的‘和平环境’”的确已经遥远，但他们的身影、他们的精神一刻不曾离开过，他们始终关注着祖国和人民的前途命运。“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孩子们读到这样的文字，不仅心灵上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也同时得到了健康高尚的审美享受。正如林庚先生指出的：“历史是过去的事迹，却意味着未来的明天。”
　　在这里我很想与读者分享我工作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件发人深思的事情。那是我工作第二年的六月，受领导的指派，带领学校的优秀学生到天安门参加北京市组织的为人民英雄纪念碑站少年先锋岗的活动。孩子们被编成几队，轮流在纪念碑的基座上站岗。当时的天气相当炎热，每一岗一站就是半小时，我很为这些平日里养尊处优的孩子们担心。但是他们的表现出人意料地精神抖擞。趁他们换岗的时候，我问他们，你们是怎样坚持下来的?他们的回答几乎是一致的：“我们看着在广场上穿流不息的人群，还有那些背着摄像机的外国游客，开始很紧张，我们甚至想到，万一他们要采访我们怎么办呢? 于是我们就在心里背起刚学过的课文：‘三年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背过之后，心里感到相当自豪，并不感觉时间很长。”这样的回答令我十分意外，但同时它也让我感受到作为一名语文教师的荣耀，我们通过作品教给孩子的不仅是文学知识，更重要的是思想品质和审美体验。
　　对照《审视》一书中“《人民英雄纪念碑》：压在心上的坟”的说法，实在让人感到匪夷所思。在纯真善良的孩子们看来，纪念碑是树立在他们心中的不朽丰碑。那么何以在《审视》一书的作者们看来竟如此阴暗和狭隘。其实仔细读下去答案就会找到。“以《人民英雄纪念碑》为象征的中学语文教材所建构的话语体系成了压在我心中的一座坟垒，这辈子再也搬不掉。”读者可不要被这故作玄妙的评述乱了方寸，其实说这话的人根本对这篇课文久已忘却了，甚至在写作此文之前也没有来得及把这篇文章从头至尾耐心地读一遍。题目首先就搞错了，周定舫写于1 958年刊发于《人民日报》上的文章题为《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瞻仰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其实，这篇文章和华罗庚的《统筹方法》、叶永烈的《太空医生》以及《食物从何处来》等一起被安排在初中语文第三册说明文单元里，可见，教材的编者是希望学生通过学习此文熟悉说明文的有关常识。在这一单元的单元提示中说得十分明确：“学习本单元，要在前一单元的基础上侧重研究说明事物或事物的顺序和方法，同时进一步体会说明文语言准确、简明的特点。”而具体到本篇文章，提示里则强调：“本文通过作者观察位置的移动，从不同角度按空间方位的变换和时间的推移来说明事物。仔细体会，作者为什么选择这样的说明顺序。”客观地说，这原本就是一篇相当标准的说明文，尤其是介绍纪念碑浮雕的部分，更是将时间顺序与空间顺序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有利于学生全面深入地理解说明文。这样一篇说明文，又如何建构了某种特殊的“话语体系”而成为“坟垒”的，除非他不喜欢说明文，否则就只能归于一种政治偏见，但无论如何，也不能因此剥夺孩子们学习一种重要文体的权利呀? !
　　其实除了《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之外，还有相当一批名家经典之作遭到了《审视》一书作者的恶毒攻击，《一件珍贵的衬衫》、《记一辆纺车》、《白杨礼赞》、《谁是最可爱的人》等等均榜上有名。凡是宣扬爱国主义思想、赞颂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都视为陈旧过时的、片面僵化的；宣传党的优良传统的，更被莫名其妙地指责为窒息学生的想象力和灵魂。该书作者称：“最可怕的是，我刚才说的这两类构成中学语文教材主体的文章，都是围绕政治在说话，它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语言表达的极端化，要么是好，要么坏；要么是革命，要么是反革命。而维系这种极端化的语文的两极就是这种话语体系所要弘扬的‘斗争精神’。”作为一名了解语文教材同时更加了解学生心理特点的中学语文教师，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我认为“最可怕的”问题不在构成教材的文章以及组织教材的编者，而在于《审视》一书的作者们的用心。他们居然不允许我们通过语文教育培养学生具有爱国和革命的精神品质，甚至不许他们具备作为人起码所应具备的明辨是非、分清真伪的能力，这根本不是对学生、对社会、对我们祖国未来采取的一个认真负责的态度，却偏偏要打着一切为了孩子的口号。
　　为了让这些自命不凡的“学者们”对于语文教材有个清醒的认识，我在这里仅以《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和《谁是最可爱的人》两篇课文为例，摘引几则我们学校初中学生在日记和作文中所谈的真实想法。对《人民》一篇，孩子们这样说：
　　“本文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碑文，它具有启发性和鼓动性，让我读完之后，有一种情不自禁的急于报效祖国的冲动。”(张小雪)
　　“让我自问，别人为我付出了那么多换来今天，而今天的我们又为别人付出了什么?让我理解什么是英雄，谁才能称为英雄!”(李文华)
　　“再看纪念碑时，总让我产生强烈的爱国激情，历史是我们成长道路上的一部分，我要知道它、了解它、记住它，并且从中明白些道理。”( 黄婉琼)
　　“纪念碑是中国几千年来的英雄们为了民族解放事业和国家统一而付出一切的精神象征，它屹立于天安门广场，每次一看到它，就会有一种神圣的感觉，想到国家还没有完全统一，就会激励自己奋发。”( 陈思)
　　“我学过课文之后觉得纪念碑是民族的骄傲，是一种无声胜有声的纪念。”(刘晓)
　　“这篇课文本身其实更像一篇‘迷你’的历史故事，使我们中国人更了解中国，也可以让外国人认识我们的奋斗精神。或者也可以当导游词来读，可以打印出来作为解说词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面，可以让游客们都来看。”( 陈倩)
　　对于《谁是》一文，孩子们这样说：
　　“只有最真诚最热情地帮助别人的人才是最可爱的人。”(刘凯)
　　“让我感到心中有一种正气，我从小在军营长大，身边就是军人，只是他们平日里不畏惧严寒酷暑坚持早晨出操一点就让我很佩服，从本文可以联想到战场上他们的英勇。”( 王岱)
　　“让我们了解了子弟兵的生活。以前我只认为一个伟大的人就是像雷锋、董存瑞这样的英雄人物，而这篇文章让我感受到一颗颗火热的爱国心。虽然他们没有留下姓名，他们的事迹也并不是家喻户晓。但他们为了自己的一个信仰一个愿望就能奉献出生命，是歌里面唱的真心英雄。”( 梁云)
　　“在人潮汹涌的都市里我们或许看不到他们的身影，但在与敌人斗争时，在抗洪抢险时，我们都会发现一片绿色在闪动，那是我思想上的指示灯。”( 张京徽)
　　“有关松骨峰战斗的那个事例给我印象最为深刻，我们志愿军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场面让我联想到中日甲午海战中致远舰撞沉吉野时的那一个最为辉煌和悲壮的瞬间。松骨峰战斗与威海卫战斗相似，都令人热血沸腾。”( 于晨)
　　“处在和平年代的我们真正地体会到那个时代的感情。那种的的确确发自内心深处的真挚情感的文字很能激发起我心底某种待要燃烧的热情。”( 孟雪)
　　当我们的孩子们用他们最为质朴的语言表达出他们最真实的感动，我不知道《审视》一书的写作者们将如何自圆其说。既然一切是为了孩子，那么倾听孩子的声音当然是至关重要的了。
　　当我就教材的改革征求他们意见时，一个孩子这样写道：
　　“《谁是最可爱的人》和《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两篇都好，如果不让学了，我们就会忘记历史，如果忘记了历史，那我们将来也不会做得更好，教材再删也不应该删这两篇。”( 张蓓蓓)
　　看起来尊重孩子不仅意味着给他们平等发言的机会和权利，更重要的是可以让我们这些常常喜欢自以为是的成年人静下来思考和学习，我们不仅能够了解孩子们所真正需要和喜欢的东西，我们甚至可以从他们的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尽管他们没有能力构建所谓的话语体系，但他们用独特的少年的语言告诉我们，只有真的、善的、美的作品才是最能够培养他们创造力想象力的作品，才是最能够引起他们的共鸣、激发他们的美好情感、鼓舞他们健康成长的作品。所以，在审视之前应当倾听!
　　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即使我们可以勉强原谅审视者们对于像茅盾、魏巍这些现代作家的不满是出于一种文学上的偏见，对于教材的不理解是由于对教育的无知和对孩子采取的不负责任的态度，我们却无论如何不可以接受对于像毛泽东这样的伟人的优秀作品的随意歪曲和批判。在《审视》一书的序言，题为《语文教育的弊端及其背后的教育理念》一文中，钱理群先生这样说：“几十年以来我们实际上已经取消哲学课了。长期以来我们竟然没有哲学课，从小学到大学，一直用‘马列’这么一个具体的学派代替哲学。实际上马列也给我们阉割成了纯粹的意识形态话语，而不是什么哲学。”“毛泽东要把学生的思想纳入他所需要的所谓‘息封灭资’的洗脑中去。这实际上是一种更为可怕的心理专政。”“毛泽东要完全把人变成精神的人，出发点本来就不合理，后来当然要导致荒唐结论和结果——他提出要为共产主义这样一个全人类的‘共同理想’贡献一切。表面上看这是很美好很纯洁的词汇，但再往下推，为了某个崇高的‘共同理想’就可以要求别人牺牲生命，甚至可以强迫你牺牲生命，也就可以杀人，可以做一切他认为对实现‘共同理想’有利的事情，很美好纯洁的东西由此就转化成了很可怕的东西。”
　　如果说那几位审视者们由于年龄和经验的问题写起东西来喜欢哗众取宠的话，那么作为他们的老师，钱先生虽然口若悬河，但似乎多少有点故弄玄虚、耸人听闻。究竟为什么要学习毛泽东的作品呢? 我们先来看看国际友人对于这位伟人的评价。
　　1974年至1981年间担任法国总统的吉斯坦尔·德斯坦1993年在上海参加第11届国际行动理事会期间曾经说过：“法国的知识分子阶层是很受尊敬的。毛泽东在他们当中的威望很高，一方面由于毛泽东的文学作品，他的文章写得很美，诗歌在法国很有名；另一方面由于他本人伟大的决策力。”“现代社会变化很快，很多国家元首都被人民忘记了，只有少数人仍被人所知。例如法国的戴高乐将军，法国人知道他、敬仰他。……法国人认为他体现了一种哲学思想，并且努力地把它付之于行动。这正是我们对于政治的认识。我们在1789年进行的大革命，正是为了一种哲学思想。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毛泽东的思想也正是使中国走向一种哲学，即给予中国人民最大的权力和最高的地位。”
　　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说：“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是最高明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分析是引路的指南。但是作为一位人民领袖，他之所以有力量不仅在于他能掌握人民的基本需求，并具有一种能决定首先采取何种步骤的艺术，而且还在于他具有一种简洁、生动的语言表达自己的知识和纲领的能力。他的鲜明的比喻使马克思主义熠熠生辉，他的语句成为格言。”
　　另一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则说：“说毛泽东伟大，不仅因为他是党的领袖，从纯粹意义讲，对于几亿中国人来说，他是导师、政治家、战略家、哲学家、一流诗人、人民英雄、家长，是历史上最伟大的解放者。”
　　看起来，这些不怀有政治偏见的国际友人对于我们的领袖有着比钱理群等人更为深刻和真实的了解。我想如果这些国际友人知道中学的语文教材里选用了毛泽东的作品，一定会明白编者的良苦用心。他们知道，毛泽东的作品中体现了一种重要的并且是他为之奋斗终身的造福于人民的哲学思想。而他在文学上所取得的成就更使我们常常在骄傲和自豪的同时产生一种高山仰止的崇敬。
　　一位著名诗人这样评价：“毛泽东的诗词以其前无古人的崇高优美的革命情操，遒劲雄伟的创造力量，超迈奇美的艺术想象，高华精美的韵调辞采，形成了中国悠久的诗史上风格绝殊的新形态的诗美。”
　　当学生们齐声颂读“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像，欲与天公试比高……江山如此多骄，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学生们在气壮山河的诗句中得到的是雄浑豪迈的审美享受。在他们的思想中根本无法理解自己会被这样的好诗歌和好文章而“洗脑”，至于指责毛泽东对孩子们处心积虑地进行“息封灭资”的“心理专政”，则完全是钱先生一厢情愿的一家之说。

(二)

　　为了更好地了解造成审视者们尴尬的根本原因，我们在前文研究了“控诉”过程的基础上，对“控诉”的对象及结果进行探讨。
　　让我们再来看一下作为主要编者之一的余杰的话：“中学语文的12本教材中，中国以外的作家所写的作品只占了8％，照理说应当有3 0～40％。汉族中心主义和‘天朝王国’心态在教材编者的心中十分显著。外国作品中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占了80％左右。”“除高尔基之外，2 0世纪的外国作家一个也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竟无一人入选。”
　　我反复计算，也没能搞清楚12本教材中外国作家作品比例8％这样的数据从何而来。更让人不能理解的是，要求在中国的语言文学教材中外国作品“照理应占3 0％～40％”的结论是如何得来的，作者参照的是什么样的理论，为什么在这里闪烁其辞?甚至于中国语文课讲中国文学作品倒成了“汉族中心主义和‘天朝王国’的心态”。这些我们永远不可能理解并且也无从考证的稀奇古怪的名词的确令我们这些整日忙于教育工作的人眼花缭乱，但可喜的是，仍然还有不少人保持着冷静和清醒的头脑，在他们的分析中我们渐渐重新拾回了自信。
　　在1999年7月的《中学语文教学参考》中有一篇署名为汪禄应的文章，题目是《民族化：语文教育的灵魂》。作者说：“教育观念、教学内容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更新。语文教育当然也不例外。但是在我们借鉴他人发展自己的同时，却不能不慎重考虑‘留住’属于自己的东西，保持自己的个性。我国传统语文教育有许多值得后人好好继承的东西。它们当中很多是我们民族教育的精华，是我们本应该非常熟悉，感觉非常亲切的——特别是在外来文化不断涌入中国的今天，更应该引起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警觉。
　　要让我们的学生在学习祖国语言、民族语言的同时，熟悉我们民族的历史，增强我们的民族感情，从而激发他们的民族自信心、民族自豪感。”
　　我们看到这里，心里安静下来。因为在“汉族中心主义”这样陌生的字眼后面我们突然看到了一个抱着琵琶遮遮掩掩的似曾相识的老面孔，这就是对于民族主义的“控诉”。
　　记得一部青年学者写的书中提到：“民族主义的出现，首先是作为一种生存原则而不是政治原则，政治上的民族主义只是一种表现，在中国现阶段，是以爱国主义进行表征的。事实上，我们正在面临生存危机的时候，才表现出这种原则的。它是果而不是因，是对美好生活的渴望被西方的经济霸权、文化霸权、军事霸权所威胁压迫的结果。”
　　对这一段话最好的诠释是法国作家阿尔封斯·都德的《最后一课》。小说表现的是普法战争中，被占领的法国阿尔萨斯某镇接到不准教法语的通知后，一所普通的小学里人们上最后一堂法语课的情形。小说中最打动人心的是作者借法语老师韩麦尔先生向法国人民说的一番话：“法国语言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最明白、最精确；”“我们必须把它记在心里，永远别忘了它。”这同时也是当时千千万万法国人民的心声。这篇小说曾被翻译成多种文字，许多国家选它作为传统教材。可见，热爱祖国和热爱本民族语言文化的情感是人类相通的情感。写到这里，又想起人们在谈论艺术时常常喜欢用的那句话：“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其实情况并非真如余杰所说，“20世纪外国作家一个没有”，仅看初中的前四册书中，就不仅编选了早一些时期的日本作家德富芦花的《自然和人生》中的两篇优雅清新的散文，更有近至9 0年代的美国琳达·里弗斯登在《医学杂志》上的一篇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散文《眼睛》。
　　至于指责获世界重要文学奖的作品未曾收入中学教材，实在是试图把大学文学专业的课程与基础教育中的语文学习混为一谈，让人倍感忧虑。
　　最后，我们不妨了解一下这次“控诉”的结论究竟是什么?《审视》一书编写者们究竟试图把中学语文教育引向何处?
　　“问题在于，用政治来强奸语文教学。”“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学术界已作出许多成绩，在许多问题上有了突破，但这些突破基本上没有反映到中学语文教育上来。……我们知道，由黄子平、陈平原和钱理群三人联署，在1 985年公开发表的《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长文，成为一个研究现代文学新的范式的宣言。——‘思想解放’这么多年了，学术界走了这么长的路了，但是在我们的课本里，还不敢公开谈论人性，不敢讲人道主义，不敢谈一个人理应得到的尊严——是不是要把一些自由主义作家、思想家一棍子打死? ”
　　读到这里，我想很多读者会和我一样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接着我们彼此会心地一笑，审视者们煞费苦心布的一个局我们至此已经了然于胸了。原来教材最致命的“错误”是没有渗透进编写者的师父、师叔以及师兄弟的意志。我们不想就那篇“长文”的学术价值进行探讨，我们只想问，将学术界的争论引进九年义务教育，让学生们浪费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去承受学者之间各家各派的争论对他们是否公平? 谈到教材中缺乏对人性和人的尊严的关注的问题，编写者又脱离课本凭借丰富的想象力信马由缰地随意发挥。
　　我在这里只举初中第二册的一篇小文就足以说明问题。这是台湾著名女作家聂华苓写的800字的小小说。通过一个女乞丐三年间的变化，表现了在沉重的生活压迫下人性的丧失、人的尊严的丧失。三年以前这个女人说：“太太，我不是叫花子，我只是要点米，我的孩子饿得直哭! ”“我也是大学毕业的。”三年以后，她说“再给我一点就走，免得我把您地方站脏了，再多给一点。”作者正是基于对人性和人的尊严的关怀，写下此文，题为《人，又少了一个》。
　　审视者义正辞严地质问教材编者是否要将自由主义作家一棍子打死时，我们也不禁要反问一句，是否要将民族的革命作家置之死地呢? 难道在革命的宣传阶级斗争的文章中就不可能“公开谈论人性”，就“不敢讲人道主义”了吗?我们拒绝任何形式的“一言堂”和“垄断主义”，我们需要让审视者们听一听不同的声音。在复旦大学知名教授章培恒、骆玉明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有这样一段话：“在阶级社会里，体现在每个人身上的人性总不免打上阶级的烙印，所以阶级性乃是客观的存在，要排斥也排斥不了。”“具有阶级性的文学作品，只要是优秀的总这样或那样地体现出人的一般本性，从而能与其他阶级的读者相通。曹雪芹并非工人阶级的作家，但他的《红楼梦》却受今天许多工人的喜爱；被作为无产阶级伟大作家的高尔基，其作品也使许多非无产阶级的读者深受感动”。我们再一次重复，审视之前先要学会倾听，在审视语文教材之前应当倾听其它学校、其它学者的观点，否则坐井观天，很容易妄自尊大，写出来的文章也只能是“陈旧的、片面的、僵化的、狭隘的。”

三、“这是一本伤心的书”?“这是一本拯救的书”?

　　现行的语文教育模式固然存在种种弊病，需要跟随时代脚步适应时代发展，但其中也有不少经过总结经过实践的宝贵的经验。孩子们在“萌芽杯”中的惊人表现，正是语文教师现阶段的成果展示，他们的语文表达能力不是在一夜之间突如其来地产生的，是一点一滴培养出来的，他们得益于中学语文教育。
　　但是《审视》一书的作者根本无视这些事实的存在，只是根据自己头脑中的主观想象，固有模式，自言自语地进行盲目的攻击和指责。“今天的语文课成了艺术的屠宰场，成了情感的死囚牢。拯救语文，就是拯救中华文明，就是拯救炎黄子孙圣洁的心灵和智慧的大脑。”《国际歌》里面怎么唱的? “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语文教育不需要拯救，语文教育仅仅需要改革，而改革的重担对于那些居高临下的审视者们是绝不屑于一顾的，教育改革要有全社会所有真正关心教育、愿意对孩子们负责、对祖国的未来负责的人们共同承担，最终的任务还要由教育工作者脚踏实地地完成。
　　我作为一个年轻教师，一个热爱教育事业的年轻人，对于教育改革的前景充满信心。在教学实践中，我们向有经验的老教师学习，向有朝气的孩子们学习，勇于探索，锐意进取，已经初步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效。对我们来说，改变教材倒不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改革的关键在于改变教育观念。在最后我还想引用前面提到的汪禄应的文章中的一句话作为总结：“近百年来，约五六代文学家、语文教师为之作出了不懈的努力；特别是近二十年来，语文教改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参与教改的人员一年多于一年。他们的成果是可喜的，他们的功劳是不容抹煞的。”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一零一中学)

文化广场

1........由“新左派”与革命谈我的文艺观——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讲座（上）

　　　　　　　　　　　　　　　　　　　　　　　整理者：小雨

　　前几天，甘阳先生写了一篇文章，说“新左派”问题。他说，他和他的几位同道是“自由”左派。他在文章中写道：“九十年代的辩论，并不是传统马列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辩论，也不是传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辩论，而是更多涉及当代西方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的辩论。”
　　他的表述已经非常清楚，那就是所谓“新左派”与马列主义或社会主义无关，而是在某个大家心昭不宣的前提下的左右之争。那个前提，美国社会似乎是一个好的例子。
　　其实，他讲得也蛮有道理，并且很坦诚很爽快，把“新左派”多年来的模棱两可的面目去掉了。有些人认为“左”就是红色，就是社会主义倾向，“右”就是民主主义倾向。但实际上不是这么个问题。左右这两个字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共产党和国民党是一对左右，共产党里也有左右，甚至左之中还可分左右。男女不也可以说是左右吗？所以甘阳先生这么说也是很对的，他说他的这个左派实际是有光荣的自由主义传统的，或者干脆就是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传统里边的左右。
　　我想大家对西文有所了解的话，应该知道，“自由主义”的意思就是“解放”。实际上现在的确很多人对“自由主义”的理解是含混的。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朱学勤的书？看没看过徐友渔的论调、厉以宁的一些说法？他们都号称是自由主义。但要是严格地讲，马克思是个自由主义者，因为他是个解放主义者。这点甘阳先生似乎在表述的时候有欠考虑，他把自己连带保守主义者一起与马克思对立起来了。
　　西方的整个自由主义传统的确跟民众解放的精神联系密切。比如，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对封建贵族的专政就含有自由主义的性质；法国革命中第三等级争取权利也带着自由主义的倾向。罗伯斯庇尔可以说是个自由主义者，从这个线索来说，那比罗伯斯庇尔走得更远的马克思肯定就是个自由主义者了，马克思不喜欢的布朗基也可以算得上。问题在于现在为什么马克思好象变成了自由主义的对立面？
　　其实，这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甘阳先生讨了个巧，又偷换了一些概念，并且玩耍了一点相对主义的小聪明。
　　不过，我觉得甘阳先生的矛盾表述客观上帮助我们澄清了一些概念，也是有意义的。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现在往往在经济上坚持保守主义的人，在政治上坚持自由主义；在经济上坚持自由主义的人，在政治上又有很多保守主义的东西。所以，现在说得很多的“自由主义”从某种角度来说是保守主义的东西。这一点，甘阳先生是看到了，而且陷徐友渔、朱学勤等人于不利的境地。这话通俗地讲，就是你徐朱二位老掉牙了，在美国只算保守派，臭名昭著的极右分子，而我甘阳等人才是名牌正宗的自由主义。
　　都是倒腾，空空如也！
　　我为什么谈“‘新左派’与革命”这个题目？因为实际上甘阳先生在他的自白书里边还谈到了一件事情，他说：我这个新左派是与革命煽情无关的，是与社会变革无关的，我只不过需要一块独立的空间，一个知识分子独立的空间，与社会问题无关。那么他就非常清楚地告诉任何一方说：我是没有什么危险的，大家不要看到新左派这个词就瞪眼睛，就吹胡子，不是那么回事情，而且我肯定是跟张广天、黄纪苏他们不一样的，他们在人艺演的那个《切·格瓦拉》讲贫富问题，革命煽情，甚至格瓦拉的游击中心主义可能会沾染上“输出革命”的危险——我跟这些没关，我划清界限，我是安全的，你们不管是美国还是别的哪种势力都请相信我，给我一片可以吃饭的空间吧。
　　我记得鲁迅先生在北平做讲座的时候讲过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文人的帮忙和帮闲。说到底根本不存在什么“新左派”，全是胡扯！
　　今年上半年的“长江读书奖”活动，我觉得非常无聊。谁获这个奖，大家都在炒，说这里边有舞弊，可是指责人家舞弊的人从来也没有提出任何可信的证据，那你就是在胡说。然后通过这个奖来分野成这一派和那一派，他们什么实际问题都没有做。中国有什么实际问题？我想这不是一个深奥的问题，在座的同学大家都知道——学费在上涨，开销在上涨，食堂的伙食也出现了问题，我们毕业以后上哪里去？我们干什么？我们为了上这个学，家里投了很多资，自己也投了很多资，我们这个投资能不能有回报？我们在未来社会的竞争中能不能享受到公平的待遇？为什么我很有能耐，花了很多的功夫来学习，来尽我所能想做一些事，最后却是一些没有本事的人获得了更多的资源和机会？——我想这些问题可能是中国（不管是中国还是世界，只要有人存在的地方）最核心的问题。如果我们的学问家能跟我们交流交流这样的问题，能帮我们解决解决这样的困难，可能他能称得上是学问家，否则我看他是称不上学问家的。
　　我再举个例子，我想起一个叫远志明的人，我说这个可能现在的学生不知道，但是大家对电视系列片《河殇》一定是有印象的吧。他就是这个创作者之一，还有苏晓康。他们搞的那个《河殇》从头到底都讲的一句话，就是：历来的农民运动都是暴民痞子。中国为什么落后？就因为这帮农民痞子闹运动，所以中国落后了。这就是《河殇》的说法。远志明先生后来出去了，跑到美国去了，似乎他不搞那个民主主义了，不搞那个自由主义了，他换了一个东西，他改信基督教了，他成了一个基督徒。这倒也无妨，他可能有了他的宗教信仰。但是他做了一个非常可笑的学问。他说《圣经》里边的上帝，在中国的上古文化中古已有之。孔子在《论语》中一直说“敬鬼神而远之”，而且孔子的确对周代的盛况非常地崇敬，他说的“礼”指的是周时候的文明。那个时候确有“上帝”一说，文人史家不少也提到过“上帝”，但是这个“上帝”是不是就等于那个God呢？我想稍有常识的人就知道，是先有这个“上帝”，后有那个God的——我不是说历史上到底谁先谁后，而是指说法上。《圣经》传进来后，“God”怎么翻译？给它安上个什么说法呢？于是有人就想到上古有“上帝”的记载，而想到的人就是利玛窦——是这么个关系。另外，我要告诉大家，普遍使用的合和本《圣经》，“God”译做“神”，而不是“上帝”。远志明却认为这个“上帝”跟那个“God”是一回事，围绕这个他还做了很多辅助的“考证”。
　　他“考证”了几个汉字，一个是“婪”，——林下之女，什么意思啊？暗指亚当、夏娃的故事，说女人生来就贪婪的（笑）。他还说“船”这个字，是“八口之舟”，“八口之舟”是什么？就是 Ark——挪亚的方舟。那么这个“船”到底是不是“八口之舟”呢？《说文解字》说“船”就是舟，右边是个音部，用来注音的，读做“ yan”——右边这个字上面应该看成两道，我们知道三道就是“川”，代表水，其实两道也可以用来表示水，是小水，不是大水。两道下面的“口”是洞的意思。上面是水，下面是洞，就是不太好走的一个沼泽地。舟行沼泽，什么意思呢？就是贴着有点象岸有点象水的比较模糊的一个过渡地带航行，一艘小一点的“舟”，不用对付大江大河，所以叫“船”。这个字是这么来的，根本右上部那个东西不是“八”。如果“船”是八口之舟，那么“沿”就变成八口之水了，“铅”就变成八口之金了——远志明先生做何解释？我不是要故意出他的洋相，这说明了一个问题，如果说要做学问，一个读书人叫陈寅恪的，是国学大师，还有章太炎，鲁迅先生的老师，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读书先要识字，尤其汉语更是这样。你不识字读的哪门子的书？你兴的什么左派？兴的什么右派？都是在胡说八道！按照国学的说法，这叫“小学”（不是我们现在说的“小学、中学、大学”），你把这个搞清楚了，你才可以研究“大学”。远志明竟然可以出这样的洋相，你说怎么相信他是在做什么学问！
　　所以我还是回到刚才的话题来说，就是真正也许对我们有意义的事情是一个老老实实的事。我们周围发生了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去对待它？怎么去解决它？不要搞这些名堂，不要以为大家不知道，不要以为群众都是阿斗，没有人会揭穿他。《说文解字》还没有被烧掉。在他们远志明、苏晓康眼里，好象我们生活在暗无天日的时代，共产党野蛮专制，专制到什么程度啊？焚书坑儒，《说文解字》也烧掉了，他可以胡说八道了。（笑）
　　事实不是这样的，他在做梦，已经走得很远了，根本就丧失了常识和理智。
　　我回来再说“新左派”与革命的问题。我为什么要讲“新左派”与革命？因为甘阳先生替代汪晖先生、替代崔之远先生、替代王绍光先生，替代现在所谓的一切“新左派”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他们跟革命是没有关系的。我们倒也可以说跟革命没有关系不见得就是反革命，但是今天我要利用到这里来的机会跟大家讲一讲：我跟革命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不是“新左派”，我肯定不是“新左派”，我宁愿是右派也不是“新左派”——右派至少还反革命呢——而他既不革命也不反革命。
　　说到革命这个词，我想表明一个观点，就是要谈谈社会革命。我还是回到演《切·格瓦拉》这个戏剧来谈。我记得在演出《切·格瓦拉》戏剧的时候，个别观众经常提这样的问题，他们问：人性是很丰富的，为什么你们就简化成贫富之间的对话？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多少人看过《切·格瓦拉》，或者有读过剧本的。我们在第二场里面有一个对垒：几个女演员扮演丑恶的一面，几个男演员扮演正派的一面、良知的一面。他们进行了交锋，谈的就是现在社会的市侩、势利眼跟理想主义者之间的冲突。什么是市侩和势利眼？我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大家知不知道王小波？——已经死掉了——这个王小波写了《精神的家园》等。我好好地读了他的书，下了功夫读他的书，我发现他所有的就讲了四个字——“趋利避害”。说人的天性是趋利避害。这个话也不很错，有一定的道理。你说孩子见到烫的东西他就不吃，看见亮的光就眨眼睛，这是趋利避害的。他说这就是人的天性，而我们现在的文化是违背了这样的天性了，所以我们现在要找回这个东西，说这就是人性的本源。但是大家仔细想一想这个问题，我以为王小波这个说法不但离人本主义远得很，离各种宗教精神也远得很，甚至离肉林酒池的古希腊、古罗马精神都远得很。趋利避害任何生命都有，连含羞草都知道，你碰它一下它就卷起来，只要是动、植物它都知道。这是一种自然状态。我们不能把兽欲等同于人性。我认为这是八十年代思想界主要的一个混乱，就是谈到人性的时候不谈尊严的一面，只谈作为兽欲的一面，所以官能享受、本能里比都大行其道。在中国古代的时候有这样一句话，叫“存天理，灭人欲”，我觉得它跟王小波的趋利避害同样荒唐。“存天理，灭人欲”就是天下的公理要存的，人的欲望却要灭的。人的欲望有动物的一部分，还有作为人的一部分，统统把它灭掉，这就不对。比如给女人缠上小脚，这就是灭人欲的做法。那么王小波就跑到了另一个极端，就是趋利避害。我们说“存天理，灭人欲”和趋利避害说到头都是市民气，都是市侩的东西。《切·格瓦拉》的第二场，就是市侩的心思跟正派的理想主义发生了冲突。
　　如果大家真的非常爱读书，非常爱了解信息，就好好去读读徐友渔、朱学勤、王小波这一类人写了什么。大家会发现，他们其实就是在趋利避害的角度来谈什么自由民主，什么反对革命论，不但苏联的十月革命有罪孽，中国1949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很有罪孽，接着往前推，太平天国革命也有罪孽，甚至连他们祖师爷的1789年都有问题，反正，革命就是有问题，只要不改变现状就是对的——这个就是趋利避害的实用主义、既得利益和市侩。但是他要打扮成一个学者。什么学者呢？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八口之舟”的学者，就是连“小学”都没有搞清楚的学者。
　　这就是《切·格瓦拉》这个剧讨论的问题，所以当时争论特别激烈。因为我们把所有市侩的脸谱都画了一下，把这二十年来各式各样、形形色色的学者的脸谱都画了一下。但是他们的对立面并不是什么共产主义者，那三个作为对立面的男性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理想道德的化身，只不过是日常生活中很平常的正派人。看完这个戏以后，有很多人认为这样的交锋多年以来没有出现过，是大家压在心底敢怒而不敢言的，是被这种学术迷信掩盖了的事实。但也有不少人问我——回到刚才那个话题——说就贫富对立那么简单吗？你说你有钱，他没钱，就不公道？你说有的人一个晚上一掷千金，三万、十万地吃一顿饭就没了，有的人一个学期连学费都交不上，就没天理？你说这之间的不平等就是人类社会的所有事实吗？这样的问话，听起来很严厉呀，咄咄逼人啊，似乎没有办法回答的，好象如果我张广天承认说“是这样的”，那我就是白痴；如果我说“不是这样的”，就没有社会良知。但是我想了一下，我说你说的一点没错，就因为人性是极其丰富的，丰富到既不是趋利避害的，也不是“存天理，灭人欲”的，所以资本主义的现实在贫富的经济分野上建立人格就不对，把丰富的人性阉割得只剩下贫富的关系了，我们能不谈这个贫富问题吗？我们不谈这个贫富问题就会有更多的人不高兴。比方我举个例子，今天晚上我到这里来做讲座，也有从别的地方过来的人，大家就问了：张老师你是怎么来的？我说：我是打车来的。他说：我是顶着风骑自行车来的。——这可就是两件很不一样的事情了。你为什么打车来？你为什么骑自行车来？有的人会说：你不能这么矫情，你这么矫情怎么行呢？我是有能耐的人所以我要打车来，你是白痴所以你要骑自行车来（笑）。——是这样吗？不是这样的！事实不那么简单。有白痴骑自行车的，当然更有白痴打车、甚至开车的，这是大家稍有常识都能明白的问题。所以不是我们要把贫富对立起来，而是贫富要把我们对立起来。这才是问题的根源。我们今天如果看不到这个问题，我们就是白痴了，我们肯定是白痴啊，我们被人家压迫、被人家剥削、被人家欺骗、被人家使用，我们说：好得很，有理得很，一定要这么干，不这么干是不行的，不这么干中国是不会发展的！（鼓掌）
　　我经常听到这种言论。比如说盗版问题，王小东先生写了个文章叫《盗版有理》。我们有个网站，大家知不知道？叫“黑板报”。前几天工体开了一场音乐会，叫“反盗维权演唱会”。大家有没有耳闻这件事？在寒风凛冽中据说是唱得又走调，又泣不成声，最后大家联合起来唱《团结就是力量》，两句过后连歌词都想不起来了（笑）。因为开了这样一场音乐会，在我们“黑板报”上就开始了一次讨论，就是关于盗版的讨论，关于中国唱片业的讨论，讨论得很激烈，打起来了。有人就在网上把王小东的《盗版有理》这篇文章拿出来了。王小东先生这篇文章写得相当好，同学们可以去看看。
　　我们今天先不说他的这个文章的内容，我跟大家介绍一点别的情况，就是中国的唱片是怎么一回事情。
　　大家从马克思理论的教科书里面看到这样一个结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音乐、艺术、宗教、法律，等等，这些属于上层建筑范围，是被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如果没有这个经济基础放在前面，那就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回到今天的社会现实中来，我们看几个数据就有新的体会：英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 1/7是唱片工业带来的，也就是说唱片工业在英国是一个支柱型产业，如果没有唱片，英国人七个菜就要少掉一个菜，七件衣服就要少掉一件衣服。美国好莱坞的电影产业和它的唱片产业，也在整个收入中占有相当大的份额。很多国家都是这样。就是说自从生产力手段发生变化以后，马克思有很多东西没有看到，艺术在今天不是上层建筑领域的东西，它是生产力。一个国家完全可以通过文艺来养活它自己。我记得有一次到清华去，一个学生跟我辩论，他说你这个话很荒诞，跟马列主义原理相违背。他说衣食住行是一切的基础，没有衣食住行就根本搞不了什么音乐，什么文艺。我说衣食住行是人极低的要求，甚至可以说除了“衣”，“食”、“住”、“行”那是连动物都有的要求。人因为害羞嘛，要有一个遮羞布，既然有“衣”在里边了，实际上马克思也没有想到这个问题，或者说他已经开阔了一个空间，“衣”就是跟精神生活有关的一种要求了。有很多人——这种例子不胜枚举——人们常常宁愿为了一首歌可以不吃饭，我相信同学中也有很多这样的，宁愿这个月饿着肚子，也要买到一本书，也要看到一部电影，也要听到一盘唱片。我们说这是一种很了不起的精神，因为有了这种精神，你才是人。
　　你说有产阶级欣赏音乐跟劳动群众欣赏音乐有什么差别？它的差别大了。有产阶级把音乐看成奢侈品，所以在沙龙里边，他吃饱了、喝足了，什么都够了，他听听音乐。有一个国家拍了部电影，是肖邦的传记。在贵族大公的晚餐上，人家在吃饭，谈非常无聊的事情，而肖邦在边上弹琴。那么在资产阶级的眼中，音乐是什么？——是一种服务，跟按摩、搓背、洗脚没有什么两样；那么肖邦是什么？——是奴隶！所以有产阶级对音乐是没有精神要求的，顶多当作一种享受。
　　而劳动群众对音乐的看法怎样呢？我们试想一下：两个穷学生在食堂里打了饭，说边上肖邦给我来段钢琴，我没有这个不行，我下不了饭，我得就着你肖邦多吃两口？不可能是这样的，你对音乐的要求是精神要求，有娱乐和消遣的成分，但更多的是你非常尊重这种劳动，你认为这里边有你的慰藉，有你的情绪宣泄，在需要斗争的时候它也可以聚合大家的力量，在你不满的时候也用它来讽刺社会、排泄苦闷。这就是孔子说的“兴、观、群、怨”——孔子说《诗经》“兴、观、群、怨”。兴，就是激发大家的兴致，音乐起来了，情绪挺好，往食堂打饭的路都走得快了一点；观，指观赏性，包括娱乐在内；群，就是团结民众，有的歌一响起来，如“一条大河波浪宽”，所有的中国人都激动，平时可能会争，但到关键时刻，这个歌一起来，就有整合思想的作用；怨，舒泄愤懑，有的时候我们有意见，大家唱一首《国际歌》，“从来也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只要不是这么想的人，听到都害怕，右派听《国际歌》害怕，“新左派”听《国际歌》也害怕，甘阳先生就更害怕，群众是非常了解这个道理的。（鼓掌）这就是有怨在里边。老百姓对待音乐就是这样一种态度，有精神要求在里头。
　　随着工业化时代的到来，社会化劳动越来越普及，作坊联合起来变成了大工厂。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大家在劳动的同时，就会有广泛的交流。那么对音乐的需求也社会化了，原来只在有产阶级沙龙里的音乐，这时候就要走出来。所以音乐随着社会化生产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沙龙时代；第二阶段它走向了市民生活，是剧院时代——原来肖邦只给大公弹琴，哪可能到街市上去呢？到了资本主义中兴时期，他就到剧院里去了；然后传播业发达了，如本世纪初无线电的诞生、唱片的诞生，这使得任何一个人只要有点钱就能买到唱片，这就进入了唱片时代。唱片时代与之前有什么根本不同吗？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剧院里的演出，有指挥、有演奏家、有总谱，这种情况需要每一个参加活动的音乐家都必须受专门的训练，而这个专门的训练就是上音乐学院。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上音乐学院的，要有很多的时间、很大的物力、财力、资源的投入才能培养一个在剧院里演出的音乐家。可是唱片时代就不同了——利物浦街头的几个小青年成了世界明星，他们没有上过音乐学院，他们的音乐知识是听唱片听来的。这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可以不上音乐学院就掌握专业技能。大家如果听过“披头士”就知道，麦卡特尼是很专业的，他的歌写得相当好，既讲究曲式，又注重旋法，和声也安排得很有创意；他不仅用摇滚乐的四大件很在行，对管弦乐队的理解也很深刻。他这些是哪儿来的？他没有上过音乐学院，他是听唱片听来的。这就是音乐民主化时代的来临。怎么会有民主化？——人民掌握了生产力，掌握了资源。所以唱片时代，即音乐在今天，它不再是滞留在有产阶级沙龙、由沙龙经济豢养的、唱堂会式的艺术。
　　它不是服务性行业了，它自己可以养活自己。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我们今天在座的所有同学和我一起办一家唱片厂，靠我们的劳动，从选项目到录制音乐到出版发行到推广宣传，我们就能靠自己的能力把产品卖出去，卖出去我们就有钱，我们就能活得很体面，没有谁可以下一个请柬，说××公司成立五十周年大会上要唱歌，我们就会屁颠屁颠去的——不会去的！因为我们自己有经济能力，我们可以养活自己，艺术家有自尊、有体面，不再去唱堂会。（当然今天也有一些人故意要去唱堂会，那是另外一种事情。）这就说明了，唱片工业实际上已经成为整体生产力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可是可悲的事情——我又要回到刚才说的“黑板报”上那个“反盗维权演唱会”——为什么会出现这么滑稽的一场演唱会？就是因为中国的唱片业崩溃了！我们国家今年连一张唱片都生产不出来了！这件事情从93年就已经开始。
　　简单地说一下中国唱片业的历史。
　　中国早期的唱片业主要在上海，如百代公司，那个时候，这个百代很象现在的华纳、宝丽金等，在国内开设代办处。如果现在谁是 EMI在中国的代理，这可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职位啊，按照原来的说法是买办资产阶级。如果你在 EMI里边是音乐总监，那么看来在这一个殖民地区的音乐家里你是唯一被“世界”首肯的，一般人是做不了的。聂耳曾经就是百代唱片公司上海地区的音乐总监，他是个左派音乐家——聂耳可是个真正的左派，他可不是说他这个左派跟革命无关的。当时的中国唱片业相当好，唱片种类繁多，有王人美、周璇她们唱的一些时行歌曲（那时叫时行歌曲，就是流行歌曲）、电影歌曲，有聂耳他们搞的一些左翼民众歌曲，还有谭鑫培的京剧、梆子戏，等等，什么都有。而且那个时候唱机也很便宜，我原来买过一台，从老人手里买过来的，听说那个时候也就十个、八个大洋就能买到，所以在城市市民生活中很普遍，大家经常听唱片，唱片业非常繁荣。
　　然后，可以说是中期，即解放以后。当时，我们国家把外国唱片公司收编改造，没收敌产；民族唱片公司，我们就跟他公私合营。成立了最大的中国唱片社，在各大城市都有分社。这个阶段，我们深受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影响，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把唱片业归入上层建筑范围，跟国家政治紧密相联。于是国家就开始养活唱片公司，大量地给拨款，使得它的自主性越来越降低，因为经济独立能力的降低就会决定它的自主性的降低。那么唱片公司经常做些什么事情呢？当然有优秀的作品，先不谈这个，更重要的还出现一种情况，比如经常生产《眼保健操》一类的教育唱片。全国各个学校都要买一张，那个销售量我看什么宝丽金、华纳，谁都无法比拟的，什么马莉亚·凯瑞、杰克逊、麦当娜，没有一个人可以跟我们《眼保健操》打擂台的（笑）。还有就是政策宣传唱片，如计划生育的节目，上有国策，下面就要编段相声，搞一个小戏；又如普及法律知识，那个时候颁布第一部《婚姻法》，上海出了一台沪剧，就是配合宣传解释的，叫《罗汉钱》，也出过78转的胶木唱片，我经常听的（笑）。——是经常听的，因为唱段写得很美。所以唱片就有这样一种作用。但是，即使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中国唱片业仍然非常好，而且卖得相当便宜，三十三转的薄膜唱片才一毛几分钱一张。设想一下，如果有《眼保健操》这样的发行量，谁可以打得垮唱片业呢？
　　然后到了80年代，国家不管唱片公司了，把它推向了社会。一开始也有一段辉煌期，就是“西北风”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印象？象“我家就在黄土高坡”，包括《一无所有》什么的，还有《让世界充满爱》，那个时代全民都充满了温情，大家听了这些歌好象觉得四个现代化马上就要实现了。在那种状态下，唱片也卖得特好。我举个例子，侯德健的《新鞋子和旧鞋子》，卖了198万张，结给作者的版税是一张一块钱，也就是说稿费有198万。相当厉害了。这还不是卖得最好的，这个阶段卖的最好的要数上海中唱为纪念毛主席诞辰 100周年出的《红太阳》专辑，卖了700万张。这是我国在改革开放时期唱片最高的销售纪录。
　　这都是非常好的阶段，接下来事情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大家觉得这样不行，我们太土老冒，我们应该跟国际接轨。怎么接轨？包装象滚石乐队这样的摇滚乐队，包装象四大天王那样的歌星。我们并不需要音乐家，我们要的是形象。比方说唱片公司在你们中间找艺员，发觉某人是青春玉女形象，或者偶像派形象，他们就开始包装，围绕这个就开设很多名目，什么艺人代理啊，包装炒作啊，等等。其实，这个人什么都不会，连谱子都不认。我就知道有个目前挺走红的“作曲家”不会记谱子。但是我并不认为不会记谱是一件可耻的事情，阿炳也不会记谱，美国爵士乐中的很多乐手都不会记谱。但这里边有个本质的差别，我是搞这行的我知道，不会记谱跟不了解音乐表现出来都是不会记谱，但是一个是公主落难，一个是沦落娼门，这是两回事情。（笑）人家不会记谱，他从小吹萨克斯管，他有乐感，他没有1234的谱子，没有小蝌蚪上下的谱子，但他脑子里边可以有（用手边的实物说明）——比如白粉笔、红粉笔，还有矿泉水，还有麦克风，这之间的关系他有自己的一套。而且他有绝活儿，有天才，他是靠天才来演奏的，他不需要谱子，听觉非常好，视觉也非常好，天生是个音乐家。可是有一些人他既不是天才，也不是专家，他是沦落娼门，他也要来搞音乐，为什么呢？他有某一种形象，可以作为快餐来推销。唱片公司就是这样害了不少人，既害了被包装的人，也害了我们买唱片的人，最后害的是国家的整个唱片工业。包装从谁开始的呢？就是那个大地公司。大地是个什么公司，是卖肥料的公司（笑）。他们到北京来搞包装，不挣钱，唱片方面从来没挣过钱，就是为了要推广一种理念。
　　某些人会说，人家资本家也不挣钱，辛辛苦苦跑到这里来帮你们做这些事情，来推广中国文化，人家干什么？人说天下没有那么愚蠢的资本家，没有不为利润的资本家——这话说的很对。可是资本家有两种，一种资本家他挣点小钱就走，另一种看起来不象挣钱，却埋藏了更大的野心：他要霸占整个市场，这就叫垄断资本家。

　　　　　　　　　　　　（未完待续）

参考资料

1........中国的“新左派”是“自由左派”吗？

　　　　　　　　　　　　　　　　　　　　　　　作者：任赜
　　
　　
源起
　　
　　中国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战已经持续数年。最近“新左派”阵营的两位主要人物甘阳和王绍光先生，分别着文为“新左派”定位，认为它是“自由左派”，而论战的对方是“自由右派”。这一界定引人注目，引发了两个问题：首先，中国的“新左派”是否是甘阳、王绍光所定义的“自由左派”？这可以根据发表的文论来评价。其次，如果中国“新左派”中一些人并不属于“自由左派”，他们是否会归向“自由左派”阵营？他们的意向令人感兴趣，但无须在此猜测。能否成为“自由左派”，则应该说有客观的标准。
　　今后论战的方向有可能受到这种定位的影响：如果双方都是“自由主义”，只不过是其左、右两翼，则虽然仍有很多重大课题需要辩论，但应该有基本的共同点。通过对“定位”问题的清理，如果中国的“自由左派”、“自由右派”能够对分歧与共同点达到某种共识，在有分歧的领域继续辩论，在有共同点的领域共同作战，那将是这场论战的一个正面成果。
　　为了下文讨论中概念的明晰，先把所涉及的派别的涵义及代表人物说明如下。
　　 (1)甘阳、王绍光所定义的“自由左派”：甘阳[1]“特别提出美国的‘自由派’和‘保守派’两大阵营作为参照”，把“自由左派”定义为“二十世纪美国自由主义主流即‘新政自由主义’( New Deal Liberalism)”，并提到其代表人物“包括诺贝尔经济奖得主阿罗(Arrow)和托宾(Tobin)”。这是一个清楚完备的定义，时空人物的参照具全。可以指出，这个思潮从三十年代罗斯福新政奠定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基础，到七十年代里根“保守主义革命” 开始“纠偏”，是美国占主导地位的思潮。(也许说“占霸权地位的话语”更容易得到“新左派”人士的认同。)现在或许“霸权地位”不再，但仍然势力强大而且富有活力。
　　王绍光[2]给出与甘阳互补的一个定义：“中国的‘自由派’实际上属于右派”即“自由右派”，或者说“自由放任主义(Libertarian)”，这就确定了按照美国参照系定义的“自由右派”。他对“自由左派”的定义- ---“站在自由右派对面的是自由左派”----却说不通，因为“站在自由右派对面的”可以有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格瓦拉主义等等。
　　综上，甘、王两位定义的“自由左派”是“新政自由主义(New Deal Liberalism)”，“自由右派”是“自由放任主义(Libertarian)”。不熟悉Liberalism和Libertarianism这一对英文概念的读者，请参看笔者另文[ 3]中的详细分析。
　　 (2)过去论战中的自由主义论者：站在论战前沿的有李慎之、朱学勤、秦晖、何清涟、徐友渔、刘军宁等人，从刊登论战资料最全的“思想的境界”网站看，持自由主义观点的文章蔚为大观，作者包括前辈作家何家栋，以及秋风、毛寿龙、袁伟时、任剑涛、任不寐、吉永生等一批论者。客观地说，这是中国自由主义的主流。
　　被称作“经济自由主义”有张曙光、张维迎、盛洪、樊钢等人，在论战中的地位有点特殊。“新左派”批判的观点常常涉及经济自由主义，但他们点名并“交火”的是朱学勤、秦晖、徐友渔、刘军宁、何清涟等人。另一方面，上述自由主义者，例如秦晖、何清涟，对经济自由主义的观点早有直接批评，何清涟和张曙光等曾有激烈的论战。笔者认为“经济自由主义”论者中一些人的观点如“腐败有理”、“腐败有利”实际上不符合自由主义学理，此文不详论。但应该把“经济自由主义”与上述自由主义明确划分，以避免过去论战中因“旗号”不明而导致的混乱。
　　 (3)过去论战中的“新左派”：在大陆的代表人物有汪晖、韩毓海、旷新年、韩德强等，在大陆以外有甘阳、崔之元、王绍光等。
　　以上流派成员的界定容有偏颇遗缺之处。把流派“旗号”与成员并列，主要目的是避免因不同论者对“主义”概念的不同理解和用法(例如“自由主义”是指L iberalism还是Libertarianism？左、右、保守，参照基准是什么？)，而产生误解混乱。定义既明，下面的篇幅主要用来评论“新左派”的文论，然后再对论战的进一步发展略作讨论。
　　
本论
　　
　　中国确实存在“新左派”，它是九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分化的产物。“新”是相对于保守派官员如邓力群、胡乔木而言，“左”是来自他们的共同倾向，即对私有化、市场机制、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法治体系、现代性、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质疑、批判乃至否定，对改革前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的肯定乃至赞扬，以及他们的左翼思想资源。现在来考察他们的文论，评论其“左”的性质，并判断他们与“新政自由主义”的关系。
　　
　　张广天，引起争议的剧本《切.格瓦拉》的作者之一，在“纪念毛主席逝世24周年”的文章中这样自我定位：[4]“在没有毛主席的二十四年里，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民解放事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到了极大的挫折”。“我是毛主席、周总理培养的红小兵，是未来革命的接班人。”“在没有毛主席的二十四年里，毛泽东思想在艰难中发展和丰富起来，毛泽东的形像在现实的教训面前变得血肉丰满。”“毛泽东的名字就是中国的代名词。中国，因为有了毛泽东才叫中国！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永垂不朽！坚不可摧、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是否可以毫无疑问地判断：高喊这样的口号的“红小兵”，是“左”派，不是“新政自由主义者”？
　　
　　韩德强[5]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年时，着文为改革前三十年评功摆好，并用统计资料证明中国经济社会在那三十年的伟大成绩。第一张表是“1 965-1985年间部份国家和地区GNP年平均增长律对照表”，其中中国7.49%，日本4.7，新加坡7.6，香港6.1，台湾省缺，南朝鲜6.6，其结论：“单纯就物质财富的增长而言，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是四类国家中最高的。中国六、七十年代的发展速度在世界范围年也是很高的”，“与‘四小龙’相比并不逊色”，“更是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第二张表是“一些主要产品产量及增长率比较表”，其中钢铁增长率5 2-78年间12.9%，78-95年间6.4%，其结论：“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前三十年大多数主要产品实物量的年均增长率还高于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年！”
　　统计分析是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国际比较尤其困难。作者引用的数据多半出自1985、1988年出版的两本国内书籍，而在那以后中国统计在资料提供和专业分析两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中国直到八十年代晚期才试行并最终采用了G NP统计指标体系(所谓SNA体系)，在此之前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采用据说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上的物质生产平衡体系( 所谓MPS体系)。因此第一张表中的中国数据不是GNP。经查《中国统计年鉴》[6]，7.49%的增长率应是“国民收入”。当时的国民收入指标只包括“物质生产部门”，不包括服务产业。因此就有这样的情况：中国( 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发展重工业(以及其它物质生产部门)时，国民收入增长速度可以很高，但第三产业的停滞甚至下降不反映在国民收入中。与此对照，非社会主义国家的G NP和国民收入包括所有第一、二、三产业。其次，这一表用1965-1985年间的增长率来证明“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是四类国家中最高的”，但这个期间包括改革后的1 978-1985年，因而不能支持作者三十年和二十年的比较。实际上，如果把1965-1985期间以1977年为界，划成改革前、后的两段，则前一段( 77年比65年)的增长率为6.7，后一段(85年比77年)的增长率为8.6，正好与作者想说明的相反。第二表的产品实物量统计也有指标定义的问题，因为统计局按照“统计报表制度”获取数据，而生产单位报产量的条例依据是“加工完毕、验收入库”。因此就有这样的情况：产品堆积仓库，没有人要，但产量、产值却直线上升。当产品按计划运到商业部门的仓库堆积时，则有“工业报喜，商业报忧”一说。这种情况在市场经济下除了严重经济危机时很少发生，即使发生，也有“库存”统计与“产出”统计并存，可供调整。另一因素是政治干预。该表中钢铁在5 2-78年间增长12.9%，包括了大跃进年代。经查《中国统计年鉴》[6]，该表所列是“钢”产量，不包括“铁”，大跃进前后的钢产量是：5 7年535万吨，58年800万吨，59年1387万吨。据计委官员回忆，当时的钢铁产量(产出量，不仅仅是计划指标)都是李富春、薄一波等与周恩来反复磋商，由周拟定，报毛泽东批准的。那些钢铁产量包括明知完全不能使用的“土法炼钢”产品。近年产量虚报或许不如大跃进年代严重，但重要统计数字必经党委讨论通过才能上报，依然如故。( 这涉及“国家能力”的一个侧面，与下文王绍光的观点有关。)最后，钢铁之类产量的增长率可以是工业化过程的一个指标，但并不是判断改革前后经济成就的恰当依据。当今世界，钢铁产量的增长率越高越好吗？是否应该看一看关系人民生活的产品、关系发展前途的新兴产业呢？
　　这里重要的问题其实是：韩德强的观点，与“新政自由主义”学者的观点，是否相容？信手举一例：“新政自由主义”阵营的重要思想库布鲁金斯研究所的中国研究专家、资深研究员哈定( Harry Harding)在那一时期的著作[7]，在评论“改革的必要性”时列举的数据是：1965-1973年间(改革前年代)的增长率，中国7.4，日本9.8，新加坡1 3.0，香港7.9，台湾10.3，韩国10.0。注意日本的增长率，韩德强列出4.7，哈定列出9.8，超过一倍。
　　
　　韩毓海[8]对“现代社会”有这样的判断：“现代社会的总体趋势却是：随着现代国家的兴起，随着市场的垄断，越来越多的人被排斥到社会的边缘。他们参与市场竞争和公共事务的能力深刻地受到其所具有的物质和文化资源的限制。”“马克思说，不是契约里规定的平等，也不是法律条文规定的平等，而是现实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的占有量，决定了我们实际上的不平等和根本不可能平等。”“一切肯动脑子，肯思考的人，理解现实都只能从马克思所说的现实出发，从而毫不费力地明白一个起码的常识：在这样的‘市场’胜利的地方，站起来的从来就不是‘民主’，而是一种畸形的‘资本主义’，是一个不受社会公意制约，可以独立为社会立法的，具有‘自组织性’和控制社会能力的所谓‘市民社会’。”
　　这是以马克思理论为依据对“现代社会的总体趋势”的严厉判决。而且，“新政自由主义”学者，如果不“从马克思所说的现实出发”，就会被排除于“一切肯动脑子，肯思考的人”之外了。托宾是凯恩斯主义理论大师，同时是以财政手段干预经济的实践者，曾任肯尼迪政府的经济顾问。在与弗利德曼学派辩论时，托宾曾满怀信心地认为已经懂得如何通过“现代国家”来调节经济，实现充份就业和其他社会目标。以托宾为代表的“新政自由主义”经济学派，不可能同意“随着现代国家的兴起，随着市场的垄断( 笔者按：市场究竟是否是“垄断”的，需要实在的分析证明)，越来越多的人被排斥到社会的边缘”这种观点。
　　
　　旷新年[9]是这样批判自由主义的：“在自由主义那里自由与奴役是这样一种奇妙的关系，奴役恰恰是自由的基础以及自由的象征。马克思说：‘直接奴隶制也像机器、信贷等等一样，是我们现代工业的基础。没有奴隶制，就没有棉花；没有棉花，就没有现代工业。奴隶制使殖民地具有了价值，殖民地造成了世界贸易，而世界贸易则是大机器工业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没有奴隶制，北美----最进步的国家----就会变成宗法制的国家。......消灭奴隶制，那就等于从世界地图上把美国抹去。......’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是历史的新大陆。既然自由必须要以奴役作为它必要的补充；那么根据‘症候式的分析’，今天对于奴役的赞美和奴役的莅临，也就成为了我们的自由之花绽开的一个最好的证明与标志。”“今天的自由主义一方面赞美自由，另一方面又毫不犹豫地赞美奴役”。
　　几乎毫无疑问，任何“罗斯福新政自由主义者”不会对自由主义做出这样的批判。甚至可以认为马克思本人都不会首肯这样的批判。马克思生前就看到了美国“直接奴隶制”的废除，他对林肯领导的废奴斗争给予高度评价，曾代表第一国际起草了给这位“劳工阶级的忠诚的儿子”的贺信，说“这个事件是未来时代的标志”[ 10]。作为严肃思想家的马克思，并没有因为奴隶制被消灭，“从世界地图上把美国抹去”。
　　旷新年[11]对毛泽东的遗产有这样的评价：“毛泽东有力地扭转了人类的历史，扭转了人类的思维方式，改变了人类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他以从容不迫的态度告诉人们：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对派都是纸老虎。”他还详尽地列举、赞扬了毛泽东的多方面遗产，例如：“‘思想改造’是毛泽东的一种创造，他企图通过上山下乡、五七干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等思想改造运动把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毛泽东没有为他的家族留下任何遗产，. .....但是他却为中国人民留下了丰富的甚至可以说是永恒的财产。这一财产就是人的自由与尊严，也就是现代个人自由和民族解放的双重目的。”
　　这种话语使笔者惊讶并痛心，因为笔者当年是一个知青。首先说明，“上山下乡”要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除了66届高三学生以外，连中学学业都没有完成的的“老三届”中学生。与笔者在同一公社插队的就有只读了初一、年仅十三、四岁的孩子。其次，他们被送去改造( 他们别无选择！)，本身就违反“人的自由与尊严”。按“新政自由主义”价值标准，政府无权对人民进行“思想改造”。再次，毛泽东除了在主编《湘江评论》那一时期，全部文章中恐怕难以找到任何促进“现代个人自由”的论述。他在建国以后实践，不是以促进“现代个人自由”为目标，而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其创新是“继续革命”的对象不断扩大。不仅资产阶级、地主、富农是斗争对象，知识分子饱受摧残，初一的孩子成了改造对象，就连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包括贫下中农也不能幸免。
　　笔者认识不少持“新政自由主义”观点的美国人，交谈时如果涉及插队，哪怕只少许涉及笔者经历的“黑暗面”，他们就会激愤起来，同情起来，典型的反映是：“I am lucky that I didn''t have this kind of experience(我很幸运，没有经历这样的事)”。没有经历这样的事的人都是幸运的。希望所有的中国人，今后也不再经历这样的“改造”。
　　
　　汪晖的文论主要涉及现代性、特别是全球化问题，从这个角度出发，他曾就“分歧究竟在哪里？”[12]这样说明对自由主义的看法：“‘新自由主义’，其特点是用普遍而抽象的市场主义拜物教阉割平等的价值，以抽象的竞争和效率为幌子，在一个社会内部和全球范围内创造贫富对巨大差别、在自由贸易的名号下实行对落后地区的掠夺性开发和贸易，却否认这种不平等的结构本身正是政治性安排的一部份。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这一主义代表了通过权力瓜分国有资产、通过垄断获取超额利润、通过权力与跨国的或国内的资本联手霸占市场资源的利益群体”。
　　这里的“新自由主义”应理解为从古以来的自由主义，因为作者所论涵盖了殖民主义、奴隶贸易等时期。“自由左派”阿罗、托宾的经济学，现在仍然在大力阐发竞争、效率、自由贸易等等基本观念。
　　汪晖[13]表述了对“现代性”的实践过程所达到的成果的看法：“现代性”批判理论要“研究它(笔者注：现代性)的一些进步作用如何掩盖了现代世界的历史关系和压迫形式”，“所谓全球化的历史，也是把各个区域、社会和个人编织进一个等级的、不平等的结构之中的过程”，这个过程导致“从历史的视野来看，. .....全球化的垄断结构。”
　　这里对“全球化的垄断结构”，既没有加以定义，也没有提供统计证据，因而无法具体讨论。但很清楚，这种看法不是来自阿罗(Arrow)和托宾( Tobin)所代表的经济学派，因为他明确说明其思想资源是西方的“知识分子的批判性思潮”或“批判性运动”。
　　汪晖的近作[14]则进入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领域，其思想资源可以通过所依据的文献看出。全文共引文献47处，其中马克思16处，列宁1 处，卢卡契2处，黑格尔5处，一本马克思主义著作(作者Angus Walker) 6处，此外左翼论者沃勒斯坦4处，博兰尼2处，布洛克1处，布罗代尔1处。
　　如果文献目录不能充份表明作者的观点，那么作者的代表性话语应该可以清楚地做到这一点：“卡尔.博兰尼和布罗代尔......自觉地与各种各样的有关资本主义的规范式的叙述方式划清界限，从而清楚地揭示出历史中的‘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如何依赖国家、权力和垄断。资本主义是反市场的这一论断正是从这一历史研究中产生的结论。”“有关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形式主义描述无法解释经济体的实际运作，从而按照这一站不住的描述( 笔者按：原文如此)建构宏观经济理论的基础是极为危险的。”
　　这里所说的“形式主义描述”正是现代经济学的主流。阿罗是证明竞争市场均衡的存在性和最优性的微观经济学大师，他的理论框架是公理化数学，他的工具是“不动点定理”。托宾是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大师，他的一大成就正是宏观经济模型。自称“本人不是经济学家”的人对经济学做这样的判决，使人想到文化革命中马列哲学专家对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批判。“资本主义是反市场的这一论断”与阿罗和托宾的经济学完全不相容。
　　 “马克思则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版本。”“在十九世纪，这一自由放任主义(笔者按：指亚当.斯密的理论)对于国家干预的批判转化为关于世界市场和历史进步的普遍叙述，从而以市场扩张这一抽象概念替换了殖民主义等充满血腥的历史过程。”“当代社会理论和政治哲学以市场、市民社会和自身自发秩序( 笔者按：原文如此)作为现代性的社会想象的更为基本的框架，醉心于世俗时间的观念，目的正是为了根除这种黑格尔--马克思的思想传统。”
　　这里清楚地表明作者的思想资源是“黑格尔--马克思的思想传统”，当然，那是与“新政自由主义”不同的流派。
　　
　　王绍光1991年发表“建立强有力的民主国家”被甘阳称为“中国自由左派的开山之作”，其最突出的观点是“转型过程并不是要削弱而是要加强‘国家能力’，特别是国家的公共财政能力. .....这些主张明显秉承美国新政自由主义的传统，亦即强调国家具有市场无法取代的诸多重要功能”。[1]但它被很多自由主义论者解读为“国家主义”的代表作，原因如下：首先，1 989年在天安门广场展示的“国家能力”引起的震惊在当时还很强烈。其次，1991年中国政府还控制经济中占“霸权”地位的国营企业、所有的银行和金融机构，掌握投资、价格/ 工资确定、对外经贸等基本经济活动，其“政府能力”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所讨论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而改革所必需的是缩小政府对经济的控制权。第三，“财政汲取能力”决不是“国家能力”的唯一指标，甚至可能不是最重要的指标。一个权威主义政权的财政收入与G NP的比例可能与一个民主政权相似，但前者可以控制所有的报刊杂志电台电视，甚至造成学术性网站由于站主“个人原因”而关闭，可以禁止独立工会、农会、知识分子沙龙，甚至可以确定和尚尼姑“挂靠”的行政级别，等等。自由主义者争取的，是消除政府这样的“能力”，这与“财政汲取能力”是两个范围的事。
　　与上述论者不同，王绍光明确表明自己是“自由左派”[2]，但就在这篇文章中有不少观点很难认为符合“新政自由主义”学者的立场。举例如下。
　　 “自由放任主义者的天敌是政府，他们的理想是‘不管事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如果政府必须存在的话，其规模与权限越小越好，至多只应扮演个守夜人的角色。而伴随积极权利而来的必然是福利国家；伴随福利国家而来的必然是政府规模和权限的扩大。因此，要实现‘让国家缩水’( shrinking the state)的目标，必须把积极权利批倒批臭。在中国，福利国家连雏形还没见到影，但这儿的自由放任主义者也鹦鹉学舌，说什么积极权利‘易于滑向专制暴政。’”
　　这段论述无视历史而且歪曲了自由主义的观点，“伴随积极权利而来的”并不“必然是福利国家”，而可以是专制政府，“自由放任主义者”例如哈耶克批判的政府首先是德国法西斯政府，而不是福利国家[ 15]。在中国，福利国家确实“连雏形还没见到影”，但是有过“积极权利”在文革中实施的“大民主”即“大专政”的惨痛经验，这不仅仅是“易于滑向”的问题。直到今天，如王绍光所承认，中国仍然是“权威主义”政体，而不是民主政体，也就是说，人民的无论是“消极权利”还是“积极权利”都远没有落实，政府的权力压过了人民的权利。中国的问题不是“让国家缩水”就损害“福利国家”，中国自由主义要求“限制政府”是为了实现公民权利和民主。
　　 “很明显，对有产阶级而言，私有产权至关重要；对知识精英而言，信仰与言论自由至关重要。如果政府将资源优先用于保护这些权利，那么用于保护穷人福利权利（w elfare rights）的资源就会相应减少。马克思主义学者指出的，对穷人而言，财产权和很多政治权利只是‘形式上的权利’，他们根本无法享用。. .....保护穷人的福利权利实质上是为他们容忍剥削，安分守己提供一种补偿，仅此而已。”
　　私有产权对最穷的人也是重要的，这是自由主义者包括“新政自由主义”者早已明确的道理。产权无关贫富，要点是“自由处置”。中国农民在公社制度下的财产权几乎被剥夺得一干二净。按公社条例应有的自留地、自养鸡猪，甚至住房，在“割资本主义尾巴”时也屡屡遭到侵犯。“承包”改变了那种产权关系，使农民能自主经营，产生了巨大成果，是一实例。马克思主义学者关于“形式上的权利”的观点，与“新政自由主义”者确实不同，但马克思对于自由出卖劳动力的产权形式比人身依附的前资本主义产权形式是一种进步的阐述，是一理论例子。“保护穷人的福利权利实质上是为他们容忍剥削”这一观点所隐含的经济学结论- ---在美国社会穷人是剥削造成的----与阿罗和托宾的经济学不相容。
　　 “一个丧失治理能力的政府是对公民权利的最大威胁。在这个意义上，政府可以是最大和最可靠的人权组织。”
　　对此可以问：具有强大治理能力的法西斯政府是否是对公民权利的最大威胁？苏联1968年为了扼杀“布拉格之春”改革入侵捷克之后，中国共产党曾经把苏联称作“社会法西斯”，那时苏联政府不仅在国内有强大“治理能力”，对别的国家包括中国也可以耀武扬威，那种政府对“公民权利”的威胁是否只是“次大”的？
　　 “自由放任主义的出发点是作为个体的人，它主张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不是来自别处，而是来自作为个体的人本身。(王绍光原注：徐友渔：《自由的言说》，长春出版社1 999年，第280页。)......所有的人都生活在社会里......如果他们真是"作为个体的人"，要权利有什么用？只有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才需要权利。. .....更重要的是，权利不是个人财产，权利的成本也不是由个人负担。自由放任主义者......千方百计地抵赖保护私有产权和其它‘消极权利’的成本，试图将这些成本转嫁给社会上其他人。. .....公共财政与国家行为是任何权利存在的必要前提。所谓‘个人’权利不过是自由放任主义者自欺欺人的梦呓而已。”
　　这段话语令人惊讶，它既曲解自由放任主义，又违反“新政自由主义”。第一，“个人”权利是对“个人”定义的权利，即每个人都享有的权利。权利可以对其它单位定义，比如注册公司享有公司的权利，或者对个人的特定资格定义，比如失业者享有领取救济金的权利。第二，“个人”权利是对“社会里的人”而言的，这是“自由放任主义”的基础观念，中国自由主义者包括徐友渔不知阐述过多少遍。第三，对“个人”权利的来源有不同理论，美国宪法取“天赋人权”说，哈耶克论证权利来源于通过经验的文明进化而形成的“法治”，但这些都不影响“个人权利”的涵义。王绍光所采观点，其实更近于“自由放任主义者”哈耶克。第四，“个人”权利是“公共物品”，需要法治来维系，因而是有成本的，这也是“自由放任主义”的基本观点，哈耶克的大作数卷可证。第五，“自由左派”罗尔斯在《正义论》所讨论的，正是“个人”的权利，森在“实质自由”中包括了这些“个人”权利，所用英文是“p ersonal liberties, including some basic political and civil rights(个人自由权，包括某些基本政治和公民权利)”。[16]批判“自由放任主义”，连“个人权利”都否定骂倒，是否实在有悖“新政自由主义”？
　　从1991年到现在，王绍光的观点始终带有明显的的国家主义倾向。上述一篇短文中这么多漏洞，一个重要原因是时空转换的谬误。他以美国为参照系批中国自由主义者，反复强调的是，多征点税、多增点财政收入，就多点福利国家、“福利”权利。中国的情况是这样的吗？问题还不止于此。因为实现“消极权利”( 包括“财产权”和“言论自由”)需要成本，就推出保障“消极权利”会损害“福利权利”，再进而否定“个人”权利，这样的推理和结论，在美国本土也与“新政自由主义”根本不容。罗尔斯论证“个人”的基本权利是实现社会正义的“优先性”要求，是否也是“梦呓”？
　　
　　崔之元提出“鞍钢宪法”是“后福特生产方式”的“制度创新”，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有利于农民的民主参与。这里涉及的主要不是理论，而是“鞍钢宪法”、人民公社究竟是什么的的实践的经验问题，对此已有文章提供了详尽的史实和分析，无需重复。甘阳也承认，崔之元“并不满足‘新政自由主义’的结果，因为他更强调他所谓‘微观经济民主’即企业内部的经济民主”，[ 1]换句话说，崔之元是更激进的，这里就不再多加评论。
　　
　　甘阳宣布[1]他“将退出所有争论”，笔者不愿置甘阳于被评论而无法回应的地位，因此不在此评论他的文论。但笔者还是想问一个与论战观点无关、但与论战实践有关的问题( 这个问题也也适用于王绍光)：秦晖先生在若干文章中一再说明，他主张“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共同底线”，为什么仍然称秦晖为“自由右派”？按甘阳文中标准划分“自由左派”、“自由右派”，一个站在“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交集的人，怎么会是“自由右派”？
　　
　　
缀语
　　
　　 “新左派”要成为“新政自由主义”或者如甘阳所称“自由左派”，并不是换一个“旗号”就可以完成的事。“新政自由主义”阵营很大，内部流派众多。但这一阵营还是有共同的基本观念，或可列出要点如下。
　　 (1)肯定私有制的市场机制，在此基础上主张积极自由主义的国家干预。否认政府为解决“市场失败”的唯一的或充份的手段(与“市场失败”对应的有“政府失败”) ，主张政府和其它社会组织都发挥作用。
　　 (2)以罗尔斯为代表，肯定程序性法治自由权。以森为代表，主张以“实质自由”(或“能力自由”)把自由的目标扩展到超越“法权自由”领域。坚持以个人自由、公平为核心的法治。
　　 (3)坚持民主，反对侵犯个人自由的专制/集权/权威主义政权，反对以阶级或其他集团为基础的“民主”。
　　 (4)坚持“机会平等”，否认社会承担“后果平等”的责任，反对集中计划。
　　 “新左派”人士是否认同这些原则，从而成为“自由左派”呢？如果是这样，自由主义阵营应该欢迎他们。
　　笔者的观察是，几年来的论战涉及的问题并不只是学理或观点。对于下述现象，笔者百思不解。“新左派”在批判“自由右派”或“经济自由主义”的一些观点时，确实触及到中国现实中一些严重问题，例如上引汪晖[ 11]提到的现象：“通过权力瓜分国有资产、通过垄断获取超额利润、通过权力与跨国的或国内的资本联手霸占市场资源”。问题是：谁是这句话的主语？汪晖说是“‘新自由主义’. .....这一主义代表的利益群体”。“新左派”反复点名的是“朱学勤、徐友渔们”，是“自由右派”秦晖，等等。通观这些学者的文论，找不到任何鼓吹、赞扬、导致上述现象的话语，相反，看到的是对上述现象的批判。不仅如此，他们还饱受“权力”的压制。提倡“腐败有利”观点的人有名有姓，手握“权力”、身居“垄断”地位的势力趾高气扬地站在那里，为什么“新左派”就不找他们？
　　与此相联，对“新左派”还有一个问题：这场论战是学者之间的交流辩论，还是对“阶级敌人”的斗争批判？美国的“自由左派”与“自由右派”交往的一个故事可以提供一个参照。“自由右派”弗里德曼在五、六十年代备受“自由左派”的火力压制，哈佛大学教授加尔布雷斯是“自由派”中的“自由派”，批判“自由右派”不遗余力。1 992年弗里德曼到“自由右派”的“斯密私有企业研究中心”发表演说，主持人在开场白中赞扬弗里德曼而把加尔布雷斯贬了一通。弗里德曼上台张口就说：“我不希望你给在座的好人留下一个印象，加尔布雷斯一无是处”，然后说了这段逸事。[ 17]六十年代初弗里德曼要访问印度，事先问当时任美国驻印大使的加尔布雷斯，是否可以在印度见一面。加尔布雷斯马上回信请弗里德曼到大使官邸赴宴。席间加尔布雷斯说，“我不同意你的思想，但比起我能想到的世界上任何其它地方，这些思想在印度所能造成的损害都要小一点。”当时印度既有传统的严重官僚主义，又有从苏联学到的计划经济管理办法。中国的“自由左派”和“自由右派”能否同桌共宴，承认有共同点，体认对手的观点中的正面因素( 哪怕是用加尔布雷斯的弯弯绕方式表达)，并在此基础上继续进行可以是针锋相对的学术辩论呢？
　　
　　
注释：
　　 [1]甘阳，“中国自由左派的由来”，明报2000年10月1-2日，“世纪中国”网站(www.csdn.net.cn)
　　 [2]王绍光，“自由派？自由左派还是自由右派？”，2000年10月16日，“世纪中国”网站
　　 [3]任赜，“自由主义：法权自由的底线与实质自由的目标”，2000年8月31日，“思想的境界”(www.sixiang.com)与“文化中国”www.c ulchina.com()网站
　　 [4]张广天，“秋收时节暮云愁----纪念毛主席逝世24周年”，2000年10月1日，“思想的境界”网站
　　 [5]韩德强，“五十年、三十年和二十年”，1999年10月3日，“天涯之声”网站(www.tianya.com.cn)
　　 [6]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1990，University of Illinois，China Statistics Archives，Praeger，1991
　　 [7]Harry Harding，China''s Second Revolution：Reform after Mao，Brookings Institute，1987
　　 [8]韩毓海，“在‘自由主义’姿态的背后”，“思想的境界”网站
　　 [9]旷新年，“风与旗：90年代的阅读”，“八面来风”网站(winds.163.net)
　　 [10]马克思、恩格斯《论美国内战》，人民出版社，1958，257页
　　 [11]旷新年，“毛泽东：一份沉重的遗产”，2000年10月8日，“天涯之声”网站
　　 [12]汪晖，“分歧究竟在哪里？----《死火重温》序”，《死火重温》，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天涯之声”网站
　　 [13]汪晖，“关于现代性问题答问”，“天涯”，1999年第一期，“思想的境界”网站
　　 [14]汪晖，“是经济史，还是政治经济学？----《反市场的资本主义》导言”，《天涯》，2000年第5期，“天涯之声”网站
　　 [15]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王明毅等译
　　 [16]Amartya Sen，Development as Freedom，p. 64， Alfred A Knope，New York，September 1999
　　 [17]M. Friedman，Economic Freedom，Human Freedom，Political Freedom，Smith Center for Private Enterprise Studies，1992
　　
　　　　　　　　　　　　　　　2000/10/13初稿，10/27改定

读者来稿

1........革命万岁——来自日本的新生代摇滚乐

　　　　　　　　　　　　　　　　　　　　作者：左日科维奇

　　本来，我对摇滚乐是不感兴趣的，但是，这盘日本新生代摇滚乐CD《Viva La Revolution（革命万岁）》是个例外。在日本这样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四个青年敢于冲破西方主流思想的枷锁，打出了用商业文明包装了的“革命万岁”的旗号，讴歌革命，歌颂共产主义，无异于一声惊雷。在西方音乐界，用流行音乐来宣传革命早已有之，但在苏东剧变之后，这种声音就很少能听到了。自此以后，流行音乐界完全被庸俗的、媚俗的东西一统天下。摇滚也仅仅被作为一种发泄方式，虽然表达了青年人对社会阴暗面的不满和无奈，但是完全失去了摇滚乐在西方衰退时期的那种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积极意义。没想到十年之后，有人在继承和发扬了摇滚乐的光荣传统的基础上，重新树立起了革命的旗帜，无异于当年阿芙乐尔号的一生炮响！他们以批判的眼光，关注社会问题，一反那种为摇滚而摇滚的乏味形式，不觉令人令人耳目一新。
　　在当今中国知识界，僵化的亲美思想成了正统思想。谁不信这个理，谁就会被逐出知识分子的大锅饭，沦为知识分子个体户——恐怕这就是美国式自由民主的精髓。“躲避崇高”啊，“告别革命”啊，“共产主义大失败”啊，“中国要给美国乖乖地做孙子”啊，还都是某些共产党员高层干部公开说的。仿佛给美国当了婊子，吃残羹剩饭都是香的。可是《革命万岁》这盘C D的出现，无异于给了那种人一记响亮的耳光，说不定会让他们清醒许多。这下好了，日本算是符合你们的自由民主标准了吧？一样出来了几个搞革命的“小平头”，而且听众众多，怎么回事啊？看来你们推销的那种牌子的自由民主一样是假冒伪劣产品啊！可能马上又有人来反驳，说日本也不是最正宗的自由民主国家，只有美国才是。那么劝你去网上转转好了，尤其是《中国与世界》的相关链接，了解一下美国的革命流行乐吧！附带说一句：听众还不少耶！
　　还是说说那盘CD吧。乍一看外包装，还以为是德拉克罗瓦的那副名画《自由引导人民》，但是仔细一看，发现冲锋在最前面的竟然是四位演唱者。最令人瞩目的那个女神也不见了，这正应了《国际歌》中的那句：“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就连那把有象征意义的三色旗，也被幽他一默，换成了象征无产阶级革命的红旗。这是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嘲笑和反讽。背面好像是四个演唱者行刑前的遗像，这是对资本主义吃人社会辛辣的讽刺和尖锐的批判！如果从装饰意义上考虑，我觉得把演唱者做成巴黎公社社员墙上的雕像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不过批判的意义就不强烈了。最后，请看看目录，大家就会清楚这盘C D的意义所在：
1. Intro
2. Communication
3. Rock the beat
4. Humanity
5. Attention
6. Let yourself go,let myself go
7. Dark charries
8. Drugs can't kill teens
9. Just I'll say
10. Fool around
11. Freedom of Expression
12. Nouvelle Vague #2
13. Viva la revolution
14. Greatful days
15. Outro

每周诗歌选

1........民谣·与自由人士对话

　　　　　　　　　　　　　　　　　　　　作者：精忠报国

　　　　　　自由主义好处多，看看美国老大哥。
　　　　　　人人都能吃火腿，家家还有小汽车。
　　　　　　还有人权真博爱，黑白睡觉不奇怪。
　　　　　　人身限制是胡说，随便都能把枪带。
　　　　　　制度设计真是妙，三权分立好几套。
　　　　　　四年一回选总统，手里选票真重要。
　　　　　　这是真理别对抗，不然小心挨大棒。
　　　　　　前车之鉴伊拉克，看都成了什么样？
　　　　　　台湾独立是小事，民主咱可不能忘。
　　　　　　国家分裂不要紧，革命更是别上当。
　　　　　　反左反共反人民，这条道路要认准。
　　　　　　别看左派说的美，其实心狠手更狠。

　　　　　　自由信徒你住口，摸摸良心有没有？
　　　　　　教你学好不学好，偏要学着当走狗。
　　　　　　好坏那是别人底，自家事情靠自己。
　　　　　　财富那是劳动造，权利自己去争取。
　　　　　　美国那是一条狼，你越老实它越狂。
　　　　　　想给别人当孙子，回家问问你爹娘。
　　　　　　照照镜子算老几，群众竟敢看不起。
　　　　　　群众才是真英雄，你就算个害人虫。
　　　　　　人就要活一口气，别拿无耻当有趣。
　　　　　　分裂分明是灾难，卖国怎么成妙计？
　　　　　　书是越看你越蠢，看着生气你快滚。

黑板报通告

　　（一）《工业化时代诗与歌》CD开通邮购业务，全国听众可以汇款至下列地址订购（每张30元人民币，含邮资。）：

　　邮编：100086
　　北京市86-160信箱　
　　北京朝花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李宁（收）
　　
　　（请平汇，不要电汇。）

　　寄出汇款后一个月内可收到唱片，以邮戳为准。为保证订购不出现遗漏，网友们最好在寄出货款后按以下地址发一封确认信：
　　whdgm@163.net或webmaster@heibanbao.com

　　（二）最新唱片《工业化时代的诗与歌》CD正式发行

　　由中国文采声像出版公司出版发行的《工业化时代的诗与歌》（标准编码ISRC CN-A51-00-302-00/A·J6）近日在北京上市。目前，正逐渐进入首都各主要书店。另外，有关门户网站也将配合网络销售，听众可以通过网上订购。
　　此唱片收录了近期国内主要的民歌手作品，另有戏剧《切·格瓦拉》的部分插曲。欢迎购买！

＊＊代理销售书店：

1)三联书店
（地址：美术馆东侧）
2)北京人艺“戏剧书店”
（地址：王府井北“北京人艺”院内）
3)清华大学翰芳谊书店
（地址：清华大学邮局后澜园百货店内）
4)方舟书店
（地址：展览路24号楼1层甲1号　公交车15、716、708、814路百万庄东口下）
5)存在书廊
（海淀区双榆树知春里3号楼-当代商城往北第一个过街天桥路东 Tel:62617890）
6)西直门图书音像城26#
7)北京北图书店
8)北京优玖音像发行中心建国门外分店
（建国门外大街14号广电局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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