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电子杂志—黑板报文艺周刊
2001.01.19   星期五总第5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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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的话

  “世界多么美好!世界多么悲伤!”——摘自默默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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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一周新闻视点
 2000年中国知识界十大事件
m每周评论
 我为什么坚持反对逆向种族主义的立场?(王小东)
m
思想阵地
 《世纪选择》丛书前言(杨帆)
m文化广场
 [参考资料]样板戏的“蛊惑”(张闳)
m信息反馈
 [转载]美国中学教科书错误百出(宋方灿)
m每周诗歌选
 默默专集——被钢水吞没的父亲(外一首)

黑板报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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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新闻视点

1........2000年中国知识界十大事件(转发)
  1.思想的境界(www.sixiang.com)网站的开张运营及于10月中旬的关站。该网站由南京大学青年教师李永刚先生一人主持。该网站荟萃了当代思想界名流的佳作,把握了当下思想界最新动态,为国内思想自由、知识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由于个人原因于10月中旬关站。以思想的境界为首,今年国内各知识型网站联袂问世,掀起了思想界的网络化浪潮。

  2.四学者被点名。年初学界传言,李慎之、刘军宁、茅于轼和樊钢被政府点名,要掀起所谓第二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一时海内外流言纷纷。事后茅与樊出来辟谣,刘军宁去美国,现在为中国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访问学者。

  3.知识界争论《切·格瓦拉》。由张广天、黄纪苏等主创的话剧《切·格瓦拉》在京演出后,在知识界一片轰动。自由派纷纷撰写文章,批评“新左派”的思想主张,“新左派”借《切·格瓦拉》的各种讨论会,抨击自由派。《切·格瓦拉》影响越来越大,后来到郑州、广州等地演出。张广天还到中国人民大学做了一次演讲。2000年是毛主义者风头较劲的一年。

  4.《读书》向左转,《战略与管理》向右转。《读书》杂志创刊二十年来,一直被看成是中国知识界的最重要的阵地,自前几年沈公退休,由董秀玉、黄平、汪晖任主编以来,颇受自由派知识分子诟病,以某女士年初在香港撰文为开端,知识界发出了“《读书》已经变质,不再代表知识界,已成为‘新左派’的独家宣传阵地”的声讨,并举例《白银资本》,说此书出版前后,《读书》只发了两篇赞誉性文章。《战略与管理》向以实学为宗旨,由于一直以来的言论犀利,思想自由,在今日终于声誉鹊起。但有人指出,由于办刊人员的变动,其思想主张开始倾向自由主义。现《战略与管理》定数持续上升,主编高超群等编辑均为不到30岁的年轻人。《战略与管理》成为2000年学界新锐刊物。

  5.长江《读书》奖引发知识界大规模争议。四月底,由《读书》杂志与香港李嘉诚基金会共同创议颁发的长江《读书》奖引起议论。引发微辞的是费孝通的《费孝通文集》、汪晖的《汪晖自选集》和钱理群的《想起七十六年前的纪念》。因为费孝通是特邀名誉主席,汪晖是学术委员会召集人,钱理群是评审委员会成员。同时,文章奖的范围只限于《读书》上发的,倾向性太强。而获奖学术著作题材相近,如《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都是思想史范畴的著作,后两种更是同一家出版社的同一套丛书之列的。由于以上诸问题,从学者朱建国肇始,众多知识人称此次大奖为“学术丑闻”。此事也可看作是部分知识人对近年《读书》所发生的巨大转变及倾向的不满的总爆发。争论最先由旌旗阅读栏目发起,几乎波及所有网站和媒体,最后由中华读书网出版图书《学术权力与民主》而告终。10月28日下午,部分学术界知名人士云集国家图书馆报告厅,首届“长江读书奖”颁奖仪式在这里平静举行,会上苏力和何清涟等获奖者作了精彩的演讲。

  6.思想整合讨论会。由杨帆先生主持的思想整合讨论会自2000年 1月开始开了四次,历时将近一年。参与者有杨帆,王小东,张祥平,杨继绳,卢周来,丁东、王东成、张陶伟,韩德强,温铁军,黎明,崔之元,顾海兵,孙宾、左大培、韩德强等学者,参加者就自由主义、新左派、全球化、文化革命、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等问题进行了的广泛的讨论,取得了不错的思想成果,成为2000年学界较为瞩目的焦点。

  7.知识界声援余杰抗议作协拒不履行就业协议。北京大学2000年应届毕业生余杰硕士,手持他本人、北京大学、中国作家协会及中国现代文学馆之间正式签订的《就业协议书》前去用人单位报到,却被拒绝。余杰于10月1日晚在网上发表致中国作家协会的公开信,声称要“为我自己——一个普通公民的权利而奋斗”。之后由任不寐、摩罗、郭铁成、李新宇、李柏光、胡彬、许晖、申维、余世存、孔庆东发表联名声援信。著名学者崔卫平、金雁、谢泳、徐友渔、丁东、王毅、王富仁也在网上发表声援余杰的公开信,并发表文章《我们为什么声援余杰》。但是在网上也有诸多反对余杰言行的声音。两派争锋交战甚为激烈,一时成为网上最热闹景观。据传此事余杰仍在努力。

  8.高行健获诺贝尔文学奖后的祝贺和抗议。当地时间10月12日13:00(北京时间12日19:00),瑞典文学院宣布,将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旅法中文作家高行健。消息传来后,由于不满媒体的沉默、作协和外交部的声明,余世存、笑蜀、摩罗、余杰在网上发表致中国作家协会的抗议书,并于10月16日发表致高行健先生的贺信。与此同时,网上展开持久不衰的高行健热。文化中国网站在网上首发《灵山》电子版,而私印的《灵山》也在大陆各地悄然蔓延。12月10日高行健去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领奖,并以中文发表得奖演讲《文学的理由》。12月20日,高行健获奖作品研讨会在广州召开,参加者有杨克、谢有顺等人。

  9.2000人文学者南极行动。8 月25日下午,鹭江出版社收到国家海洋局的正式批文,得知该社策划组织的“2000人文学者南极行动”,已获准编入国家第17次南极考察队计划。著名学者葛剑雄与何怀宏、周国平、郑俊琰(阿正)、邵滨鸿、唐师曾等六位人文学者经过严格的身体检查、心理测试和一系列的训练后于12月 8日开始了南极之行。策划人阿正把这次活动称为“极地沉思”,他说出了这次活动的目的:对南极进行人文方面的思考——只有当人类整体性地从南极堪忧的命运里解读出自身未来悲剧的痕迹,并从而认真地反思、悔恨和救赎的时候,南极才可以真正地被称为人类最后的一块避难所和永恒的福祉。

  10.神学自由主义、王小东民族主义浮出水面。王小东于6月25日在香山做了关于民族主义的演讲,集中阐述了他的中国当代民族主义的理论。在演讲中他提出了生存空间、少数人决定多数人的命运、尚武精神等问题,自成一派、颇有创意,被人称为王小东民族主义,并已引起有关争论。年底,任不寐先生在《90年代的精神出路》一文中提出了神学自由主义的概念。他指出:“在这条道路上的是‘中间偏右’的一些独来独往的思想者,他们以圣经文明的精神资源为依托,来反思中国自由之贫困以及中国自由之可能。从思想史的角度,可以称之为‘神学自由主义’。”并指出这一派在年轻学人中有邵建、任不寐、摩罗、尹振球、萧瀚、李柏光等等。之后,年轻学人就信仰、基督教、自由主义和神学等问题在思想的境界、当当读书论坛等bbs 上开始了广泛的讨论。有理由认为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才是个开始。

               (坏郭靖 整理 于2000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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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评论

1........我为什么坚持反对逆向种族主义的立场?

                        作者:王小东

  此文是应一些青年朋友要求我回答为什么在全球化时代还要坚持爱国主义而写。然而,站在一般的立场上讲这个题目,也许一个循循善诱的中学或大学的公民课老师会比我讲得更好。我认为不同的人爱国,很可能是基于不同的理由,我们也许有必要多听听不同的人爱国的不同的理由。在爱国已不再被人们认为道德高尚,不再被人们认为时髦,不再被人们认为符合时代潮流,甚至不再被人们认为符合“理性”的时代,为什么仍有一些人坚持爱国的,或者说是民族的立场?每个人的理由也许并不完全相同。我只能讲讲我自己的。
  我认为我自己从一开始实际上仅仅是反对逆向种族主义,还没有上升到“爱国主义”,特别是“全球化时代”的“爱国主义”的高度——恐怕到现在也没有上升到。逆向种族主义这个我自己杜撰的词听起来有点生僻(其实我也是在和逆向种族主义斗了将近十年之后才发明这个我认为最为贴切的词的),但实际上它的内容非常质朴,就是中国人是低劣的、中国文化是低劣的,这里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细分,凡是沾上“中国”这两个字,那就是低劣的。至于那些汗牛充栋的论述,无论是文学的、大众传媒的,还是学术的,实际上都是先定了这个结论,然后再为此寻找理由。它产生的原因我认为也非常质朴。与此相对,我反对逆向种族主义的原因也是质朴的。质朴的思想虽然高度不够,但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的“强健性”。简单地说,就是它的对与错并不受一些更为细化的东西的影响。我反对逆向种族主义的立场,其实也与对于所谓“全球化时代”的一些更为细化的判断无关。虽然我对于所谓“全球化时代”也有自己的一些更为细化的观点,但从逻辑上说,即使我不坚持那些更为细化的观点,我还是会坚持反对逆向种族主义的立场。


一. 无法接受这种对于智力的亵渎


  我认为逆向种族主义实在是没有道理的,他们的很多说法实在是非常荒谬的。如果能够允许我把他们的荒谬说法都举出来,并按字数付稿费,我可能可以发一笔不小的财。在这里,我只能举一些顺手拈来的例子。
  前几天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让我拿这群恶心的中国人怎么办?”初看之下,以为“中国人”又犯了什么十恶不赦的天条了?细看之下,无非是一个在美国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发现班里的其他中国留学生“弄来了s olution book(习题答案)和前人的作业与project,大家改头换面,除了算法什么都变。然后交作业前大家讨论核对,拿出最佳方案”,然后又将 “美国人”怎么好,“中国人”怎么坏大大抒发一番。就这么一件事,简单地说就是“抄作业”吧。我并不赞成抄作业。问题是抄作业虽然不好,也算不上什么大恶,甚至是完全合法的:没有任何规定禁止同学们互相交流学习心得,而交流到什么程度算“抄”,什么程度不算?实在没有操作性。更主要的是,这与“中国人”有什么关系?
  我没有在美国上过学,但我在日本上过学。我在日本上学时,曾有东京大学的学生会来找我,说是他们从计算机里调出了数学分析课老师的整个题库,听说我是数学系毕业的,希望我能够帮着把这些题都解出来,俾使全体同学再不受老师的酷刑折磨。我幸不辱命,帮他们全解了出来,同时很赞赏他们的学生会:真替同学们办事,我们的学生会怎么就没替同学们办过这种事呢?说到这里,我准知道,“让我拿这群恶心的中国人怎么办”马上就会扩大化为“让我拿这群恶心的东方人怎么办”了。可是且慢,我看到报道,说是互联网发展起来后,美国提供习题答案,乃至替写学位论文的网站比比皆是。取巧心理任何民族都有,与“中国人”何干?需要声明的一点是,我在这里决不是为现在中国泛滥成灾的花钱买学位辩护。个人有取巧心理是正常的,但社会制度应该尽可能公正,不让个人轻易取巧。我必须指出的是,花钱买学位泛滥成灾是最近十来年的事,而在这之前一千多年的历史上(文革那几年除外),中国无论有多少缺点,有关学位的事情是全世界最公正的。因此,这与“中国人”无干,而是体制上出了一些问题。把体制上的问题都笼统的归罪于“中国人”、“中国文化”,恰恰是逆向种族主义极为有害的一面,并充分暴露出它的帮闲嘴脸,这我在后面还要讲。回到前面那个帖子上去,从这个道理说,如果抄作业真是那么坏,我们就不应该说“让我拿这群恶心的中国人怎么办”,而应该说“让我拿这个恶心的美国制度怎么办”——你美国不是号称法制国家,号称不怕人坏、用制度能把坏人制住吗?怎么就到今天还没想出办法来把抄作业制住呢?
  这个帖子只是一个少不更事的年轻人写的,涉及的事情也不大。然而,这只是一个顺手拈来的小小的例子,我们自己可以想一想,类似的例子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多少。更为重要的是,在那里领导着荒唐的,然而浩浩荡荡的逆向种族主义大潮的并不是这种少不更事的年轻人,而是无数的著名学者、教授、作家、艺术家,乃至高级官员。他们也不仅仅是谈谈抄作业这种小事,他们是成系统的制造谩骂中国整个文明、中国整个种族的所谓“学问”、“思想”。他们以自己的所有聪明才智,以自己的生花妙笔,判定了一切与中国有关的东西都是“下流的”——也许只有他们自己除外。他们之中有些人在其他方面很有成就——我深为他们把智力浪费在鼓吹逆向种族主义上感到惋惜,而另一些人则一辈子没干别的,仅凭“论证”了中国文化是低劣的、中国人是低劣的,就成为了大人物,获得了大把大把的花“低劣的”中国纳税人的钱的特权。他们所遵循的逻辑,和这个帖子大致相同——很明显,这个年轻人写这个帖子的逻辑就是从他们那里来的。我认为这是一个超级的“皇帝的新衣”。我是靠出售自己的智力吃饭的所谓的“脑力劳动者”。我可以遵循这个行当现今的规矩,去认可、去追随、去颂扬逆向种族主义,以此而在中国由他们主导的学术界谋生。可我觉得,如果我不把自己的想法喊出来,喝破这个皇帝的新衣,先不去论什么“爱国主义”之类的更高深的事,这首先对于智力是一种亵渎。如果我们这个已经有了数千年文明史,有十三亿人的民族,没有一个人出来挑战这种对于智力的亵渎,那我们还就真是劣等到家了。幸而我们还有人出来。
  所以,我反对逆向种族主义。


二. 不能接受一些人把自己的过错和罪恶推到整个民族头上


  逆向种族主义之所以能够形成今天这种大势,当然有着它的历史原因。我们可以看到:二十世纪出现过两次全面否定中国文化、否定与中国有关的一切的大潮(我倾向于不把第一次也称为逆向种族主义,因为在第一次大潮中,许多全盘否定中国文化的中国知识分子还是爱这个民族的,这一点与当代的这一次有很大不同)。第一次的原因显然是中国败于外国之手,而且败得很惨。第二次,也就是当代这次,则是出现于中国败于一些中国人之手,而且败得很惨。从这个意义上说,逆向种族主义是有着自己的历史原因的。因此,那么多中国人为逆向种族主义所惑,是可以理解的。但可以理解,并不等于逆向种族主义就正确。从智力的角度说,逆向种族主义是极为弱智的,这在前面已经谈了;从实际功用的角度说,逆向种族主义并没有像它的倡导者们所鼓吹的那样,使中国任何中国社会改进了什么,反而是使它强化了原有的缺陷,放弃了原有的长处,还添了数不清的新毛病,这我在后面还要谈。
  在“文革”中,一些中国人遭受了不少磨难,整个国家也遭受了不少磨难,而这一切磨难又确实很难归咎于外部势力。由此而认为是中国这个文明,乃至中国这个种族出了毛病,虽然并不正确,倒也是人之常情。故此,我对很多持有逆向种族主义思想的人表示理解和同情。
  然而,有一些逆向种族主义者就不那么值得理解和同情了。这些逆向种族主义者往往出身于中国的上层,自认为在“文革”中吃了一些苦,特别是吃了下层的一些苦,便心怀怨恨,并把怨恨的对象扩展到整个中华民族。其实,中国当时所受的磨难,恰恰是他们这些人自己,或是他们那个阶层制造出来的。应该受责备的恰恰是他们自己,而不是中国文化或中华民族。我们宽容了他们,他们却把自己所犯的过错和罪恶推到了我们头上,并且为他们自己现在搞腐败制造理由:中国人是坏透了,我们算是看透了,因此,我们搜刮够了之后投靠外国,或是投靠外国帮他们搜刮,完全正当、完全有理由;不是我们不仁不义,而是中国这个文明,中国人,自己烂透了。这就是相当一部分逆向种族主义者大力提倡逆向种族主义的根由。实际上,逆向种族主义的兴起和这些人很有关系:在当时,离开了他们的权力和金钱,逆向种族主义很难获得那么大的势头;在今天,离开了他们的权力和金钱,逆向种族主义更是很难继续保持对于大众传媒和学术讲坛的垄断。
  这里我要特别讲一下所谓“全民忏悔”的问题。最近在一次讨论“文革”的会议上,又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我当即回答说,我不忏悔,我没有犯过什么错,我为什么要忏悔?于是有些人便大怒。这些义愤填膺的人,却往往是在“文革”中犯有过错或罪恶的人。是的,我不忏悔。记得在“文革”的抄家热中,我的一个小伙伴的家被抄了,他哭着跑到我家来,我和我的家人并没有和他“划清界线”,更没有“斗争”他,而是善意的接待了他。我家,还有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即使是在“文革”中,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良知从未泯灭过。这样的中国人仍旧是占大多数,我们为什么要忏悔?所谓“全民忏悔”,混淆了责任。而混淆责任,则往往就是为作恶者开脱。
  我准知道,有些人又会提出德国民族忏悔的例子,大讲中国人是一个不知道忏悔的民族,因而又是十恶不赦了。我想说,这根本不一样:德国的事情,确实是一个民族对于其他民族犯下了罪恶;而中国的事情,则是一小部分中国人对于其他中国人犯下了过错和罪恶(请注意我始终加上“过错”一词,以表示宽容之意)。应该是他们忏悔,而我们这些中国人,应该是要求他们忏悔。而他们,今天不仅没有忏悔,反而站到了“道德制高点”上,把他们自己的低劣归咎于中国文明,归咎于中国人。我认为这才是逆向种族主义的实质。
  所以,我反对逆向种族主义。


三. 对于逆向种族主义虚假的反叛姿势感到恶心


  逆向种族主义者们往往摆出了一个反叛的姿势,正是这个姿势,而不是他们的理论和智慧,自80年代以来博得了不明就里的大众的同情和支持。其实,他们的算盘精得很,他们利用的是自己在信息方面的优势。他们深知在中国,你只要摆出一个反叛的姿势,就绝对能哗众取宠。另一方面,他们也深知,他们的这个针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反叛姿势,不但不会触怒权势者,反而是投其所好的。这理由我在前面已经讲了。《河殇》就摆出了这么一个姿势,这个姿势令当时的公众为之倾倒。直到今天,大多数人虽然已经认清了他们的理论的浅薄,却仍旧神往于他们的勇气。恐怕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些人因为搞了《河殇》而得到了巨大的物质利益。
  今天,许多当时的逆向种族主义者已经成了教授、局级以上干部,掌握了学术和大众传媒,有了思想界的生杀大权。你不顺着他们的道走,就发不了文章,拿不到学位,评不上职称。你顺着他们的道走,你就有了“很高的学术水平”,你就可以得到破格提拔。于是,一些聪明的年轻人继续摆出这个虚假的反叛姿势,以期既得到公众的同情和支持,又拿到权势者给予的权力和金钱。当然,今天更多的人认清了他们的姿势的虚假,权力和金钱他们可以继续拿,但公众的同情和支持则少了一些。于是,他们便气急败坏的大骂“民族主义”。
  逆向种族主义的反叛姿势的虚假性的另一个方面,则是黄纪苏在《革命及相关词语》艺文中分析的最透彻,我希望读者能看到它的全文,我在这里只能引用几句,挂一漏万:“仗着洋人看不起官,认为在一体化的全球,洋人才是师祖,官不过是收编的邪派,要矮着一辈儿,自己虽然更矮,但与师祖最亲,是精神上的嫡系。”因投靠了更强大的权势者而摆出的反叛姿势,实在是算不上什么反叛。
  所以,我反对逆向种族主义。


四. 逆向种族主义确实起了许多坏作用


  当然不能把中国所有的问题都归咎于逆向种族主义,我也从来没有这个意思——那些以此来指责我的逆向种族主义者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我只是想说,逆向种族主义绝没有起到它的倡导者和他的支持者所吹嘘的那些伟大的好作用:改造中国的国民精神,解决诸类弊端,使中国走向现代化;相反,它很起了一些坏作用。
  它把中国所有的问题笼统的归咎于“中国文化”,归咎于“中国人”,这不仅如前面所说的混淆了责任,模糊了问题的真正所在,而且涵着一个意思,就是因为中国是从根上坏了,从人种上就坏了(有些逆向种族主义这是公开这么说的),所以也别指望什么更好的前景了。9 0年代,逆向种族主义理论就明显的被用到了这个方向上。于是,权势者腐败有理了(当然,论述腐败有理有一条统一战线,经济学家们是从另一个角度论述腐败有利的),心安理得了,责任也被推到了“中国人”头上了。于是,无权无势者逆来顺受了,谁叫我们是劣等民族呢?谁叫我们生自出劣等人的肚子呢?
  它并不像开始所宣称的那样,反掉了与中国有关的一切,就会使中国人拥抱确实是由西方人发端的自由和民主。实际上,逆向种族主义完全可以调过来使用:既然中国人是劣等的,不像西方人那么高贵,那么,中国人就不适合享受自由和民主,他们享受了这种权力就会把事情搞得极坏。我在8 0年代就预见到了可以这样使用逆向种族主义,而到了90年代,他们果真这样使用逆向种族主义了。逆向种族主义被精英们用作要防范一般中国人,不能给用一般中国人太多权利的理论根据。
  它使得我们这个民族丧失在国际上争取自己权利的意识,要求我们高高兴兴的顺从国际上的权势者,比中国人更“高贵”的白人的统治。美国人杀了中国人,中国人抗议几声,那些逆向种族主义者就破口大骂,说是中国人“狭隘”、“暴力”、“愚昧”、“非理性”,总之是低劣。他们要替“高贵”的白人培养听话的奴隶。这对于西方人也许是件好事,但对于中国人决不是什么好事。
  它阉割了中国文化、中国人的思想创造性。中国思想界这些年来缺乏创造性是明显的。一些逆向种族主义者也在大谈中国思想界的浅薄、贫乏,当然他们又由此证明自己是说对了:看吧,中国人就是劣等,在思想上创造不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我则认为,中国思想界的浅薄、贫乏固然有着其他原因,而逆向种族主义也是原因之一。试想,整天想着自己民族是劣等的,有着比自己更为高贵的人种,还有什么可能提出创造性的思想,还有什么可能欣赏其他中国人提出的创造性思想呢?中国思想界缺乏培育创造性思想的氛围,在相当程度上就是被逆向种族主义窒息的,正是他们,在当今中国的思想界占据着主导地位。把中国的事情搞坏,然后又以此为依据,来证明中国就是不行,这就是逆向种族主义的伎俩。
  这里还有一个悖论,就是“全盘西化”。我并不因“全盘西化”是“西化”而反对,如果这确实对中国有好处,为什么不呢?可这里有一个问题,西方人中可很少有自己民族、自己文化是劣等文化的逆向种族主义者,他们中的种族主义者都是正向的,即认为别的民族是劣等的,自己民族是高贵的。逆向种族主义的“全盘西化”又怎么行得通呢?
  所以,我反对逆向种族主义。


五. 结语


  我们中国人本不应如此作践自己。我们中国人,和许许多多的其他民族一样,当然有很多的缺点和问题,特别是在近现代,我们确实是屡战屡败。但作为一个文明,作为一个民族,从整个的历史长河看,我们的文明过去是辉煌的,今天也仍旧充满活力,我认为这一点无可争议。
  欧洲议会的中国关系委员会的主席曾来找过我们。我不知道这算是个什么级别的官,但就从他能够会见中国最高级别的领导人来看,大概级别也不低。他在把代表团的其他正式成员都赶回家之后,特地以私人身份在中国多停留几天,来会见一些中国人。我们问他为什么来找我们。他说:他和其他一些欧洲人认为美国的资本主义道路将来肯定行不通,而举目望去,只有中国有力量领导这个世界走另外一条更好的道路。当然,他说:对中国目前的状况相当失望,中国的力量现在只是一种潜力;他找我们就是想探讨探讨中国有没有人在思考新的道路,有没有在未来领导人类走更好的道路的意愿和思想。
  我准知道,一些人又会跑出来嘲笑,我这也是“挟洋自重”,西方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人(虽然是西方人,但如果赞扬了中国,则这个西方人也变得劣等了——这是许多逆向种族主义者的思维)捧了中国几句,我就拿来做根据了。我并非以此作根据,我对于中国的信心当然不能依赖于一个西方个人的观点。我的信心来源于中国文明在历史上的辉煌。但这个西方人却是在一点上触动了我:我们中国人确实也应该多考虑考虑全人类的事——不是只考虑如何去“接轨”和“融入”,而是也要考虑考虑如何把这个世界改得比现在更好。我打算今后多考虑考虑。
  让他们去嘲笑和谩骂吧,我坚持自己的反对逆向种族主义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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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阵地

1........《世纪选择》丛书前言——超越左右翼

                         作者:杨帆

  本套丛书在思想上酝酿已久。
  90年代中国改革和发展,充满着矛盾和冲突,一方面是经济迅速繁荣,资本范畴不可避免地在中国出现;一方面由于权力是改革的起点,腐败和两极分化必然蔓延,战略产业受到损失。这不是偶然的失误,而是我国渐进改革特殊内在矛盾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这就是:权力资本化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矛盾,全球化和民族利益的矛盾。如果不及时进行根本性的战略调整,当我国内外债务借到极限时,在突发事件的冲击下,即可能出现金融危机,而在中国,危机一旦爆发,就可能是总体性的。
  超前认识危机,提前防范危机,尽力把未来危机的因素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使中国能够稳定度过改革开放不可避免的“阵痛时期”,是我国思想界,学术界的历史使命。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但是我们又不能够不认识到其中蕴涵的巨大风险,一旦失去社会稳定与各个社会力量的基本平衡,中国将陷入比俄罗斯更大的灾难,如此,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将毁于一旦。因此,进行战略调整绝对不是反对改革开放,而是为了在根本上保证改革开放的健康发展。
  但是,在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却出现了顽固的“市场教条主义”,以“右翼经济学家”为主要代表。他们是在90年代政府的政策导向和特殊优惠政策鼓励下发展起来的,又得到了国内外资本的支持,正在形成学术垄断。这种市场教条主义在思维方式上并没有超过计划教条主义的水平,只不过是在同一层次上的简单对立,这就严重地阻碍我们认识目前问题和未来危机。更为严重的是,一旦市场经济教条主义与新形成既得利益集团相结合,并被国际敌对势力所利用,就必然以各种手段排除异己,树立学术霸权,从根本上破坏经济学以至整个社会科学的客观公正性和“实证性”。陈岱荪先生在1 995年已经指出了这种危险倾向,他的文章收录在本套丛书之一,卢周来主编的中国一部分中左翼经济学家的代表作文选中。作为经济学界公认的前辈,他的告戒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也是我们这批“中青年,中左翼经济学家”与其他领域的思想家共同努力,批评和克服上述错误倾向的基本依据。
  本套丛书,在深刻认识国内矛盾和外部环境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力图对中国改革开放进行初步的总结和反思,对未来危机因素作出客观的分析,并提出自己的反危机对策。作者和编委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中青年,中左翼经济学家”,将作为一个群体出现,个人发表自己的意见。大家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但为了打破“经济学右翼”在经济学以至整个社会科学的垄断,促进学术自由,越来越多的人将参加到“非主流”。这比某一个人,创造一个具体的主张和观点,更为重要。
  第二部分作者和编委,是一部分非经济学的社会科学家和人文知识分子,大致包括: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4种思潮。我以1 年的时间与各类思潮的代表人物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质疑,这方面的思想争论和整合,将纳入另一本文集,为经济学的“左右翼之争”,提供广泛的学术背景。
  批评经济学右翼思潮,不是为了树立“中左翼”的学术垄断,而是为了达到“超越左右翼”的结果。我在1995年使用了这个概念,希望中国思想界能够主动进行思想整合。在社会科学日益利益化的背景下,加上“文人相轻”,这种整合非常困难。但是我对此充满信心。因为中国的反危机,要求我们必须做到这一点;中国的文化传统具有吸收和整合能力,优秀的知识分子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开放的眼光。近年来国内外学界越来越多的关于“第三条道路”的呼声和研究成果,正是“超越左右翼”的努力。
  历史,社会实践,和大多数中国人民,将对我们今天进行的争论和探索,作出公正的评价。

              2001.1.1.千年世纪之交 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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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广场

1........[参考资料]样板戏的“蛊惑”

                         作者:张闳

  对“样板戏”的理解上的矛盾 

  对于许多人来说,“样板戏”似乎是一个十分遥远的记忆。但有时它又恍若昨天的事。在今天,它那熟悉的旋律仍间或回响在我们的耳边:或者是在官方的节日庆典的舞台上,或者是在民众日常休闲的时间里,无意之间的顺口哼唱中。毫无疑问,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生活仍然与“样板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的性质和意义错综复杂,让人一时难以索解。而我感兴趣的是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对待“样板戏”的态度。我们无法证明这些知识分子对待“样板戏”的真实态度,但从表面上来看,他们(与官方和一般民众相比)似乎更倾向于否定。在知识分子看来,“样板戏”往往就代表产生它的那个年代,对“样板戏”的否定也就意味着对那个年代的否定。知识分子从自己特有的理智和情感出发来否定“样板戏”,然而,他们的那些否定性的意见却充满了逻辑上的混乱。人们往往能够找到比较充分的理由和根据去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而在对“样板戏”的否定方面却只有一些模糊、混乱、似是而非和自相矛盾的说法。 

  从我们目前通行的当代文学史著作(主要是大学文科教科书)来看,通常将“样板戏”看作是以江青为代表的极左派文艺思想的产品,其无论从思想上还是从艺术上都毫无可取之处。这种说法当然是有一定道理的。毫无疑问,在“样板戏”中,极左文艺思想的一些基本理论(如“三突出”、“阶级斗争”等)都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但另一方面,一些有关“文革”和“四人帮”的批判文章中却又声称,“样板戏”是江青等人对“十七年”无产阶级文艺成果的窃取和加以符合其帮派利益的改造的结果。这一说法同样证据凿凿。因为,“样板戏”的原本确实是“十七年”文艺的产物。以上的两种说法之间的矛盾之处是显而易见的。对于前一种说法而言,对于“样板戏”的否定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是与对“四人帮”的文艺体系的否定联系在一起的。但对这一说法的认可,同时也就意味着必须首先承认“样板戏”是江青的作品,并且,如果我们找不到充分的证据证明“样板戏”在艺术上的失败的话,那么,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在否定江青的政治思想的同时,却又不得不肯定她的艺术成就。后一种说法事实上就是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样板戏”的艺术成就,在此前提下来否定江青个人的人品,即否定其利用个人权力进行艺术剽窃的不道德的行径。否则,如果我们全盘否定“样板戏”的话,那就不仅仅是“样板戏”的问题,而是涉及整个“十七年”的文艺的理论基础。从表面上看,这些仅仅是表述上的矛盾之处,但它也暴露了当代知识分子的艺术观念上的混乱及其在艺术批判方面的立场的丧失,进而也是其在社会政治批判和文化批判方面的立场的丧失。在他们对于“样板戏”(还有整个“文革”)的慷慨激昂的批判的背后,我们却可以看出一种精神上的空虚和批判理论的匮乏。 

  简单的否定“样板戏”(和“文革”)是容易的。对“样板戏”采取某种坚决的拒绝和厌恶的态度,也许可以证明批判者的鲜明的道德立场,但这毕竟只是一种简单的和粗糙的道德。这一切并不能帮助我们抵消“样板戏”和“文革”给我们带来的巨大影响。“文革”并不是想发动就能发动的,同样,“样板戏”也不是想制造就能制造的,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样板戏”的影响也不是想消除就能消除的。如果我们不能发现和破译这些“样板戏”的话语运作机制和生产秘密的话,那么,我们也就不能说是真正了解了“样板戏”。而对于一种尚不充分了解的事物,我们又如何能够说可以从根本上克服它呢?如果我们不能够深入研究和理解“样板戏”(和“文革”)的发生和运行的机制,我们也许能够对已有的“样板戏”作出明确地判断,但却未必能够真正有效地识别其它种种“样板”文艺现象。在今天,我们彻底否定了曾经发生过的“文革”,难道我们就能够说“文革”从此永远成为过去了吗? 

  “社会主义现代主义” 

  这个概念我是从张颐武处得来的,能否成立尚有待论证。暂且向张颐武借用一下。 

  如果我们将“十七年”的文艺看作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又要强调它与“文革”的“样板文艺”之间的差别的话,那么,其差别又何在?我们可以依据现实主义理论来检验“十七年”的文艺,并可以批评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违背了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但是,如果也以此标准来指责“样板文艺”的话,就会有些不着边际,就好像是根据“米”来抱怨“尺”不够长。“样板文艺”显然不是现实主义的。无论从那个方面来讲,它与我们通常所认为的现实主义都有着根本性的不同。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往往会指责“样板文艺”的反现实主义性质。 

  当然,不能说凡是带有反现实主义倾向的就一定是现代主义的,但“样板文艺”与现代主义的距离显然比与现实主义的距离要近得多。“样板文艺”所体现出来的美学的确符合现代主义美学的某些基本精神。现代主义是对资产阶级美学(特别是1 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美学)的一种反叛和否定,而这也正是社会主义文学的理想,是“社会主义现代主义”的美学原则。社会主义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在其根本之处有着某种精神上的相通。因此,如果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成立的话,那么,“社会主义现代主义”就有可能是作为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补充,而成为对资产阶级的艺术和美学的“超越”。 

  作为现代主义文学之一的未来主义,其美学原则也很容易为社会主义文学所接受。未来主义要求表现代表文明进步的事物,表现超越历史和现实的事物,这一点与社会主义之美学原则完全相吻合。正因为如此,作为未来主义者的马雅柯夫斯基很快就与无产阶级的美学理想一拍即合。他的“红色鼓动诗”也就很自然地成为无产阶级文艺的一部分。而中国在“十七年”和“文革”期间所涌现的大量的“政治抒情诗”,往往会袭用马雅柯夫斯基的“阶梯体”的诗歌形式,尽管中国的诗人完全缺乏马雅柯夫斯基的那种形式上的创造性。 

  现代主义并不要求忠实、客观地再现现实,而总是对现实加以变形处理和赋予作品内容以某种“寓言性”。这种“寓言性”在“样板戏”中表现得也很充分。并且,根据社会主义的原则,它剔除了寓言中的个人性,而转化成为一个公共“寓言”,一个富于教育意义的现代“寓言”。“教谕”功能自然是艺术的一个十分古老的功能,但社会主义文艺的“教谕”功能则往往借助于现代化的艺术手段和艺术形式,来达到这一目的。这一点也正是布莱希特对于社会主义文艺的伟大贡献之一。 

  以“样板戏”为例,也许能更好地说明问题。“样板戏”选取中国古代民间戏曲形式并对其加以现代化的改造,来作为自己的基本艺术形式。从表面上看,这似乎仅仅是为了实现“古为今用”的美学承诺,但我们却不能忽略中国传统戏曲在其形式本身所具有的意义和功能。中国传统戏曲在艺术形式上更将近于现代主义艺术中的象征主义和表现主义。布莱希特就从这种艺术形式中吸取灵感来创造他自己的“史诗剧”。“样板戏”在其内容上至少在当时被认为是代表了一种全新的历史意识。在形式上则改造和“复活”了传统的艺术形式,并赋予这种形式以现代意味。从它的结构安排、台词和唱腔设计、舞台艺术(灯光、舞美、音乐等)设计以及舞台表演等方面,都经过了精心的安排。它大量地运用夸张、变形、隐喻、象征、讽喻等现代主义的手法,具有浓郁的现代主义色彩。在这些方面是“十七年”文艺所无法与之相比的。 

  其它“样板文艺”也具有同样的特点和功能。比如,在“文革”期间的红卫兵的舞台艺术中,经常使用的所谓“追光”技术(即以一束红色的光芒自舞台上方照射到舞台上,而一群红卫兵和革命群众则迎着光芒表演追逐的动作),也可视作是对现代主义手法的运用。其它政治宣传品在艺术材料的使用方面也常常十分大胆和富于创造性。至于像《虹南作战史》之类的文学作品,其在形式上的创新,也是值得注意的。它在艺术虚构本文之中用黑体字插入政治领袖的“语录”,可以说是使“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形态真正获得了一种形式上的表达,或者说是对意识形态的“本文化”。仅就本文形式而言,它简直就是一个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本文,如同乔依斯的《尤利西斯》一样。 

  人们往往过分强调现代主义与社会主义之文艺之间的对抗性,将现代主义看作是对社会主义美学原则的反叛,却忽略了现代主义文艺在经过社会主义的改造之后,也能成为社会主义文艺之一部分,也能为社会主义文艺路线服务。与一般现代主义不同的是,“社会主义现代主义”是国家文艺之一部分,是在国家权力的支配下的一种文艺运动。因此,它必然与国家权力之间产生密切的联系。而我们如果以一般的文艺美学方法或形式主义艺术理论来研究和批判这些“样板文艺”显然是基本上无效的。 

  “民间性” 

  陈思和在《民间的浮沉——对抗战到文革文学史一个尝试性解析》一文中,初步地涉及了对“样板戏”的解析。尽管这篇文章不是有关“样板戏”的专论,但它提出了理解“样板戏”以及其它革命文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范畴:“民间性”概念。陈思和指出,在“样板戏”(以及抗战以来的革命文学)中,在其革命的主题和形式的遮蔽之下,深藏着某种“民间性”成分。比如,阿庆嫂的民间身份,《红灯记》、《沙家浜》中的民间“斗智”故事的原型,以及诸如《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等小说对民间传奇故事形式的袭用,等等。陈思和得出结论说:“民间文化在各种文学文本中渗入的‘隐形结构’的生命力就是如此的顽强,它不仅仅能够以破碎形态与主流意识形态结合以显形,施展自身魅力,还能够在主流意识形态排斥它,否定它的时候,它以自我否定的形态出现在文艺作品中,同样施展了自身的魅力。”[ 载《今天》(纽约),1993年第4期,第142页]这的确是一个极有价值的发现。我们甚至还可以找到更多、更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这一发现的合理性。并且,自从陈思和的这一篇以及一系列相关的文章问世以来,“民间性”就成了现代文学研究界(甚至包括整个人文科学研究界)一个通行的概念。然而,这仅仅是指出了问题的一个方面。更为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提出这些发现究竟是要说明什么呢? 

  众所周知,中国现代文学自“五四”时期起,经过30年代和40年代,直至50年代,曾有过多次与“民间性”问题有关的讨论。比如,在4 0年代初期的那次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中,人们相信,通过对本民族的民间文艺形式的有目的的改造和借鉴,可以为现代新文学带来精神上的革命性变化和形式上的创造性活力。因而,新文学很快就在其艺术精神和形式上倾向于民间文化。“五四”时期被启蒙主义文学所排斥和批判的民间传统文艺形式,在4 0年代之后的文学中获得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民间化”成为某一类文学的基本的美学原则。这一原则在1949年之后则转化成为一种支配性的原则。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假象,即认为4 0年代之后的文学是一种“民间化”的文学,或者说是一种“民间性”占主导地位的文学。 

  不错,通过分析,我们确实能够从“样板文艺”中发现某种“民间性”因素。但并不能据此得出结论,认为这是“民间性”对于官方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胜利,恰恰相反,它只能是“民间性”的彻底的失败。换句话说,“样板戏”对于“民间性”艺术形式的援引过程,并非是对于“民间性”的获得,相反,它是一个“民间性”的不断丧失的过程。比如《红灯记》,也许可以从中发现一个“侦破故事”和一个关于家族事业世代传承的故事(该戏原作最初的名字就叫做《自有后来人》)。就后一故事的原型而言,它似乎可以认为是对古老的民间传说“愚公移山”的演绎。它也确实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愚公移山”故事的精神。但是,如果我们仅仅这样来解释《红灯记》那就未免太学究气了。我们必须看到《红灯记》对于古老的民间传说的现代改造。“愚公移山”的传说中的家族传承依照的是自然的血缘延续的原则,它体现了上古时代的社会关系。而《红灯记》则对这一自然的人伦原则作了一番根本性的改造,它以一种全新的阶级意识彻底打断了自然的血缘纽带,用阶级关系破坏、改造并取代了自然血缘关系。在这里,“民间性”因素的出现,并不是为了使它得到强化,相反,而是为了从根本上取消它。其它诸如在《杜鹃山》一剧中,那些农民起义军那里所体现出来的“民间性”,在《红色娘子军》一剧中,女奴吴琼花身上的“民间性”,等等,其结局也都一样。可见,这一“取消”原则同样也适用于对其它“样板戏”以及革命文学的解释。 

  陈思和还注意到了所谓民间文化中的另一面的特性:其“藏污纳垢”的性质。并认为这是一个文化人类学和文化哲学的问题。但在现代文学的问题领域内,情况并不完全是这样。对于现代中国的文学精神构成障碍的并非民间文化中的包含的“污垢”,也就是说,并非民间文化的所谓“藏污纳垢”之性质妨害了文学的“纯洁性”,相反,恰恰是革命化了的“清洁的”文学,葬送了文学中的应有的自由精神和得益于民间文化的艺术活力。 

  由此看来,陈思和的“民间性”理论是一个颠倒了的真理,它的逻辑应该被反过来理解和运用,至少在对“样板戏”的解释方面是这样。 

  今天,我们面临的困难是解释这种“民间性”如何被“革命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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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反馈

1........美国中学教科书错误百出

                       作者:宋方灿 

  教科书是学生获取知识的最基本的途径,不过美国的一项调查结果却令人啼笑皆非:当前全美最流行的12本自然科学教科书竟错误百出!为此,调查人员甚至还专门编辑了一本厚达500页的错误大全。
  据美国媒体报道,许多书中的错误十分可笑,其中有的配图张冠李戴,化学书中的硅晶体结构图成了著名歌星朗斯塔德的玉照,更有甚者,某些地图中赤道竟然穿过了美国的南部!
  调查由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的一个小组发起,其成员包括执教多年的中学教师、大学教授等。经过了长达两年的潜心调查后,领导调查的物理学教授胡毕兹认为,所有的这12本中学教材,都不能达到一般出版物所规定的错字率要求。
  “这些教科书简直是糟糕透顶,这可能也是我们的科学研究进展不利的一个重要原因,”胡毕兹半开玩笑的说。他特别指出,目前至少有85%的美国中学生在用这些教材,而“这些教材中的错误太多了,文不对题的插图、含混晦涩的说明、无法进行的实验、不切实际的简图……”在一本物理学教材中,研究人员惊诧发现,书中的牛顿第一
运动定律居然给人篡改,几个世纪以来最经典的力学理论竟也难逃此劫。
  调查人员也发现,许多教材中列出的作者,竟然不知道自己出过该书,有的作者甚至是对物理一窍不通的生物学家。据透露,研究人员曾经试著和一些教材的出版公司取得联系,向他们指出问题的严重。对方也慨然同意在新一版中进行纠正,不过研究人员事后发现,被“改正”后的教材中的错误比先前还要多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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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诗歌选

1........默默专集——被钢水吞没的父亲(外一首)

  [说明]诗人默默,本名朱维国,上海人,1964年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工人家庭。学校毕业后,曾在橡胶厂做工,靠自学阅读了大量书籍,并写了大量进步诗歌、小说和随笔。
  默默的诗歌在突破陈旧的语言方面有突出的贡献,对日常口语富含生命力的部分有敏感的把握。他熟悉劳动人民的生活,真切地为他们写照、抒情、哀悼、歌唱,并同时对资本主义市民生活的价值观进行了犀利无情的鞭笞。默默的诗歌,充分体现了在新中国文化美学背景上人民文艺的自信,因此他借鉴同时代世界现代语言艺术的成就时,就显得自然其得而又虚怀若谷。
  早在八十年代,他就作为现代诗歌运动的先驱活跃在上海,与腐败的官僚文化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所谓“现代派”诗人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在当时文化环境纷纭复杂,知识分子认识极度混乱的情况下,默默的工作也曾被很多善良的人误解,身心受到巨大摧残。
  今天,问题越来越清楚,主导话语权利的反动资产阶级文艺勾结帝国主义和腐败官僚势力并利用、窃取或消解整合民间有生命力创作成就的企图已经全面破产,而坚持良知和理想主义的正派知识分子和劳动群众却朝着未来人民文艺革命的方向逐步走到了一起。
  默默的诗歌在新纪元被重新认识,与郭路生在《切》剧舞台上朗诵《相信未来》,有着同样的意义:即一切追求真理和匡护正义的声音,尽管在复杂的时期曾经以含糊的面目出现,但终究因为崇高的目标携起手来,在反对奴役和一体化的战斗中高歌猛进!
  我们现在选出一部分默默的作品,有对革命的反思,有记录现代工人阶级生活的挽歌,有抨击揭露封资修没落文化的檄文……读者可以当做一部简短的诗史来读,也可以作为探索将来新文艺的起点:从中,我们可以看见一个劳动者的子弟为了掌握自己创造的文化的含辛茹苦。

                          ——编者

被钢水吞没的父亲

作者:默默

天天听
一年四季听
年复一年听
在钢铁雄浑的音响里
你一次又一次浮现
自己的归宿

天天看
一年四季看
年复一年地看
在铁丛钢丛,
一种存在化为另一种存在时
你一次又一次突然浮现
自己的归宿

天天走
一年四季地走
年复一年地走
多年了,同样的一条路
等着你回到归宿

和钢铁难舍难分地紧紧地缠绕
是一种激荡一种雄壮
一种永远言不及意的无限神奇

——钢水的瀑布倾泻而下
——钢水的红龙猛窜而下
——父亲呀父亲!

那一天,记得
是一个炎热的端午节
老式黑拎包里装着午餐的赤豆棕
你的女儿想到屈原就泪流满面
她天天写一页
天呀地呀爱呀死呀的诗
你永远读不懂

走在厂区如画的大道上
嫩黄的美人蕉问你早安
鲜红的鸡冠花对你调皮地招手
你从来不在意这些
心里只有一个日子
领工资,拿奖金

——钢水的瀑布倾泻而下
——钢水的红龙猛窜而下
——父亲呀父亲!

走向厂房
你想哼一支什么曲
哼来哼去都哼不象
一生就要结束
你也没哼出那支歌
你心里充满歌声
徒弟们笑你是著名男走音歌唱家

穿过一团团白鸽弥漫般的晨雾
四周的景象似一幅幅画面
缓缓地展开
那么亲切,那么陌生
多年了,多少年了

——钢水的瀑布倾泻而下
——钢水的红龙猛窜而下
——父亲呀父亲!

昨天也一样
你的日子里从来没有清越的丝竹声
没有肩扛钓鱼杆的悠闲
坐着发呆
一呆可以呆到天亮天黑
跑东跑西忙碌
一忙可以忙到日出日落

你的耳旁永远响彻老婆
天籁般的埋怨
你的眼前永远是垂头丧气的儿子
他又被胸脯高耸的女友吹掉
因为你呀仅仅是一个钢铁工人
天天一样

——钢水的瀑布倾泻而下
——钢水的红龙猛窜而下
——父亲呀父亲!

天天一样
一样的车间主任吹胡子瞪眼
一样的工资单
一样的油污污的工作衣
一样地面对以真理名义撒谎的
报纸、电视屏幕
一样的愚弄
二千年没有变化
一样的平均三平方米的小屋
老婆、女儿、儿子和
高高大大的你
中国皮肤一样的黄酒
天天一瓶
没有故事,没有传说

——钢水的瀑布倾泻而下
——钢水的红龙猛窜而下
——父亲呀父亲!

今天是端午节
一个诗人因为忠君跳河而死
你忠于什么呢?
你高大的身躯一走向高炉
知道吗,父亲
你就是走向一种忠于

什么时侯是主人,父亲?
只有回到家里
在蜗居里
你忠于什么
你没来得及思考

你麻木的脸庞
你表情悠久的脸庞
就是一部一翻就完的中国工人史:
只有剥削,没有斗争
只有压迫,没有反抗

一个人消失了
一百五十公斤钢诞生了
父亲呀父亲!

休息时你也爱吸一支“飞马”
淡蓝色的烟雾围绕你
象围绕一座上了年纪的高炉
你也爱与徒弟们插科打诨
话语里充满机智的浪花、幽默的绿波

脆亮的铜哨瞿瞿响起
你立刻奔向岗位
谁都可以吹响这把铜哨
这把铜哨换过多少神圣的工头
你已经回到工作岗位

一个人就要消失
一百五十斤钢就要诞生
父亲呀父亲!

钢水的瀑布倾泻而下
钢水的红龙猛窜而下
你头戴藤帽
无面无目地指挥着行车
钢水吞没了你
拥抱了你
紧紧地,永远地
牵着你若有若无的灵魂

一缕轻烟飘飘扬扬
象一阵轻盈的舞蹈

就这样永远没有了你
我的父亲

你每日三餐的嘴
你天天走调的喉
你望儿女深夜才归的眼
你煽老婆巴掌的手
党和祖国赋予你的身躯
就这样永远没有了!

腹中来不及消化的棕子
好象汨罗江底沉浮的棕子
永远等不来复活的屈原
父亲呀父亲!

一个事故
仅仅是一个事故
一瞬间
仅仅是一瞬间
这一瞬间执着地伸向远方的铁轨

从A站到B站
载着来来往往的物资
载着蜿蜒的相思
你呢?!
豪华的五星级宾馆地基全部完工
你呢?!
停泊在异国的万吨轮船
骄傲地眩耀遥远的祖国
你呢?!
泻下的如雨炮弹惩罚了敌军
出色的胜仗使将军的胸掌叮叮当当
你呢?!
啊遍地是钢
遍地是你
一个一生来无踪去无影的男人!
父亲呀父亲!

你消失了
一个人消失了
一百五十公斤钢诞生了

一个人消失了
一个月产量指标超额完成
超额一百五十斤

一个人消失了
父亲呀父亲!

安全奖

作者:默默

白雪纷飞的日子
每年我们欢欢喜喜领一份安全奖
擦干黑夜般的机油手
我们每年要点一次三元钱的安全奖

一块。微笑
二块。微笑
三块。微笑

安全奖意味着:
奖励车床没有轧断你创造世界的手
奖励飞迸的铁屑没有弹瞎你炯炯的眼睛
奖励空中行车掉落的东西没有砸扁你

你三块,我三块
每年大家都三块钱
仅仅意味着:
锅炉没有爆炸
没有人从烟囱上掉下来
失灵的电梯没有活活憋死一个人
仅仅意味着:
摇摇欲坠的厂房
今年没有坍下

安全奖啊三块钱安全奖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啊
一年春夏秋冬
我们每天活着回家
搂妻亲儿的奖励
是……
是一分钱

银光闪闪的国徽
梦里才来照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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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板报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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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86-160信箱 
  北京朝花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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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销售书店:

1)三联书店
(地址:美术馆东侧)
2)北京人艺“戏剧书店”
(地址:王府井北“北京人艺”院内)
3)清华大学翰芳谊书店
(地址:清华大学邮局后澜园百货店内)
4)方舟书店
(地址:展览路24号楼1层甲1号 公交车15、716、708、814路百万庄东口下)
5)存在书廊
(海淀区双榆树知春里3号楼-当代商城往北第一个过街天桥路东 Tel:62617890)
6)西直门图书音像城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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