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电子杂志—黑板报文艺周刊
2001.05.25 星期五总第64-65期合刊
由此进入网易首页www.163.com 黑板报文艺
|
网易电子杂志—黑板报文艺周刊 |
支持与爱护网易的朋友们，欢迎您访问网易。Yeah!A |
| *征稿 编辑的话 各位黑板报网友，《黑板报文艺周刊》目前订户已超过11万人。欢迎对《黑板报文艺》提出宝贵意见！来信请发到webmaster@heibanbao.com |
|
| 1........为肩负一种社会使命而写作--我在《父恩难辞》面世前后的社会活动 |
|
哈尔滨是全国解放最早的大城市，1948年7月当我生下来的时候。全国许多地方还在打仗。哈尔滨的老百姓子弟踊跃参军南下打了各大战役，支援了全国的解放战争。如今的哈尔滨却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较落后的地区，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成本代价付出最多的城市。在这个城市里，国有企业亏损的比例多，职工开不出支的人数多，下岗失业的人员多。正是在这个城市的郁闷环境里，我写了《父恩难辞》这一以反腐倡廉为内容的社会问题长篇小说。 这本书刚刚印出来，2000年12月26日《黑龙江日报》刊登书讯，在介绍作者时有一段简短的文字?quot;作者赵剑斌原是哈尔滨市商委国有企业的干部，现已下岗。近三年时间里，每月仅靠爱人几百元退休金维持生活，且上有患重病的老人，下有上大学的儿子，作者克服种种困难，以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毅力创作了这部长达40万字的作品。 在写这本书的时，我所在企业已拖欠工资一两年，几年前企业非法向职工集资，每个职工至少3000元，因为我是个中层干部，也被征去7500元，多年的社会养老保险金没能缴纳，下岗后有一年多，不发下岗费。98年6月我父亲被违章的出租车撞倒摔伤。我要时常去交警部门跟肇事司机打官司。官司打了三年，已经认定的责任至今未落实；后来岳父又得了重病。一年365天他要住300天的医院。我爱人去护理顾不得家。不但把家务事扔给我，甚至在白天半夜里让我去干这干那。这样一来，牵扯我不少精力时间，也影响了我的写作。 96年到97年有一段时间，我曾主管过单位一个部门的工作。我查出车队队长用公款修私家车，被我顶往不报销；那个车队长是单位总经理的哥们，对我施加不少压力，那个车队长也因上万元的修车款要自已支付而对我又是威胁又是辱骂；总经理不但不管，反而剥夺了我的主管权，撤了我的职务，后来又以下岗对我实施报复。 我所在单位的原任总经理，其直系亲属里有一个曾担任过副市长。有一个曾任过市报社长。他本人是个不懂管理不会经营，只能吃喝玩乐挥霍无度的浪荡公子，仰仗其保护伞大，他在任三年便使单位亏损5482万元，2。1亿元的固定资产已搞得资不抵债，拖欠单位1800名职工工资、集资款、养老金达1800余万元。职工多次上访省市有关部门，这个总经理被撤职后又恢复原职。去一个新单位当官。职工们不服，要求上级部门对上访反映的问题作出明确的结论和答复。上级部门恣意搞暗箱操作至今不公布结论不予答复，剥夺了职工们的监督权和知情权，甚至唆使黑社会人员（其中有个叫陈家来）对包括我在内的两名上访职工进行非法拘禁五个多小时。他们并威胁说：你上街走路别发生意外，这年头只需花点钱就能雇人要你个小命。至少弄你个半残！又说：你不是市作协会员吗？明天我去文联捐款，然后就让你啥也不是，你儿子不是大学毕业后刚分到省××厅上班吗？我买通这个厅主管人事的，三个月后让你儿子下岗！这个黑社会人员曾跟单位领导内外勾结，无偿使用单位的餐厅，让单位给他所谓的经济赔偿。我们坚决不同意并继续就有关领导腐败问题进行上访。现在为了阻止国有资产严重流失，为了人民的利益在反腐斗争中进一步取胜，广大职工与腐败官僚的较量已进入短兵相接、兵刃相见的地步。这不是一般性质的经济利益之争，这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命运成败你死我活生死攸关的政治斗争。 职工们在这场斗争中，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拿起法律的武器找党政部门上访。但如今上访也很难，官官相护设下的阻力很大，我们的纪检委和检察院其人员素质数量都不到位，其法治运作也有很多不健全不如意的地方。有的人说：上访也难有希望！我说：只要有一丝希望，我们就要访下去！因为我们还可以看到党的旗帜，五星红旗仍在人民共和国的上空猎猎飘扬着。 文革时，我是一个中专生，正当两派武斗正酣时，我得闲在家读了大量马列主义原著，，读了大量苏俄欧美文学作品，读了鲁迅茅盾巴金的书，对人对事使我有了独立思考的习惯。那时我是个逍遥派。但现在我绝不会逍遥。我要积极参与反腐败斗争的社会活动中去。 可以说，我不是文学圈子里的人，我不能为了当作家而随便写些什么。我为了履行一定的社会责任而写作，为社会良知而写作。面对社会上大量职工下岗，国有企业严重亏损，腐败官僚为所欲为，肆无忌惮地挥霍人民的财产，我就有一种使命感，为此我拿起了笔要写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孟繁华对当前中国文艺现状怀有深深的忧患意识，他在其《众神狂欢》一书中曾指出：当代文学的编码系统在九十年代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历史、良知、正义、价值关怀，人性之爱等等骤然为商场成功、冒险剌激、情场风云、暴力崇尚所替代。无论时代发生怎样的变化，文学都应当对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精神处境予以关怀，探索和思考，也应以理想的精神给人类的心灵以慰藉和照耀。 当然，我的写作不单纯以揭露为主。现在揭露的作品太多，达不到一定的档次，且容易相互撞车。我的作品不仅要揭露批判社会丑恶，而且要以歌颂和确认更崇高的社会道德和政治责任感为主题，提出深层次的社会问题。 写完《父恩难辞》以后，我松了一口气，为了缓解家里的拮据状况，我也曾做过业余劳务。1999年10月，正当家里缺钱需要外出打工，而我又需要付出时间精力来联系出版社时，我勒紧腰带选择了后者。不少知情朋友看到出书的艰难，看到出书不挣钱，劝我放弃写作；不少不知情的朋友以为我出书肯定能挣大钱，否则凭我的能力干别的事也会有经济效益，而我为什么偏偏来写书？我爱人也担心我向亲友筹借的钱能不能偿还。我坚信我不会失败，即便我经济上赔了，我也不会退却，为了反腐倡廉的正义事业，我甘愿付出一切。 书出版以后，有的读者认为我的小说非常贴近现实生活，生活原色浓重，亲历感扑面而?quot;，有些场面和感受非亲历是写不出来的。我告诉他们，在《父恩难辞》这部书里还没有我自传性情节和成分。 我将《父恩难辞》一书提供给各种不同年龄不同阅历的人看过，并请他们提意见。有的年青人从早晨看到半夜一口气读完，有的年老者春节期间闭门谢客连看几天，有的不止看过一遍两遍。他们反映该书可读性强，故事悬念引人入胜。书里的人、事、气氛非常真实可信，并给人以树正气祛邪念的道德教化和美感享受。 我将《父恩难辞》从网上发给深圳中华网文化频道，该网站的负责人审读后认为该小说写得很精彩，决定在该网站作长篇连载。深圳中华网连载四期后，将文化频道迁移到北京，从2001年4月未开始北京中华网正在作全篇连载。（关于这部小说的有关内容和艺术特征简介附在本文后面，不再赘述） 我曾到黑龙江省内几个大城市及北京甜水园图书市场（261室中书书店售此书）。书商们异口同声地说：《父恩难辞》这本书卖得动，走货！而不少刚出版的小说是不走货的，卡住了！我知道，像我这样不知名的作家写出来的东西还有人愿意掏钱买，愿意用大块的时间来看，我的内心就觉得很欣慰。 但初战告捷以后，我的一个当记者的朋友规劝我：以后不要再写反腐倡廉题材的小说，以免得罪人。他说《父恩难辞》虽然是一部题材很严肃，份量很重的小说，但相信你写别的题材也许会写的更好。当时我义无反顾地告诉他：我的下一部长篇小说仍是以反腐倡廉的社会问题为题材。书名拟定《大旋风》，30万字，我正在写，估计要到今年年底或明年上半年才能杀青。 我期望我的《大旋风》会比《父恩难辞》更耐读，更贴近生活，更有美感，也更有份量。 2001年4月，我到北京遇到了辽宁省几个国有企业上访职工代表，他们给了我一些材料，要我有时间去他们那里采访，为他们的反腐斗争助一把力。我欣然接受了他们的邀请。这可算是我今后进一步扩大视野，扩大社会活动范围的一种方式吧！ |
| 1........美学手稿（一） |
|
[编者按]祝东力同志是进步刊物《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的副主编。他的文章逻辑澄澈清晰，行文简约流畅，饱含激情，举重若清，婉若静静燃烧的蓝色火苗。征得作者同意，黑板报将分三次连载他的《美学手稿》，希望能对大家反思近二十年来的文艺思潮有所裨益。 一、 文学知识分子 （一）“地下”写作 ２０世纪中国社会思想中的左翼传统，最迟可以追溯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左翼传统依循着这样的思想和价值取向，即寻求广大社会阶层的政治经济状况的根本改善，寻求在此基础上的国家的独立、统一和昌盛。左翼传统肇始于“五四”，在“五四”之后，该传统的下一个环节是大革命，此后，是土地革命和全民抗战……。随着时代风云的变幻，左翼传统一步步走向行动，扩展于全社会各领域，在指导思想上也日趋深化、彻底和急进。最后，在这条传统的终端，我们看到了在６０年代后期臻于顶峰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左翼传统对缔造现代中国曾做出巨大贡献，它从“五四”直到“文革”的演化变迁，作为一场巨大的历史运动，其含义是深刻而复杂的，对它们的论述超出了本书范围。但是，这里应当指出的是，２０世纪中国的左翼传统－－它的广泛而持久的思想倾向，激烈执著的理想追求，一直有着严肃的现实动因和基础，一直有着具体的现实针对性。 我们知道，在历史上，西方经典资本主义国家是以庞大的海外殖民地（资源、劳力、市场）为依托而崛起的。对于西方国家来说，资本主义的残酷性－－相对而言－－更多地表现在海外殖民地并主要指向其他人种（这是早期资本主义使本社会保持某种稳定和繁荣的前提之一）。然而，在作为后进国家的中国，２０世纪的工业化过程则完全不具备上述条件，致使资本主义的破坏性完全倾泄在本社会内部，从而加剧了自晚清以来原本就日趋尖锐的阶级矛盾。同时，更为严重的是，国际资本的入侵使中国的民族经济濒于破产，使中国迅速沦为半殖民地，并使广大民众的基本生存趋于崩溃。 然而，必须指出，到６０年代后期，左翼传统已经大大“逾越”了自身的现实依据。极端化了的左翼传统，其现实存在的合理性和针对性，都已丧失殆尽。在那个时代，在大批人为树立的虚假英雄身后，冤狱丛生，人人自危。一方面是假大空的形象和概念，是泛滥的口号和檄文；另一方面，这些形象和概念，口号和檄文，已完全缺乏现实的对应物，文艺虚构着革命超人和人民公敌，理论则为这一切提供论证。回顾那段沉重的历史，借用符号学术语，我们可以说：左翼传统在“文革”时代表现为能指的过剩和所指的匮乏。 然而，与此同时，社会秩序的失范、文化的解体以及政治风暴下个人的命运遭遇和苦痛，却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触目惊心，它们日益构成另一种现实。这种现实积郁着、涌动着，瓦解着极左意识形态的存在基础，并寻求自身的表达。这时，另一种文学便应运而生了。 新的文学，是在“文革”运动盛极而衰的“一刹那”诞生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年仅二十岁的北京青年食指（郭路生）于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２０日写下了这首诗。它表达了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巨流中，一位被席卷而去的敏感青年，在抛离故城时内心的震惊和伤感：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 “食指”作为笔名陌生而奇诡，令人联想到一具小小的残肢。无论其原意是什么，我们可以说“食指”喻指着人的一段书写器官（脱离了整个躯体）。实际上，郭路生的确标志着“文革”背景下个人性写作的最初开端，并在日后被称誉为“新诗歌第一人”。“他的诗在七十年代曾以手抄形式广为流传，对其同时代及后来的一些年轻诗人有很大影响。”[1] ７０年代是一个萧条的、迷茫的时代。林彪事件后，“文化大革命”的内心基础发生动摇，运动失去方向，人们已日益感受到自己时代的荒诞感和反讽意味。至此，“文化大革命进入波谷时期，在１９７２年至１９７４年，北京文艺沙龙进入了它的黄金季节，在短暂的两年内形成了较有规模的现代主义诗歌运动，这一探索在１９７３年达到了高潮。”[2]于是，在极左政治的恐怖之剑仍然高悬于每个人头顶之际，一批新的更加成熟的“地下”诗歌作品涌现出来，这些作品共同具有一种探索、质疑和冷峻的气质－－ “歌声，省略了革命的血腥”（多多，１９７２年）是对时代的无情鞭挞，“我的全部情感，/都被太阳晒过。”（芒克，１９７４年）是个人处境的隐喻，“沉默依然是东方的故事/人民在古老的壁画上/默默地永生/默默地死去”（北岛，１９７６年）则是普遍的悲悯和哀伤。 在那个时期，北岛的诗歌无疑代表着同类作品的最高成就。他的组诗《太阳城札记》写于沉寂的１９７４年，全诗分为十四个主题－－“生命”、“爱情”、“自由”、“孩子”、“姑娘”、“青春”、“劳动”、“和平”、“祖国”、“艺术”、“人民”、“命运”、“信仰”以及最后的“生活”。这些主题分别代表了作者从所居栖的“太阳城”（红都北京？）出发，对人类生存的各个方面的洞察和思索，它们最后在“生活”的标题下被凝练有力地总结为一个单字：“网”。 这种肇始于７０年代初期的诗歌运动自发地具备现代主义倾向。它们饱含着“文革”后期的时代感受，表现为迷惘、隐晦和冷漠的总体特征，怀疑主义成为它们共同的思想基础。“我－－不－－相－－信”作为他们对世界的最终“回答”，在批判一切既定权威和传统的同时，也消解着全部确定性。它赋予这些日后被称为“朦胧诗”的作品以一种独特的思想和情感内涵，赋予它们以荒诞、反讽和隐晦的内容方面。 在“文革”后期的主流意识形态之外，年轻一代回到真实的个人经验基础，开始了反叛式的个人写作。在他们的诗句中，表达出来的是自由不羁的想象力，是深刻的主观性的感受、情绪和沉思，是政治风暴暂歇时分个体的、隐秘的内心世界的苏醒和维护，用北岛的话来说：“这是一个真诚而独特的世界，正直的世界，正义和人性的世界”。[3]在这个“世界”中，知识分子所倾心的一系列价值，如自由、个性、想象力、艺术、自我意识和理性，以及体现在这一切当中的社会良心，重新得到恢复和尊重。在左翼传统衰落之际，另一种传统开始复苏并成长。这就是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传统。 如前文所述，知识分子与社会现实之间相当于一种社会性的“能指”与其“所指”的关系。由于受教育程度、社会地位等原因，知识分子往往具有更明确的自我意识，对个人自由与价值更为关注和重视（维护并享受），作为“能指”，他们往往表现出更多的独立自足性，超然于社会各阶层及其利益之上。这就是知识分子自由主义传统的实质。与此相映对，左翼传统则意味着知识分子作为“能指”，为了“所指”（人民、祖国或党）的利益而主动放弃自身的独立自足性，即让渡个人自由，投身于自身以外的社会事业。因此，跨越自身地位，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可以说也正是知识分子本质的一种应有之义。 左翼传统与自由主义传统同属于知识分子的两种内在可能性。应当指出的是，在风云激荡的２０世纪中叶，自由主义传统曾被强大的左翼力量逐出历史舞台，由于一系列政治运动，自５０年代起就已在中国大陆消声匿迹。因而，回到我们的话题：上述朦胧诗所披露的这个主观性的世界至关重要，实际上，它将成为下一个时代，即新时期知识分子文艺的最初源头。 怀疑主义精神不仅赋予朦胧诗以内容，而且还塑造着它们的形式，孕育着它们的意象和语言。“许多陈旧的表现手段已经远远不够用了，隐喻、象征、通感，改变视角和透视关系、打破时空秩序”，以及“意象的撞击和迅速转换”，[4]这些超越常轨的形式因素表达着瞬间的、片断的感受和经验，表达着探索中的尚未形成结论的思考。再进一步，这些裂解的形式曲折地映射着“文革”后期知识分子的特定境况，成为这种境况的诗艺表达（一种同构对应关系）。 这是一个时代的黄昏，知识分子经历着醒觉之后的孤独和寂寞，经历着偶像塌毁之际的幻灭和迷惘。他们在政治运动中身心分裂，创痕累累，其中敏锐的先驱者艰难地摸索、开辟着独立的思想空间。这个思想空间在“文革”后期的意识形态的重压下，在封闭的孤立无援的绝境中，充满矛盾、断裂和扭曲。 艾珊（北岛）的中篇小说《波动》初稿完成于１９７４年１１月，堪称７０年代“地下”文学中最杰出的叙事作品。小说描写了“文革”后期背景下，在都市与乡村之间的一座北方小城里，以肖凌、杨讯为代表的几名最初的觉醒者（青年知识分子）的思索和抗争，以及由此而来的内心的和生活的波动。这篇小说曾被评论家们认为“写得过分朦胧、晦涩、破碎”，“孤独、忧虑、苦闷、痛苦、绝望、冷酷……在小说里并不是个别人物的性格因素，而是贯穿作品的主调”。[5]这是诗歌的怀疑主义精神在叙事作品中的延伸。在形式方面，传统小说的统一视点，在《波动》里被五个独立的叙述者所分解。这五个人的经历、身份和思想大多迥然相异，他们各自的独白彻底取代了传统作者的统一叙述，相互之间缺乏过渡与整合的可能。 这似乎不仅仅是叙述技巧的纯形式问题。一个时代尚未结束，自由主义的幽灵还在“地下”徘徊。知识分子独立的叙述视点，他们的历史观和世界观，尚在最初的萌动和凝聚过程中。“叙事”的本质是一种解释体系，它将分散、杂多的经验现象纳入到整合性的结构中，使片断在整体中得到呈现和阐明。我们也许可以说，《波动》的分裂的叙述结构代表了“堂皇叙事”的相反一极：在“文革”后期，知识分子尚未形成自己整一的叙事框架，叙事的时代尚未来临。因此，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更倾向于以主观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瞬间感受、不确定的情绪和片断的犹疑的思考。现代主义诗歌形式对应着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特定经验，缩影着他们特定的思想和生存境况。这些诗歌作品早在７０年代中期便呈现空前成熟的形态，决非偶然。实际上，它们是最大限度地体现着时代的怀疑主义精神的文体形式。因此，在“文革”后期，尽管也曾有以手抄形式流传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九级浪》（毕协汝，１９７０年）、浪漫主义的书信体小说《公开的情书》（靳凡，初稿１９７２年）以及北岛上述冷峻沉思的诗体小说《波动》……等作品涌现，但是，与前述诗歌相比，小说仍不是这个时代成熟的普遍的体裁。况且，“文革”时代那些秘密流传的小说，由于缺少完整的叙事，大多带有未完成的特征。因此，它们在新时期正式发表的时候，都曾经过不同程度的重写。 “文革”后期的现代主义诗歌活动－－直接或间接地－－是以同期的知识分子“地下”文化为依托和背景而展开的。在城市和乡村，在各知青聚居点和家庭文艺沙龙，青年们传阅书籍，交流思想，这些包括马列经典、现代西方及苏联的文艺、哲学和政治书籍（所谓“灰皮书”、“黄皮书”）在内的读物，使他们有可能在政治运动的疾风暴雨之外寻求另一种参照。这是一个口头传播和片断式写作的时代。圈子内的私下交谈是新知识、新思想的重要来源，而日记和书信则成为普泛的写作方式。《波动》里女主人公肖凌的蓝皮笔记本被反复提及，是一件贯穿始终的主要道具，实际上已成为作品中所包含的另一部作品。舒婷则回忆说：“写信和读信是知识青年生活的重要内容”[6]，她最初的诗歌习作许多就是通过书信流传出去的。 作为这种“地下”文化的一部分，在文学活动之外，还存在着知识分子的另一类写作，即理论著述。它们包括顾准对中西社会历史的独立探索（１９７２至７４年）和李泽厚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１９７２至７６年）。 李泽厚在“文革”后期的意识形态背景下，“远远避开，埋头写作此书。”[7]借评述康德，阐发自己的“主体性实践哲学”。他的研究日后在新时期的知识分子中间，发生了戏剧性的影响，后文将专门涉及。 顾准的社会历史研究，在时间上刚好处于北京“地下”诗歌运动的黄金季节。 他的计划是“打算用１０年时间，通盘比较彻底地研究（先是）西方，（然后是）中国的历史，并在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达成他对历史未来的‘探索’。”[8]实际上，顾准的视野远远超出了狭义的历史，而贯通和综合了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哲学和思想史等在内的多种领域。但是，应当指出的是，新中国历史实际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十七年和“文革”时代，新时期十年，以及９０年代。由于完全缺乏后两个时代的经历，因此顾准的理论思考缺少完整的当代史背景，这使他在成为思想先驱的同时，也陷入了某种局限。 《顾准文集》主要由笔记和书信组成。从１９７３年到７４年，顾准在与其胞弟陈敏之的个人通信中，陆续写下了洋洋几十万言的学术札记。这其中，有他对中西历史文化的深入比较（《希腊思想、基督教和中国的史官文化》），有对欧洲资本主义起源以及资本主义在中国迟滞落后原因的探索（《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有对革命的深层逻辑的思考（《民主与“终极目的”》），有对一元主义官方哲学的全面质疑（《辩证法与神学》）……。顾准博览群书，学兼中西，常常能另辟蹊径，就已有定论的“大问题”提出独到而深刻的见解。他带病写作，“以图书馆为家”，在参考大量中西文献的基础上，对古希腊民主制度的起源，做出了独具慧眼的探索，留下了一部未完成的笔记《希腊城邦制度》。借用后来一位评论者的话说：“这实际是一部渗透着深刻的历史反省意识的著作。因为这部著作的目的，是通过对古希腊民主制的研究，揭示出希腊－－西方历史与中国历史在出发点上的巨大不同，从而挖掘出中国政治专制主义的深刻历史根源。”“他的目的是，通过对希腊城邦民主制度的重新认识，高度评价欧洲的民主政治传统，从而激发一直缺乏这种传统，当时正禁锢在‘四人帮’极权主义政治之下的中国人反省和思考。”[9] 顾准以扎实的学术根柢为立论基础，完全超越于主流意识形态之外，是一位遥遥领先于时代的难得的思想家。可以设想，如果不是在１９７４年底溘然早逝，他无疑将成为新时期理论界的一种健康力量，并将随着时代的变迁调整自己的思考。 应当指出，激发顾准思考的根本的现实动因，就是在他笔下反复出现的“娜拉走后怎样？”－－即中国现代革命成功之后，尤其是在“文革”时代所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顾准在理论领域的顽强探索与同期的“朦胧诗”以及７０年代整个知识分子“地下”文化，所面临的是同样的前提。而无论是理论思考，还是文艺实验，都是知识分子自由主义传统正在潜滋暗长的最初标记。在“文革”已成强弩之末的时代，知识阶层的价值－－个人自由和权利、民主、科学、想象力和审美……在悄然恢复和凝聚。片断的感受、经验和思考成长着，并终将整合为一个首尾连贯的统一的叙事体系。在这一成长的过程中，一个巨大的历史事件成为时代转折的中介，这就是天安门诗歌运动。 １９７６年的那场追悼运动具有深刻含义。由于周恩来总理的人格魅力和政务活动，由于他的温和、谦逊、实干、稳健以及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和关怀，使他在社会各界－－特别是知识分子阶层，享有崇高威望。这一点，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渐近尾声尤其显著。在因林彪事件而形成的权力真空中，周恩来几乎独撑大局。例如，他着手抑制和纠正“文革”路线，开辟中美高层对话，在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因此，在“文革”逼近终点，在它的灾难性后果暴露无遗之际，与十年前崇拜毛泽东的盛况相映对，人们此刻转而拥戴或怀念作为另一位政治巨人的周恩来，便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它预示着时代精神的转向，投射着人们对周恩来所体现的一系列价值（政治民主、稳定、繁荣和现代化）的普遍憧憬。 值得注意的是，这场历史运动主要以古典诗词为自己的文体形式，从而区别于７０年代“地下”诗歌的现代主义风格。这是可以理解的。大量的诗词作品作为追悼运动的一部分，是挽联（文言和对仗）的延伸和艺术化，这一点似乎注定了它们的古典形式。同时，对一代伟人兼长者的凝重的悼念之情，也更倾向于选择典雅、庄重的古典格律，从而不自觉地疏远了自由的、个性化的现代诗歌体裁。这些匿名的、朗朗上口的诗词作品，以纪念碑为中心张贴和传诵，它们介于个人创作和社会谣谚之间，传递着普遍的社会情绪和心理。当时，年轻的北岛曾将他风格独具的《回答》张贴于广场，但却毫无反响。这一现象表明了个人写作与巨大的历史运动之间的距离，表明了个人写作已被群体的历史运动所扬弃。 （二）普遍的体裁 “文革”的结束作为中国当代史的一次巨大转折，在如下两个方面具有特殊意义。第一，由于执政党的“工作重点”转至经济领域，原先的政治管理模式被逐渐搁置。在新时期的十几年间，随着传统计划经济向新型市场经济的转换，在意识形态领域，与以往时代（十七年和文革）相比，总体来看，执政党的角色也相应地从“看得见的手”转为“看不见的手”，表现为权力的某种收缩。第二，与此相比照的是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影响迅速上升。在现代中国左翼革命史上，曾经形成了一种特殊类型的知识分子－－党的文化工作者。他们经常担任文书、教员和宣传干事等职务，服从将令，是革命队伍中有机的一分子。从４０－－５０年代以来，随着中国革命走向全面成功，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以“党的文化工作者”为模式，被纳入到主流体制中来。然而，随着“文革”极左政治的终结，在新时期，勿庸讳言，部分知识分子日益摆脱原先“文化工作者”的身份，转型为“自由知识分子”。他们由“地下”一跃而登上历史舞台，公开地、持续地发出自主的“声音”。这些“声音”率先表现在文学领域。 “文革”酿成（同时又压抑）的另一种现实，在新的时代急切要求真实、全面的表现。这一时代要求跨越了以主观抒情见长的诗歌体裁，转而选择了侧重客观写实的叙事体裁－－首先是短篇和中篇小说。这一现象成为时代转折的文体标志。 因此，新时期伊始，尽管有中、老年诗人大批“归来”，尽管也涌现了不少像《枪口，对准中国的良心》（熊光炯）、《将军，不能这样做》（叶文福）、《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熊召政）等社会批判性作品，但真正代表诗歌成就的仍是７０年代即已起步的高度艺术化、专业化的“今天派”朦胧诗。朦胧诗的表现形式是“人们所不习惯的”[10]，它属于相对狭小的诗歌爱好者圈子。在新的时代，与小说相比，诗歌倾向于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学体裁。它倾向于回到自身，甚至于拒绝“充当时代精神的号筒”[11]，即放弃曾经临时承担的超越艺术自身的社会角色。诗歌的这种转变迹象，实际已先导性地预示了新时期知识分子从社会代言人（８０年代），回归于专业身份（９０年代初）的全程。 新时期前期的小说记录人们的共同生活，揭示普遍的社会问题，受到公众的广泛关注。与诗歌相比，小说是一种普遍的文学体裁，是知识分子介入现实、表达思想的普遍方式。因此，在这一时期的叙事作品中，主题思想占有绝对优先的地位，它们直接指涉现实，现实的社会生活成为文学作品的核心层面。而那些更属于“文学自身”的形式因素，诸如语言、意象、结构、视点、叙述方式，则是不重要的。 在这里，文学并不是一种专业话语，它代表着知识分子的共同语言。 在新时期初叶的作品中，“伤痕”和“反思”成为最初的主题。 最早的伤痕文学《班主任》（１９７７年）旨在“写出‘四人帮’给我们教育战线造成的内伤”[12]，它体现的与其说是一位小说家的视点，不如说是一位“班主任”的眼光。作品充满了劝导、讲解、说服，直露的“作者意图”控制着人物和情节设计。今天，我们可以把这个“意图”理解为新时期知识分子的意图。 《班主任》彼此差异地写了三个学生。第一、团支部书记谢惠敏具有“强烈的无产阶级感情、劳动者后代的气质”，爱憎分明，性格泼辣倔强。另一方面却“单纯地崇信”，愚昧无知，思想偏激，是“‘四人帮’给我们教育战线造成的内伤”的一个活样板；第二、宣传委员、“小书迷”石红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嗜读文艺作品。她仪表脱俗，穿“带褶短裙”，在谢惠敏看来，是“沾染了资产阶级作风”；第三、少年流氓宋宝琦做奸犯科，但在对待中外优秀文艺作品的态度上，却与谢惠敏两极相通。他是“教育内伤”的另一种类型。于是，“班主任”大声疾呼：“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 有趣的是，“班主任”面对的这三个学生恰好代表三种价值，并指涉着三个时代。谢惠敏身上重叠着一系列经典形象，我们从中可以隐约辨认出刘胡兰（雕塑《刘胡兰》）、琼花（电影《红色娘子军》）、铁梅（京剧《红灯记》）、李双双（小说《李双双小传》）……。她们苦大仇深，勇敢坚定，本能地具有阶级觉悟，而且不同程度地淡化了女性特征（“不爱红妆”）。这是一个“党的女儿”的系列，这个系列在十七年和文革的左翼文艺传统中，是英雄人物形象的最主要、最基本的类型之一。可是，“党的女儿”的人物长廊在谢惠敏身上呈现出否定的、晦暗的一面，并似乎以她为结束的标志。 在小说中，石红聪敏好学，处处与谢惠敏形成对照，最受“班主任”的青睐与器重。她体现着知识分子所瞩目的一系列价值，是“党的女儿”终结之际，取而代之的另一种形象，成为新时期知识分子的宠儿。 宋宝琦代表第三种价值及其相应的时代。他受到国家机器和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的双重压抑，远离书面文化，游荡在社会边缘。但是，他由此也获得了对生活的独特观察和经历。值得注意的是，宋宝琦式的人物将在新时期临近结束时，在王朔笔下作为“顽主”重新亮相，甚至在９０年代初期领一时风骚，并对当年的施教者反唇相讥。那时，“班主任”无可奈何，“只能面对”。[13] 因此，《班主任》对上述三个人物的扬抑和褒贬，从一个侧面表明了知识分子的价值、地位和影响的急剧上升，预示着一个知识分子时代的来临。 这篇伤痕文学的代表作以三个学生不自觉地喻指三个价值时代，而另一篇代表作，卢新华的《伤痕》（１９７８年）则以一位女青年在九年中的两次转折，直接展示了时代的变迁。王晓华在母亲被诬陷为“叛徒”后，毅然中断母女关系，远走他乡。文革结束后，得知母亲冤案平反，她又带着内心的创伤，含泪赶回上海。 实际上，王晓华的两次转变都可以看作是对普遍的“社会性”的寻求。母亲降身为“叛徒”，她因此被开除出红卫兵，失去“最要好的同学和朋友”，处处受到歧视和冷遇，家也搬进了“黑暗的小屋”。十六岁的她面临着被赶入“人民公敌”之列，丧失全部社会性的危险。亲情和家庭代表最基本的人性。但是，当时代的洪流判定它们毫无价值并得到人们普遍赞同的时候，的确，亲情和家庭就成了某种“抽象”的事物。于是，王晓华通过与母亲、家庭“彻底决裂”，回到“集体生活”（阶级队伍），以抗拒她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解体。 然而，当时代转变，“阶级性”又被人们普遍摒弃、憎恶而转为“抽象”时，社会性便重新以原来的基本人性为内容。因此，当王晓华怀着忏悔的心情，回到家庭，重叙亲情之时，便仍然处于无所不在的社会性的制约之下。而从“阶级性”（党的时代）回到“人性”（知识分子时代），正好标志着从十七年和文革向新时期转折的两个中心范畴的前后嬗替。这种“回到”被认为是治愈“伤痕”的可靠途径。 伤痕文学作为对文革创伤的揭露和慨叹，直接引出了反思文学：追溯创伤背后的根源，反思体制和思想上的深层基础，并由此审视和重估整部当代史－－因此，可以把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的主题发展，概括为从“伤”到“病”。 反思文学的第一部力作《天云山传奇》（鲁彦周，１９７９年），通过三位女性的叙述，展示了主人公罗群的坎坷遭遇，率先把“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思考，叙写了共和国二十余年的政治风云变幻，在当时的确“给人以石破天惊之感”[14]。 罗群早年因蒙冤而沦为一位从事“地下”写作的知识分子，冤案昭雪后又成为一位新型的政治英雄。他身居社会底层，坚持思想探索，刚一亮相就在思考“为什么会出现四人帮，中国的历史包袱不轻……历史根源，社会根源……”等一系列“大问题”。有意思的是，在形象塑造上，作者刻意描写了罗群的侧部脸型－－犹如一座“希腊雕像”（一种典型的“形象的引文”）。形象隐喻着心灵，它暗示着主人公对周围环境（贫困、落后、闭塞）的超越，象征着他所拥有的普遍性（西方渊源）。我们可以将其深层含义还原为：一个掌握着西方文化精髓的知识分子，正在审视中国的现实和历史。 在小说中，历史以“古城堡遗址”的形式隐约可见。它高居于天云山之上，用罗群的话来说，“封锁着天云山区，阻挠一切新的进步的势力进入”，“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缩影”。因此，在罗群的地下著述中，作者特意提到有《论四人帮产生的背景及其教训》和《读史笔记》，并安排一个带有“封建家长制残余”的党务专家吴遥，与罗群严重对立。反思文学在题材上拓展到十七年，而思考的目光则已投向中国传统文化的痼疾。因此可以说，在１９８５年以后蔚为大观的中西文化比较（激烈批判传统），已经在反思文学中埋下了伏笔。 伤痕文学的最初意图是“疗救创伤”。但是，这个目的似乎并未实现。随着时间的进展，“伤痕”不仅未能治愈，而且，人们还从中发见了十七年的更严重的问题（反思文学），并进而追溯到中国古代文化的封闭保守和专制主义传统（文化讨论）。“伤痕”似乎不断扩大，无法弥合。它如同一道裂隙，使知识分子与体制之间的距离日益加大，并最终导致原有意识形态趋向解体。与这种解体过程同步的，则是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的建构。 （三）书面文化的分裂 在新时期，文学知识分子脱颖而出，区别于其他知识分子。因此，从一般的知识阶层，我们可以区分出两种类型：一方面是以小说家和诗人为主体的文学知识分子，另一方面是学科化、机构化的专业知识分子。在这里，统一的书面文化发生了分裂。 在相对的意义上，传统社会的知识分子拥有整体的知识结构。这种情形是由当时社会的知识状况和教育体制促成的。一方面，传统社会的知识具有相对统一的、未分化的特征。基本的文化经典是确定的和有限的，文本世界内部形成了一种稳定的辐辏式的向心秩序：从基本经典派生出其他阐释性、应用性的著述。另一方面，与有限的知识领域相对应的，是一种全面的、通材式的教育，注重受教育者的基础知识和技能的传授与培养。在中国古代，官方考试制度要求生员必须博览经史和诗文，掌握写作技巧。按照书面文化的传统分类（经史子集），古代知识分子尽管在学业上可以有所侧重，但其知识和技能的掌握却是全面的。因此，在传统社会，知识的整合性往往由百科全书式的个体学者来体现。 知识分子的严格专业化和职业化，是一个社会现代化过程的重要方面。中国由传统社会转入近代，在文化教育领域的最重大的事件，大概要算是科举制的罢废（１９０６年）和随之而来的新教育制度（壬子癸丑学制）的确立。这种剧变迫使传统的“士”转型为现代职业知识分子。[15]知识的整合性改由分工协作的全体知识界来承担，个人被社会置换了。在这里，通材让位于专家，知识分子被纳入到各式各样的知识机构，成为专职的科学家、教员、医生和工程师。在这种机构中，专家型的知识分子拥有固定的狭窄的学科领域和职业范围，拥有专门的方法和问题，所谓“道术已为天下裂”。 学科化、专业化是书面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一般状况。在这种背景下，专业知识分子的视野、兴趣、活动倾向于局限在各自的学科范围内，他们的工作也很难产生专业领域以外的社会反响。在这里，知识分子的一般社会职能－－从掌握书面文化到承担社会良心角色，发生了某种萎缩。[16] 然而，文学知识分子在书面文化领域却占据了一个特殊位置。 与那些具备现代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经过专业训练的科学家、大学教师、医生和工程师不同，小说家和诗人们的写作表现了更多的传统的延续性。他们在相当大程度上仍被排斥在各种现代知识体系之外，处于“自由漂泊”的状态，成为传统知识分子在专业化、机构化之后的“剩余者”。可以说，传统知识分子的身份已发生了分裂。总体来看，在小说家和诗人那里，博览经史子集的“士”已失去了丰富的知识内涵，而仅仅突显了写作本身。 但另一方面，文学知识分子却又因此摆脱了严密、狭窄、克板的专业划分。他们能够以广阔的社会人生为写作对象，题材广泛，手法多样，读者众多，社会影响巨大。他们贴近现实，感觉敏锐，思想活跃，关注普遍的社会政治问题，持续地受到从一般公众到最高权力层的瞩目。事实上，在传统知识分子的身份分裂之后，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角色主要由作家们承担了。“作家是人民总体的代言人”[17]。这不仅意味着一般公众缺乏言论的能力和机会，而且暗示了其他知识分子的沉默。 这就是新时期初期文学知识分子的状况。我们今天依然记忆犹新，《爱，是不能忘记的》（张洁）由于以抑郁滞徊的感伤笔调，触及了爱情、婚姻的道德基础而引起的持久、广泛的影响。同样，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小说也由于思考了农民的性格和命运，而在知识界获得了先导性的思想探索意义。《乔厂长上任记》（蒋子龙） 、《沉重的翅膀》（张洁）、《三千万》（柯云路）则更以文学的情感内涵，为初期的改革事业注入了道义力量……。 前文曾指出，依托于书面文化的知识分子具有两种可能性。一方面，他们倾向于介入现实，承担社会良心角色；另一方面，他们又常常远避现实，超然世外，据守自身的价值体系。应当指出，这两个方面与前述左翼传统和自由主义传统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一成不变的对应关系。当左翼传统陷于低谷，失去同道和听众的时候，他们也可能退而著书，守护思想的火种，以待日后的燎原之势。这在中国现代史上，曾是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以后部分左翼知识分子的选择。另一方面，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居于上升阶段，当他们与广大社会阶层分担着共同的苦难命运和境况的时候，他们所倡导的个人价值、幸福与尊严等自由主义理念，也具有无可质疑的进步意义，并能够代表全社会广大阶层的呼声。勿庸讳言，这正是新时期初叶知识分子文学的生命力所在。在这里，文学干预生活，参与现实，站在社会批判（对“文革”及其余波）的最前沿，与同期的哲学和美学结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 |
| 1........网络版《三字经》 |
|
张广天把他的新作《鲁迅先生》称之为“民谣清唱史诗剧”。 这称呼显得过于花哨，细细想来，好象既有道理又不太妥当。说它是“清唱”，大约是由于满台的演员均不事化妆，虽然依我看来，担纲主角的张广天即使费很多脂粉妆扮起来，也不会比现在更有台型，化不化妆实在无足轻重。至于“民谣”云云，不易多加置评，我总觉得戏里所写的鲁迅，与文革期间余秋雨参加的那个写作组笔下的鲁迅颇为接近，假如出现在那个年代，就应该称为“官谣”而不是“民谣”。剧场里不时有一二中途“抽签”者，看来是不满于受到“剧”字的误导，他们一定是会纳闷这是不是“戏剧”，因此，有媒体称之为一场音乐会，恐怕比称它戏剧更符合实情。 既然说到音乐，就需要考虑音乐说了什么——它说的是鲁迅，至于究竟是文革年代余秋雨笔下的鲁迅还是其它人的鲁迅，还是由鲁迅专家们以及观众去判断吧。我更感兴趣的是它怎么说，换言之我感兴趣的是《鲁迅先生》的音乐语法。张广天运用了多种中西乐器，错落有致地排开，可是不知有意还是无意——我猜多半是有意的——本土乐器，包括京韵大鼓、数来宝和山东快书等本土的曲艺，几乎全被用于表现漫画化了的反派角色，全剧里只有一个场合是例外，在鲁迅和许广平提及想去“南方”时有一小段笛子独奏。与之相对，鲁迅和围绕着鲁迅的正面人物们则用的是一水的西洋乐器。不同的乐器和节奏旋律用于表现不同的人物，壁垒分明，足以表示张广天的音乐取向。 至于全剧的核心鲁迅，则由按照三突出原则众星拱月般端坐舞台正中的张广天扮演，他抱着吉他从头至尾敲着单调的和弦，从鲁迅著作里单挑出一些近乎“辱骂与恐吓”的文句，装饰以模仿罗大佑风格却没有罗大佑音乐的现实洞察力的低沉旋律。假如以此来塑造鲁迅的音乐形象，我真忍不住要掉书袋说句“吾不知其可也”。我也不能为难张广天，说是如此单调的音乐与丰富的鲁迅相去甚远，但我不得不说以吉他作为塑造鲁迅形象的主乐器颇让人感到不伦不类。我以为按照鲁迅的性格，二胡倒是更近乎他，鲁迅的人与文，既有凄厉的一面又有低沉哀怨的一面。但是想必张广天不会愿意让二胡担当鲁迅的主音色，我倒不是小看张广天拉二胡的功夫，我是觉得假如换一位二胡高手扮演鲁迅，怕是架不住一左一右两位女生崇敬而又迷茫、痴情而又飘忽的眼神；更何况按照前述《鲁迅先生》的音乐语法，在张广天心目中，二胡这类中国乐器也不配用来为鲁迅代言。 尽管如此，我还是要给《鲁迅先生》以很高的评价，全剧经常穿插以鲁迅当年非常推崇的套色木刻制作的卡通投影，堪称一绝。尤其是前两幕具有毕加索风格的鲁迅造型，用变形手法使鲁迅的性格特征得到夸张的表现，可以说是本剧之精华。而且，剧中有几个抒情唱段也有感人肺腑的魅力，我想只要被唱片商慧眼看中，它们很有可能在卡拉O K歌厅里成为众人传唱的保留曲目。简单地说，当《鲁迅先生》的音乐不模仿罗大佑时，是写得很出色的；当人物的台词和唱腔不那么慷慨激昂时，是具有感染力的；在不玩深沉时，它很可能蕴藏着不菲的商业价值；撇开戏剧的层面加以评价，它也颇有可取之处。进而言之，当张广天不思考历史与民族这类大问题时，他确乎有不同凡俗的智慧。 |
| 1........我的FANS |
|
真正这个世界上值得一写的FAN，那就是我的FAN了，因为电影明星、电视主持人、歌手、电脑DIY、internet，都是普通的FANS，没有什么可以大书而持书的，我的FAN就不同了。 他们像哭丧一样，悲恸地哭着喊着我的名字。他们跪在地上请求我从他们的头上踩过去。如果我钉了铁钉的皮鞋踩轻了，他们会呕着气回家，我当场踩昏的人醒过来后无比光荣地敲锣打鼓走街串巷地宣布他们的荣耀。我的FANS四处游走，带着小旗旗，扯着横幅，呼吁我顿顿吃三两以上核酸，为他们养好身体。他们还互相殴打，女性互扯头发；男性用拳头猛袭对方的脸部，有技巧的还使用小飞腿踢对方下身。起因是为我睡觉倒底打不打酣这一问题，两方争执不下，两不相让。这个问题可能是很原则的有很高层次的甚至达及了行而上的。曾经有一场斗殴规模很大，有一方的喊叫声把对面的山穿了防空洞那么大个洞，直线距离为十七公里。也是两方各执己见地为了捍卫我的名字；他们都认为对方根本就不配提起我的名字。 那一年春天，我的FANS带头罢网，因为有人在网上发了个帖子，说我的衬衫上竟然有一颗纽扣掉了。我的FANS就骂那个发帖的人“我X你妈”、“你妈那个X”等等。后来演变成罢网。结果带动了数以X记的网民。电信局营业收入飞速下降，幸好还没造成我民族互联网的瘫痪，否则我也脱不了爪爪。各支局组织了“说服队”去一个一个作工作。晓之以里，动之以情，特别顽固的，便绳之以法。这件事才终算作罢。 那一年夏天，重庆天气格外闷热，我在无衣状态下洗澡。可FANS来了。是一批女FANS。她们打着锣鼓，穿着运动衣衫，腰里挂着腰鼓，手里舞一根红绸，随着录音机扭着秧歌来了。在“红湖水呀浪打浪”的伴奏下一路来了。在我楼下的地坪上，歌声与一、二、三、四，二、二、三、四齐鸣；锣鼓与泪水共响。她们一边缎练身体，一边欢呼我峻工洗澡的伟大建设工程。这不容易呀，我的FANS的最小年龄也五十六岁了。 我的FANS是一些真正的FANS，从不要求我签名，只要求我盖章。他们拿了我盖了章的纸，转过背就买搞倒卖去了。有些FANS纸准备得不够，竟从手提包里拿出卫生纸来欺上瞒下，不过，我喜欢，把章盖得更有力。她们拿去，有些换了箩卜，有些换了汽车、房子、钢铁，有些换了祖国山河的地皮，也有换美国绿卡的。 我的FANS中也有一些美女，她们多来自恐龙之乡，可名曰恐龙2代。沾我的光，她们发了！现在我一般不亲自接待FANS了，这项工作交给她们接个班。而今其中一个她要打个喷嚏，立即有不计其数的人抬来风向标、辩音器、弧射波测定仪、X光透视机来分析她喷嚏。企图搞清这一喷嚏倒底要打翻哪些人、打到哪些地方、是真打还是假打、是李白清似假打还是陈小同似假打。实在没有门路的人，只好街边边上找个会阴阳八卦的假瞎子对那个喷嚏算命了。 我的FANS是不是很酷啊？ |
|
文艺广场 |
| 1........流行音乐与现场演出 |
|
文/袁越 1999年可以说是中国流行乐坛的"音乐节年"，大大小小的由啤酒商赞助的音乐节此起彼伏，马上在上海还要办一个口气更大的"亚洲音乐节"，老百姓真是享足了耳（眼？）福。内地和港台的歌星们也趁热杀向各地的体育馆，老崔则干脆跑到美国来过了把演出瘾，让我们这些客居海外的中国人也能在异乡的土地上撒回野。 这些现场演出将会使许多中国歌迷第一次意识到流行歌曲不光可以买回家躲在蚊帐里听，而且还可以和朋友们一道去现场感受那热烈的气氛。 唱片商们也将会意识到推销唱片不只是拿歌去电台打榜，或者让记者造几条花边新闻就行了，而且还可以让歌手去直接面对听众，让商品去直接面对消费者，让消费者自己做决定。演出赚到的门票钱还可以弥补一下盗版造成的损失，真可谓一箭双雕。 现场演出的确是繁荣歌坛的重要手段，但笔者认为这些规模巨大的音乐节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建立一个健康的流行音乐市场的关键在于建立一个健全合理的小型商业演出机制。理由很简单，因为这种小型商业演出才应该是音乐人才的主要来源和培训基地。 这种演出有两个关键。第一是"小型"，百十来人即可，好让听众与歌者融洽地沟通；收费不能贵，好让普通老百姓不用非得吃上一个礼拜窝窝头才听得起；地点不能太偏僻，好让老百姓不用先得坐车到四道口再换二十六路才去得了；音乐风格尽可以百花齐放，但每个地方的音乐风格最好相对固定，好让老百姓有个准备（这样可为老板省下一笔广告费）。好在这样的地方并不难找，那遍布每个城市的大大小小的饭馆，酒吧，茶馆，咖啡馆都可以成为音乐演出的理想场所。 第二个关键是"商业"。演出主办者要能赚钱，这自不必说，要不谁愿干呢？但更主要的是要保证演唱者有合理的收入，这样才能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这样他们才能专心提高技艺。我这个主意是不是很好？其实这不是我想出来的，这只不过是当今美国流行音乐市场的典型运作方式而已。 在我所住过和到过的所有美国城市里，不管其规模大小，都会有一份免费的周报，而且大都不约而同地在每周四发向每一个小店，每一个街头自动售报机。报纸都很厚，但除了几篇没什么大意思的文章和整版的商业广告外，全都是有关该城这个周末的娱乐消息，其中占最大篇幅的大都是有关音乐的消息。其中有下周在本地各个音乐厅里演出的乐队的简介，但更多的是全城各个酒吧和咖啡馆的演出排期表。这些预告大都按音乐类别详细地分类，好方便读者挑选。以我现在居住的圣地亚哥市为例，这个排期表就分摇滚（Rock）、另类（Alternative）、流行（Pop/Top40）、爵士/大乐队（Jazz/BigBand）、雷击/斯卡（Reggae/Ska）、乡村音乐（Country）、原声/民歌（Acoustic/Folk）、布鲁斯/灵歌（Blues/Soul）和其他（EverythingElse）等九大类，几乎囊括了每一种现在在美国流行的音乐种类。每一类都有十几到几十支当地乐队（Local Band）轮番在各个酒吧打工。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表里没有现在正流行的电子音乐，但如果你要想听的话去迪厅就可以了。这些酒吧饭馆大都不收门票，或者只收几块钱，比起一场音乐会的几十甚至上百块钱的门票来简直算不上一回事。老板赚的是饭和酒水钱，而每一个来听音乐的人怎么也得买杯啤酒吧？我认识几个当地的乐手，他们每晚的收入大都有几十至上百美元，这样的演出每周来上个十几场是常事，他们的基本生活就不用愁了。当然很多人白天还兼着份差，这样就完全可以过上个小康生活。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很刻苦，一来要保住饭碗，二来如果有某个唱片商看中他们，那可就发了。 当然，如果你认为他们只是在为钱而唱歌，那恐怕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对音乐都很投入，聊起音乐来都是眉飞色舞，一肚子想法。多年舞台生涯的磨炼使得这些人的演奏水平都相当高，随便哪一个大概都可以在中国的录音室里找到一份专职乐手的差事。美国所有城市的这些半职业乐手加起来恐怕得有好几万，这些人构成了一个巨大的人才库。唱片商们可以从这里精心挑选想要的人才。这就构成了一个激烈竞争的环境。从酒吧，再到小型演唱会，最后到全国巡演，世界明星，这一道道阶梯在为乐手们提供奋斗目标的同时，还保证了他们在成功前能过上小康的生活。要知道，真正的竞争必须有淘汰，而且需要时间。能否保证被淘汰的人还能维持相对安定的生活是能否吸引人来参加竞争的关键之一，而能否耐心地给参加竞争的人提供一个正常的环境去成长，则是这种竞争能否选到真正优秀的人才的重要条件。在这一点上急功近利是要不得的。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这些小型演出不但可以让乐手们经常接触听众，了解他们的需要，而且还可以让广大听众随时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鲜活的音乐，让音乐很自然地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种良性循环造就了美国这个世界上最繁荣的音乐市场。资本家们赚到了钱，老百姓更是得到了享受。 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中国。现在中国音乐界人人在喊市场不景气，有人怨音乐人不思进取，有人怨政府打击盗版不力，还有人怨老百姓音乐水平低，不识货，等等一大堆理由。要我看，这每一个理由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没说到点子上。就象任何事情一样，音乐需要有人来做。能否吸引到大量优秀的人才来 从事这个事业，这才是最根本的地方。中国的流行音乐在发掘人才的方法上存在着许多问题，音乐人才要么从战争年代遗留下来的文工团体系中出，要么由所谓专家当评委的歌唱大赛中找，要么干脆从大街上捡漂亮的姑娘小伙儿回家闭门造车似的来几年封闭训练。这些不正常的人才选拔方式使中国流行音乐出现了许多怪现象。 其一，假唱见多不怪。你想啊，歌手都是靠漂亮脸蛋吸引听众，在电视上露脸才是最主要的，真唱岂不要破坏美好形象吗？ 其二，演奏乐手扳扳手指就能数过来。中国流行乐坛出名的都是歌手，为保证录音质量，他们的录音都找为数不多的几个"棚虫"来演奏。当然这些乐手中不乏出色的艺人，但他们的垄断造成了音乐风格的停滞不前。那么我们的乐手都到哪儿去了？在一个缺少演出机会的音乐界，在一个当不了腕儿就没出息的环境里，当乐手可不是吃力不讨好吗？ 其三，音乐种类单一。流行音乐除了去电台打榜，就是上电视晚会这一条路了，两者早就形成了一定的模式，想改也改不了了。歌手们想要出名，自然得按照两者定下的规矩办事，而不是顺从市场的规律，或者发挥自己的个性。反过来，老百姓也没机会听到别的声音，他们即使烦了也不知道还有什么其它选择。 其四，巡回演出居然是贬义词。"走穴"这个词不知道是谁发明的，反正在我听来这不是什么好词儿。老百姓干嘛这么恨演出，这其中自有道理。 这种晚会（大杂烩？）式的巡回演出是许多偏僻地方的老百姓能在现场听到流行音乐的唯一方式，它的高价与其真正价值不符，老百姓自然要骂街了。有意思的是他们骂归骂，到时候还是买票去看，可见现场演出应该有其市场！ 其五，卡拉OK大行其道。既然在现场听音乐另有一番魅力，在机会不多的情况下，中国老百姓干脆自己唱！在亲朋好友面前过一会演出瘾。虽然卡拉OK在普及流行音乐上有着不可忽视的功劳，但同时也造就了一个畸形的音乐市场：以能否被卡拉OK当作衡量音乐水平的唯一标准。这个标准使得专业音乐家必须去低就于普通老百姓的音乐水平，从根本上降低了中国流行音乐的整体素质，还使得有志于此的年轻人都去练嗓子了，而没人去练琴。 其六，看演出成了高消费。其实中国也有小型商业演出，那就是各地的夜总会。可不知为什么这些夜总会无一例外地成了高消费的代表，再加上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色情问题，使得这些夜总会在老百姓的眼睛里成了藏污纳垢的所在。不过也难怪老百姓看不顺眼，中国的夜总会里都是些漂亮的姑娘在大唱卡拉OK，歌曲又都是男欢女爱什么的，这些歌少男少女听听也就算了，一个中年的事业小有所成的男老板还去听这些，可就有点儿那个了。 其七，摇滚乐脱离群众。按说，中国的摇滚乐是最会利用小型演出的，使馆区附近的摇滚酒吧自不必说，这些乐队办的摇滚Party更是京城一景，在这些Party上培养出来的许多音乐人成了中国流行音乐的中坚力量，许多流行专辑都得找这些乐手来演奏。但由于多种原因，这类Party只在北京和少数几个大城市的外国人聚居区才见得着，广大老百姓去听过的没几个。在这种情况下摇滚乐自然只能在接触外国文化较多的少数大学生里流行，始终进不去主流市场，除非你象零点乐队那样成了披着狼皮的羊。 其八，摇滚新秀净是朋克。你如果曾喜欢过中国摇滚乐，你一定读到过许多艺人早年吃方便面抽国产烟屁股的故事吧？艺术家的成长是需要时间，是要付出代价，但是否非得弄得这么狼狈呢？早年这些人靠的是一种那代人特有的精神，可你去看看现在的年轻人，他们要的是立即回报。在摇滚老炮都功成名就地去当棚虫后，京城的摇滚酒吧急需新鲜血液。当这些年轻人发现只要自己玩的是朋克，就可以只练熟三个和弦便跳上舞台过把瘾，那还有什么能止得住这股朋克狂潮呢？ 总之，小型商业演出机制的不健全造成了中国流行音乐选材上的困难。 毛主席说什么来着？人多力量大。有了人，自然会有新主意，好想法，英雄也自然会冒出来。相反，没有人，不管你再怎么改革制度，再怎么大玩签约、跳槽、度身定做、改歌路……也是白搭。 这一点也可以用到别的领域。比如相声，这个中国特有的国粹据说很不景气，要说原因，你只要数数在近几届春节晚会上出场的相声演员的总人数就知道原因了。相声界的人也知道原因，但光靠办个相声征稿大赛解决不了多大问题。我们有多少专门表演相声或者其它的滑稽戏的演出场所呢？有多少业余的搞笑高手就这样埋没了。再比如足球，哎！ |
| 1........黄纪苏新诗稿 |
|
我向沙滩寻找你的留言 ——八四年 夜海上停着艘灯火游乐船 茫茫中亮着灯 ——八四年 理想主义者的造像 黑夜 ——八四年 雪·路·儿童 银灰的天空汇入冥想 ——九二岁尾 赠友人 这是写给一个失恋朋友的。浅吟低唱间依稀 就让晨风牵着你 ——九三，七。 池塘即景 一 风在水面戏笔 二 一条鱼误吞饵食 三 小鱼跃出水 ——九七年 |
|
（一）《工业化时代诗与歌》CD开通邮购业务，全国听众可以汇款至下列地址订购（每张30元人民币，含邮资。）： （二）最新唱片《工业化时代的诗与歌》CD正式发行 由中国文采声像出版公司出版发行的《工业化时代的诗与歌》（标准编码ISRC
CN-A51-00-302-00/A·J6）近日在北京上市。目前，正逐渐进入首都各主要书店。另外，有关门户网站也将配合网络销售，听众可以通过网上订购。 ＊＊代理销售书店： 1)三联书店 ＊＊网络直销代理（限北京地区）： e国网 http://www.eguo.com/ http://www.enetchina.com/ ＊＊特别服务： 小红帽快递： |
| 返回 |
| 黑板报信息 |
| “在夜晚我不觉得孤独，在大地的黑暗里，我是人民，无数的人民，我的声音里有纯洁的力量。”欢迎访问《黑板报文艺》网站
本期编辑：《黑板报文艺》编辑部 如果你觉得《黑板报文艺周刊》好的话，请推荐给你的朋友；有需要 本刊物所有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转载须事先与黑板报联系。 |
| 返回 |
网易版权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