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电子杂志—黑板报文艺周刊
2001.08.10 星期五总第7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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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稿 编辑的话 《黑板报文艺周刊》创刊于1999年12月，是一份进步的文艺类电子刊物，每周五发送。我们办刊宗旨是“在民间、为民间、与民间”，为广大劳动人民和弱势人群争取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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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别忘了“安源“那幅油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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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上班后，如往常那样查阅一下有关新闻，跃入眼帘的是“金羊网”转发的一则报道：“广西发生矿井透水事故200余人被困井下生死不明”。对于这则消息，即使像笔者这样从事专业叁十余年生涯，也感到极大的震动。如果情况属实，“200余人”，意味着这个矿山的开采具相当规模，意味着这可能是一起建国以来最大的井下伤亡事故。 在读完报道中，我的震动很快变成惊讶，甚至张口结舌。这个变化是由报道中的一个简短的注解引起的。“废旧矿井通常灌满水入内，以防地层下陷。”对着这几个字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反复读了五、六次。 地下水是地下工程的最严重的威胁，地下水一旦涌进矿井，不仅救援困难、井下矿工难以幸免；还会引发矿井的坍塌，甚至报废。这是每一个地下工程人员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知识，就如医院的医生或院长应该知道“氰化钾”是一种立致人死地的物质，是同样道理得。因此无论是隧道、竖井还是矿井，历来都万万分慎重处理地下水，国外、国内概莫能外。 平衡地应力、预防地面下陷，并不是一个新课题，世界上每一个矿山都同样需要解决。解决的方法很多，如“留矿柱”、回采充填、浇筑衬垫、矿坑锚定等等，唯独没有“灌水”法。往废旧矿井灌水，然后再让矿工在一个“人工大水包”之下去采矿，无疑是拿社会财产、矿工生命去开玩笑！因此，历来的地下工程只有向外排水，绝不会往里灌水的。 “灌水”可以抵抗采空区的部分下陷，无疑比“废石充填”等其他方法省事省钱。也许我的技术观念太陈旧了，现今已发明了“灌水平衡”的新方法。我带着这个疑问，借助Internet浏览了一些国内外得着名专业网站，可惜一无所获。 我不禁暗思量：“灌水平衡”是一种明显错误的方法，就是它为矿坑突水提供了客观水源；如果媒体的报道和我的猜测基本属实，那么谁应对这项错误的处理负责呢？是“发明者”，还是决定采纳这项“新发明”的领导或矿主？ 不知不觉中，我由惊讶陷入了对一段往事的回忆中。 1999年9月6日，一道正在掘进施工中的隧道，发生了一起同样也是轰动全国大塌方事故，22人被困。我曾参与事故处理工作。为了制定处理方案，我向事故单位领导和技术人员了解塌方前后的情况，以便对塌方的原因作出判断。在了解中，使我诧异的是：如此巨大事故的原因并不复杂，是由隧道穿越的一道灰岩“溶沟”引起的。当时如能及时浇筑钢筋混凝土衬砌，一切事情都不会发生。可惜就是这样简单的一个问题被忽视了，而且过了好一段日子，直到登陆后的13号台风慢悠悠地赶了近两百公里的路，然后在那个位于崇山峻岭的隧道上空撒了一阵雨，结果就把十余万立方米的泥土推进隧道，堵塞了180米隧道，孕成了重大事故。死亡人员5人，事故处理直接费用近一千万元。 我和有关人员交谈时，曾问：“你们为什么不及时衬砌呢？”得到的答复是“我们不知道那是溶沟，也不懂得它的危险。” 南丹事故可能是因为不懂得地下水对矿坑的致命威胁而造成的，隧道事故是因为不认识灰岩溶沟造成的；就如医生和院长不懂得“氰化钾”一样，能不令人惊讶吗？因为这些都是他们“应知应会”的基本知识呀！ 事实上，近一年多来出现的重大恶性事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例如4月份发生的铜川陈家山煤矿和韩城峪口煤矿两起特大井下爆炸事故，无论是瓦斯、或是粉尘引起，如果矿山能基本按通风除尘规程执行，绝对不会发生数十人死亡的悲剧。又如新疆9.8运送废弹药车辆的特大爆炸事故，虽裁定为“意外事故”，但笔者还是认为，弹药库必定设在人烟稀少地方，如果运送车辆的装载量、装载品种符合危险品运输要求，运输路线避开人口稠密区，即使道路再崎岖，也不可能造成了60人死亡，170人受伤的极其严重后果。 这些可以部分避免或完全避免的事故，频繁出现，究竟是什么原因？是中国的文化技术水平太低吗？要知道，新中国已经建立了半个世纪，培养了大量的大学生，也有不少的学士、硕士、博士，企业和政府的各级主要领导、甚至很多工作人员，都是有“文凭”的呀！ 去年年底，与一位曾奋战在大西南的老朋友相遇，谈及那次隧道塌方事件，我俩不胜感慨：当年我国自行建设成昆铁路，无论客观地质条件或是主观技术能力，都比现在困难得多，一个工程专业人员就得管十余公里的线路，却从没出现过如此重大的事故。 重大恶性事故连绵不断的原因在那里？说法很多，有经济的、体制的、制度的、监督的……等等，我不能完全吃准。就我的经历而言，有一点似乎是吃得比较准的，那就是“金钱心态”的作祟。在这种心态的推动下，一些人把一切从事实际工作的知识斥之为“硬科学”，不屑理睬；相反，把“软科学”歪曲成“人际关系学”、“权术学”，乐此不倦。我不禁悲愤地问一句事故单位和地区的领导：你们下过几次矿井？ 最后，我高喊一句：别忘了“安源“那幅油画，否则改革开放就会失败，百年强国梦会变成泡影，中华民族的前途就会毁在我们的手里。 盼南丹事故从此而殇。 |
| 1........人民的问题与人民的话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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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语 在“中国问题/中国话语”中，更重要的无疑是前者，只有找到问题，围绕对这一问题的阐释才能建构一套话语。而在当下这种气氛下提出“中国问题/中国话语”是要冒一定风险的。在许多人看来，全球化的大趋势不可阻挡，地球正成为一个地球村，人们的联系日趋紧密，区域性事件成为国际性事件，此情此景，何来“中国问题”，更何来“中国话语”？提出这一问题有重复“冷战思维”的嫌疑，有将中国孤立和本质主义的嫌疑，等等。 但事实并非如此。以民族国家而论，今天的现实还未达到如许多全球化论者所主张的那种消亡，在国际贸易中，民族国家仍然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跨国资本尽管遍及全球，但仍然有一个中心，它仍然要受到“国家利益”的制约。经济上如此，文化上同样如此。就文化而论，在一些经受了后现代主义洗礼，主张多元化的学者看来，提出“中国问题/中国话语”，将会忽视中国文化自身历史构成的多元性，以及汉民族文化对于其它少数民族文化的同化问题。这一问题容后再述，但这里有一点必须明确，那就是在民族国家内部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同化，与今日全球化而来的同化并不是同一个层次上的问题。其一，民族国家内部各民族文化的同化是历史长期演变的结果；其二，这种在同一社会形态下随各民族融合与交流而来的文化同化，与今日强势文化随资本而来的强迫式同化不是同一个性质的问题。前者是相互的，而后者是单方面的。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认为“中国问题/中国话语”的提出，是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的。 但是另一方面，要彻底避免上述批评。“中国问题/中国话语”必须明确地限定其内涵。“中国问题/中国话语”应该是在特定意义上而非普遍意义上，对于不同的人来说，有不同的“中国问题”。对于有些人来说，现实中的问题，只是发展中的问题，通过健全社会合理性和社会公正，这些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但是对另一些人来说，比公正更重要的是自身的解放，只有在解放自身的前提下，才有真正的公正，因此，“中国问题/中国话语”的确切内涵应该是“人民的问题/人民的话语”。 一、民族文化的构成 重要的问题在于，是把民族文化视为一个均质的、统一的整体，还是把民族文化视为一个由不同社会集团、阶层的文化所构成的、充满斗争的复合体。印度诗人阿贾兹·阿哈默德在批评美国学者杰姆逊时，就指出对方错把印度文化当成一个整体。事实上，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阿哈默德运用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文化的构成的理论。此处要涉及一个争论激烈的范畴，即阶级问题。尽管有众多学者指出阶级范畴单从经济角度入手，存在着不足，但人们还是认为这个范畴是必要的，以更具体和更具操作性的种族（Race）、性别（Gender）等概念对之进行补充是可行的，但却不能取代阶级这一范畴。① 其次，抛开人所共知的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文化构成的理论不谈，单从文化概念本身也可证明这一点。文化这一术语至少可以在两种意义上使用，但在每种意义上，文化都具有区别的作用。首先，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即进化的意义上，文化区分了人与动物、社会的先进与落后。其次，在同一文化内部，文化区分了高级与低级、高雅与低俗，相应地确立了社会成员的认同感，这也就是说文化本身不是一个完整统一体。在社会学内部，美国的芝加哥学派之所以批评以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为代表的功能学派，恰好在于后者将文化视为一个完整同一体，而忽视了同一文化中不同派别之间的斗争和文化的发展问题。 如果把民族文化视为一个完整的统一体，而忽视了民族文化自身构成的复杂性，将不可避免地陷入东方/西方，或民族/世界的二元对立。许多学者希望在今日全球化的压迫下保全自己的民族文化，同时又超越这种二元对立，但如何才能超越呢？二元对立隐含了一方对于另一方的优先地位，在主张微观政治和边缘游击战的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多元化是最好的方法，但是多元化并不见得能解决根本问题。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德里达在反对针对解构主义的虚无主义问题的指责时说，他并不是要消除理性本身，理性的统治仍然无所不在，他只是藉此指出新的可能性。英国学者克里斯托弗·诺里斯因此把德里达仍然置于理性传统中，指责哈贝马斯，并为德里达辩护②。把问题引申开来，这也就是说多元化本身并不能彻底消除二元对立，在民族/世界，或倒过来在世界/民族这一对立中，提倡多元化，并不能消除这种对立以及一方对另一方的优先地位。 另一些学者反对本质主义的民族文化观，主张民族文化是在不断地与他民族的互相交流中形成和发展的，这无疑是正确的。但这种观点仍然没有从民族文化的构成上入手，而仅仅关注同一民族文化中不同民族的关系，即仍然把同一民族或民族共同体内各民族文化视为不同的统一体。这样，事实上就仍然没有摆脱本质主义的困扰。其次，这些学者把民族共同体内部各民族文化的同化与现在随经济全球化而来的文化同化混为一谈，我们前面已经说了，这两种同化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 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忽视了民族文化自身的构成，将无力回答我们究竟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民族文化问题。如果相信一个民族的未来就是资本主义，那么在文化上，它除了模仿资本主义，或者退回到臆想的本质主义的民族文化中，还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呢？但早已有西方学者毫不客气地指出，类似新儒学之类只是一厢情愿地企图作为资本主义全球文化的区域性替代品，它并无力量与资本主义相抗衡，并不能改变这些地区文化在本质上的资本主义性质。③ 其次，任何民族文化现在确实处于全球化的威胁之中，全球化是我们谈论一个民族文化的必然的语境，但是决定语言或指意行为的却不仅仅是语境。语境对语言的决定是在差异和区别意义上，而语言却不仅仅在差异意义上被使用。决定语言或指意行为的起码还涉及到由谁来说，或者言说的动机。同理，对于民族文化来说，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民族文化问题。奴隶主与奴隶是对立的，如果奴隶消灭奴隶主是为了取而代之，奴隶就将永远受制于奴隶主，这不是真正的解放。奴隶的真正解放当然要消灭奴隶主，但目的却是为了成为人，人比奴隶主更高，这一奴隶主/奴隶的二元对立才能真正被超越，除非奴隶主可以宣称自己的形象就是人的最后形象，人的历史到奴隶主终结。这当然是在历史、主体、解放这一意义上而言，对于放弃了这一宏大叙事的人，奴隶主/奴隶的对立永远存在。不过对于尼采来说，人类仍有一个未来的形象，即超人，即使反对宏大叙事者如法国思想家利奥塔，也仍然坚持康德所说的调节性原理的必要性，④因此，不仅仅在对抗全球化的意义上，更是在这种对抗中建立什么样的民族文化的意义上，提出“中国问题/中国话语”，才有真正的价值。 二、全球化的文化逻辑 只有理清了上述前提，我们才能谈论全球化对民族文化有什么影响。全球化的现象没有人否认，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全球化的性质，以及诸如全球化是否是西方化或资本主义文化，全球化是否将导致单一的全球资本主义文化等问题上。 在《共产党宣言》广为人们所引用的论述全球化这一资本主义必然趋势的一段话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阐释了全球化的内在根源：“不断扩大产品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同时也阐明了其可能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但更重要的在于阐明了这种全球化的性质：“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⑤。也就是说，资本的全球化并未改变资本的私人占有性，正因如此，“资产阶级愈发展，无产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跟着发展”。⑥资本主义在今天尽管有了种种改变，但在其根本性质上却没有改变。众所周知，资本主义的两个根本前提条件是，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以及这种财产的继承权。 其次，就文化而论，这种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价值观念的普遍化、全球化，无论是人类学，还是社会学，两者均强调价值观念对于文化的重要性。1952年，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A.L.Kroeber）和克莱德·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在列举了一百多种关于文化的不同定义后总结说：“文化由行为模式所组成，这些行为模式通过符号获取和传递……但最重要的核心是观念，特别是这些观念所附着的价值”⑦。社会功能学派的帕森斯同样强调价值观念对于文化的重要性，尽管他将自己对文化研究的重点集中于宗教，以及将民族文化视为一个整体，忽视了价值观念本身的变化，从而受到了批评，但这些批评者，如著名的社会学家玛格丽特·阿切尔（Margaret Archer）在《文化和代理人》中仍然强调了价值观念对于文化的重要性，只不过争论的焦点集中于同一文化内部的多元性、价值的发展等等问题。因此我们得出结论：全球化在文化上即是资本主义价值观念的普遍化和全球化。 三、文化霸权 这种资本主义价值观念的普遍化和全球化，对于一个民族文化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如前所述，我们认为一个民族文化并不是一个整体，那么这种影响就是极为复杂的。 首先，在同一民族文化中，各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地位并不是平等的。德国社会学家埃利亚斯在探讨德法两国文化的起源时指出了这一点。德国贵族首先接受了法国宫廷文化，贵族文化占据了压倒性的地位，并在德国成为文明的代言人，德国的知识分子由于被排除于贵族之外，从而发展了与宫廷礼仪相对的“自然”文化观，而法国贵族由于与第三等级的融合，因此将宫廷文化成功地作为整个法国社会的文化。⑧尽管这说明了在一个民族文化中一种文化占据统治地位的复杂情况，但同样也说明了民族文化内部各种文化之间的地位是不平等的。 其次，如同安东尼奥·葛兰西所说，文化是与权力相联系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总是要建立与自己的统治相应的“文化霸权”，并通过种种方法使被统治者自发地认同这种文化，接受其统治。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今日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加强了“文化霸权”。人们常常谈论多元化以及文化的自下而上的影响，即玛格丽特·阿切尔所说的文化的上行。但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多元化”只是一个幻觉，芝加哥学派对文化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注意不够，玛格丽特·阿切尔强调文化代理人（即个人）行使个人行为的自主性，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这种个人在观念选择上的多样性当然体现了作为价值观念的文化与其代理人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但却不足以消除文化的强迫性和权力性。她的观点不过是西方民主制度带给某些个人的自由的错觉而已。同样，对亚文化（Sub—Culture）的关注，把葛兰西所说的被压迫人民为争夺“文化霸权”的反文化斗争等同于亚文化或边缘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对立，包括文化研究在内，也都存在这一个问题。 这一方面是由于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对文化与权力之间关系的忽视所造成的。精英文化固然常常与统治者合谋，但争夺文化霸权的斗争并不必然体现为精英与非精英的对立，一个法西斯听着贝多芬的乐曲屠杀犹太人固然可怕，一个法西斯同样可以听着爵士乐屠杀犹太人，这又有什么分别？人们常常把爵士乐、牛仔裤一类的普及当成文化多元化的表现，当成冲破了文化高低界限的标志，而忽略了这背后的文化霸权仍然存在。从淘金者穿在身上的帆布裤到李维斯牛仔裤，从动感强烈的加勒比海民间音乐到今日的锐洁（Reggae），有着漫长的过程和巨大的区别。这种区别正如从利物浦街头愤怒的青年，到风靡全球的甲壳虫乐队之间的区别，中间隔着一个海洋。大众文化有着自己的等级，并制造着虚幻的文化认同感，从高级品牌到大众品牌，直到模仿品牌的膺品，这是我们每天可以看到的事实。 更重要的问题在于，谁能够轻易把所谓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当成人民的文化(People's culture )，从而把大众文化的普及当成人民反抗“文化霸权”的胜利？如果我们不囿于一个陈见，即认为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仅仅嘲讽了斯大林，那么我们从中所看到的就将是所有“资本主义铁笼”的普遍情景：在那里，真理部制造谎言，通俗部制造满足人民感官的一切东西，但却是出于控制的目的。当然不能把文化霸权简单等同于经济或阶级，或者是意识形态自上而下的灌输，但“文化”的本来意思即是栽种和教化，这是根本性的。 由此我们看到，全球化对于民族文化各个组成部分的影响是不同的，如果全球化在文化逻辑上即是资本主义价值观念的全球化，那么民族文化中受冲击最大的将是人民的文化。因此我们不难理解把法国宫廷礼仪当成自己文化的首先是德国贵族。正是在反对文化霸权和对资本主义价值观念的全球化的抵制这种意义上，“中国问题/中国话语”有着不可替代的积极意义。 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代表加·查·斯皮瓦克在《属下能够说话吗？》一文中的绝对悲观主义立场，即认为属下永远不能表达他们自己的观点受到了众多批评。斯皮瓦克提出了再现（表征）问题，即谁能代表人民说话的问题。在葛兰西看来，问题却不是这样，因为知识分子分属于不同的社会集团，每一个集团都有自己的代言人。⑨在今天，对于那些愿意并且努力与人民站在一起的人来说，“中国问题/中国话语”将成为他们奋斗的方向。 （作者为四川大学文艺学博士生） ①安东尼奥·克拉里等《世界新秩序中的马克思主义：危机与可能性》，弗里德里克·杰姆逊《论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见《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第49—53、第78—79，俞可平主编，中央编泽出版社，1998。 ②④Christopher Norris, What's wrong with post modernism, P.13、P.44—74，Harvester wheatsheaf，1990。 ③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氛围》第70—74、第227—262，王宁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⑤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5、第257，中央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1972。 ⑦转引自Tracey skelton & Tim Allen，〖ZZ(Z〗Culture and Global Change, P.13，Routleage，1999。 ⑧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第一卷），第59—105，王佩莉译，三联书店，1998。 ⑨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第1—18，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
| 1........讲一个鬼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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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河北地面上有个张三爷，好赌嗜酒，把家当折腾个精光。媳妇也劝不住他，还经常挨他打骂。可怜小媳妇，独守空房，整日以泪洗面。 一日，张三爷输光喝足，打道回府。月淡星稀，寒露浸身。正走着，见前面路边坐着一个女子，素衣白裙，跣足散发。张三爷心念一转，想这深更半夜，哪来独身女子在野地荒郊？于是操起手中钢鞭，一鞭子就抽了过去。女子一声惨叫，顷刻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果然是鬼！ 来到家门口，看屋里还亮着灯，心里有点纳闷，就蹑足凑到窗边，往里细看。原来媳妇坐在炕上，在灯底下纺线。正要进门，忽听得有人讲话，就又退到窗边再看。见屋里不只媳妇一人，边上还有一个女子。小媳妇纺出一根线，那女子就伸手把它挑断，反反复复，一直如此。小媳妇不断叹气，怨自己福薄，丈夫又赌又喝，不理家事，自己纺个线还纺不成，不觉泪水涟涟。这时候，见边上女子说话： “活该倒霉，谁让你错嫁人家。死了算了，阴间倒比阳间好，吃烧饼，穿红袄……” 张三爷心里顿时明了，这女子分明是鬼，而且正是刚才挨了自己一钢鞭抽的，没想到竟抽到了这里。想必自己媳妇是看不见鬼魂，也听不见鬼说话的，以为纺线不得，运气悖极。 忽然，见媳妇起身，伤心得浑身哆嗦。那女鬼到一边搬来凳子，又找来绳索，甩到梁上，绑得牢牢的，还帮小媳妇踩上凳子。眼见媳妇就要把头钻进绳套，张三爷一脚踢开屋门，手执钢鞭，直朝女鬼奔去。那女鬼或有记性，刹那间就跑了。 为什么张三爷就看得见鬼，小媳妇就看不见？说是阳气旺的不招鬼，鬼来了也显原形；而阳气不足的，自然鬼就容易附体，而且人鬼纠缠，分不清哪些念头是自己的，哪些是鬼的，所谓“心里有鬼”。 从此张三爷痛改前非，对小媳妇既亲又爱，前后判若两人。可是，女鬼并不罢休。她前次造访，为的是找替死的好去投胎。这好不容易等来机会，被张三爷的钢鞭赶跑了。据说，阴间还有规定，这一次机会错过，要再等上三年。于是，三年间，张三爷家就没有太平，总有莫名其妙的事发生。比如做锅粥，熟了，一揭盖，见里面撒了一把草灰。张三爷认定是女鬼作怪，反而比从前更体恤妻子。一有不对，总是谦让，不和睦的事也非把它做和睦了。三年一过，女鬼找别的替死的去了，而张三爷的性子实际也炼温良了。 这个故事，说白了，就是民间的一种教化，或是受屈辱的女子之间流传的一份愿望。有几个赌徒回心转意的？又有几个不幸媳妇靠着男子的回心转意而幸福的？ 在昌明社会里，是不兴讲鬼的。但社会的逼迫凶恶的时候，鬼就多了起来。聊斋当然不是打头的，只不过集了大成；而鲁迅也不是最后一个，只不过青出于蓝。 鬼的故事里面，女鬼是最多的，而女鬼总是屈死的，吊死的。女子是那么凄美，那么柔弱，是弱中之弱；而鬼总是被迫死的，是被迫中之被迫。做了鬼了，而且是女鬼，还有什么可说的？还有什么出路？要不就投胎转世。可这也很不容易，先要找一个替死鬼。谁做这个替死鬼？男子是不做的，因为他阳气盛，即使做了很多坏事也不打紧，他一眼就看穿了你的心思，还手执钢鞭一鞭子把你抽跑。又轮到女子了，而这个即将替死的女子又何尝不冤屈呢？又何尝不是与女鬼一样命运的可怜人呢？ 我到底还是不明白，女鬼为什么要投胎？为什么要寻和自己一样命苦的人替死？再说，阳间又有什么好？阳间不就是那个原先屈死你的阳间吗？ 鲁迅写《女吊》，也是女鬼的故事，写在1936年，正值他生命的最后关头。他在文章里几次提到上海的“前进作家”，说他们“憎恶报复”，而女吊是“一个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他似乎在赞美女鬼，似乎想告诉我们一点鬼的道理。可是，在结束的时候，他又说：“她有时也单是‘讨替代’，忘记了复仇。” 这是一篇决绝的思想遗嘱，永世不得翻身！ 鬼要是不讨替代，专事复仇就好了。悲哀的是讨了替代，却要重蹈覆辙；而不讨替代、专事复仇，却始终就在阴间。但果然是阴间好吗？果然在阴间吃烧饼、穿红袄吗？ 36年，鲁迅病中写下《女吊》。他就要去做鬼了，而且他看来是不准备讨替代再回转阳间了，他要专事复仇，把你们统统吊死，一个也不放过。他在电影院里看苏联红场的阅兵式，对萧红说：这个我看不见了，你们，还有海婴，或许能看见。 看见了又怎样？难道胜利只是复仇的鬼们讨了替代的成功吗？难道鬼们除了讨得替代就别无生还之机吗？看来只好复仇，一直复仇下去，直到永远。阿门！ |
| 1........黑眼看同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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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居是个老词，早在唐朝就已经出现了，据闲人考证，敦煌遗书残卷就有“优先婚前同居”的标题残文，只是近几年才开始流行起来。同居本是个中性词，泛指二人以上同住。只有今天的汉语语境里，它才被赋予特殊的含义，今天我们说起同居，特指男女二人同居一室，无婚姻之名而行婚姻之实。 古人没赶上今天开放的好时光，无暇顾及同居问题，他们对私奔更感兴趣。于是便有了一段段佳话，文君当垆、红拂夜奔等等。想来也是，面对如铁的礼教宗法，逃出虎口才是当务之急，至于安定下来同居嘛，那是骑自行车望奔驰--只能想想而已。 比私奔更激进的是野合，也就是今天一夜情的鼻祖，不过那是更古的事了。《诗经》里“野有死麇，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讲的就是这么回事。据记载，孔老夫子就是这种惊世未了情的结晶，上大学的时候，到曲阜旅游，一位老教授指着绿油油的麦田，对我们说，那就是孔子父母曾经野合过的地方。 私奔也好，野合也罢，都得背着人进行，未免不爽利。而今的同居则不然，可以光明正大地进行，且进行到底。至少在大城市是这样，万人海中一身藏，谁认识谁呀？小地方好象不行，在那里人们无聊时谈论的话题不是天气，而是谁家的闺女换了男朋友。同居好不好？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要做具体分析。好比一把菜刀，握在刘仪伟手里，能把萝卜刻成凤凰，要是落到赵姨娘手里，能把凤姐剁成萝卜。 有人用世界上最红最红的语言赞美同居，说它可以增进了解、促进磨合、降低成本、提高产出，所有MBA具有的功能它全具备。更重要的是，同居可以为未来的婚姻铺上红地毯，从学生宿舍双层铺一直铺到洞房花烛宁式床。 也有人用世界上最黑最黑的语言诅咒同居，认为它败坏道德、扰乱婚姻、伤害妇女、逃避责任，所有人贩子干的坏事它都干了。更有甚者，同居还造成多起纠纷打斗、命案凶杀，简直就是“奸淫连命案，赌博出贼情。”其实两种说法都走了极端。同居，好比按揭买房，虽然有时也提心吊胆，但该享受的享受着，也值了；不同居，好比攒钱盖房，虽然暂时住窝棚，但将来能过一个塌实，细算也不亏。 与古代人相比，现代人最忍受不了等待。火车飞机比马车叫驴不知快了多少倍，还苦大仇深地编出个《等待戈多》来，比起尾生、姜子牙，那点等待算个啥。但现代人已经不愿等了，火车都要提速，何况情色男女。我记得中学时看过《青年一代》上说过这样一件事：某男想跟女友做景幻仙子所训之事，不好意思开口，就写了个条--“今夜能跟你在一起吗？”，他女友很快回了张条--“等待新婚之夜那神圣的时刻！”今天想起这个故事，恍若隔世一般。 现在男女无论求爱还是求欢，都不会用这么落后的方式，最腼腆的也用上QQ了。 当尼采宣布--上帝死了！那还有什么不可能发生呢？ 我一个朋友说，一夜情也好，同居也好，尽管被媒体炒得火热，其实终属于生活中的个别现象。我们这个时代喜欢把个别的东西拼命张扬，而把最普遍的东西忽略不计。 有时候我想，如果让现代人写那些经典文学名著会怎么样呢？比如《复活》，在托尔斯泰的笔下，聂赫留朵夫因为诱奸了卡秋莎，使她堕落成一个妓女最终坠入牢笼，聂赫留朵夫开始了真诚的忏悔和艰难的复活。这个故事，如果换现代作家来写，那简直是快快活活一夜情，聂赫留朵夫帮助卡秋莎认识了人生的奥秘，而且和她共同达到了人性的升华。你要敢跟这个作家争执吗？他会搬出一堆萨德缺德弗洛伊德把你压个半死。这就是时代的主旋律，卡秋莎哭就让她哭去，聂赫留朵夫叹就让他叹去，听拉拉牯叫唤还不种庄稼哩，听托尔斯泰说教还不同居作爱哩！ 当然，你会说，不应当拿十九世纪的道德标准来约束二十一世纪的人，那样过于道学和迂腐。这话也有道理，但问题是，做人还是应当有一条基本的底线。那就是，尽可能不要对无辜的人造成伤害。你可以象蛇一样狡猾，但要象鸽子一样无害。因为某些人的天堂可能就是另一些人的地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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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广场 |
| 1........两张账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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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如天文数字般的学费压肿了父母的双肩，也紧紧系在我的胸口。我知道这是父母亲的一筐筐鸡蛋、一担担小白菜换来的。 1998年我考进了重庆师范学院。9月10日上学那天，父亲把东拼西凑甚至卖牛换来的"血汗钱"放在我手里，深有感触地说："娃子，这大巴山穷山沟里，你就是咱们全村的希望呀，在大学里多为村里争口气。"父亲声音有些嘶哑，目光深沉，一缕阳光留恋地停在他的脸上。他的眼里透出一丝慈祥与温情。 一晃两年半过去了，父母亲苍老了，我却长大起来。 那天在系办公室领取贫困助学金，辅导员老师递给我一封信，信封是洁白的那种，印有当地邮戳--是一封家书，我迫不及待地拆开信封，原来家书是一张账单： 去年收入情况：谷2000余斤（两亩地），卖出800斤得388.00元（政府收购价48.5元/100斤），卖鸡蛋100个得50元（每个0.50元），卖猪仔4头得465.20元，母亲卖小菜100元，父亲退休金200元（学校财政亏空欠900元）。共计1203.20元。 支出：还贷款900元，农作物投资100.50元，村提留280元（700斤麦子抵价格40元/100斤），建校费每人50元(4人)共200元，照明电费6.60元(1.10元/度×6度)，人情往来送礼50元。共计：1537.10元 收支相抵得：-333.90元。 信末附上一句：一家人的日子再怎么精打细算，还是过不过来。咱穷人家孩子，在校可要好好学习，前途靠自己创造呀。为完成你的学业，我过完年后南下广州，找份养家糊口的差事…… 合上家书，我心里一紧，我仿佛看到退休后的父亲在悬崖边砸石头那滚流的汗水，想起了雨雾中母亲弓腰在菜园剪锄苍老的背影，我总免不了泪流满面。 回到寝室，我心里像压着一块巨石久久不能平静，这如天文数字般的学费压肿了父母的双肩，也紧紧系在我的心口。我知道这是父母亲的一筐筐鸡蛋、一担担小白菜换来的。对于贫困父母亲的儿子，又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春节过后，我已打好把这笔助学金寄回家去的主意，在汇款单的附言里我留下了这张清单： 大学二年级收支情况如下： 支出：学费1700元，班费20元，生活费110元/月×10月=1100元，英语四级133元（补习费110元+报考费23元），计算机报考200元（全国二级150元+市二级50元），普通话测试35元，买基本生活用品22.5元，买《活着》一书18.90元，补衬衣、棉袄5元，同学生病捐助20元。共计：3254.40元 收入：助学金300元，叁个家教共2050元（家教工资按15元/小时计算），寒假派送玉兰油150元（派出一个得0.15元），国家补助64元/月×10月=640元，稿费250元，奖学金8元/月×10月=80元。共计：3470元。 收支相抵得：+215.60元。 写完这些文字，我想起了流沙河的一首诗："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心态，中国人有中国人的耳朵"。我仿佛感觉到流沙河笔下的那只蟋蟀就在乡村的黄土地里唱，是父母在那片土地上"竭其地之出，禅其庐之入"地把我送出了大山。 |
| 1........为广西徐州等地死难民工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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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山柴门扉 忽如晴天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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